【原】皂荚树

      昨天回老家，太阳好的很。我们兴致很高，上坡去东岭村转了一下。

      盘盘桓桓的柏油路，一直铺到了坡上头。我们一直溜达到了大队部那里。——这里是当年村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娱乐中心。

      我这么说，是很负责任的。因为舅舅家在东岭村，而我八岁上学之前，一直就是长在这里吃在这里喝在这里耍的。

      东岭村比较大，一队在坡上面比较远的地方，二队和三队挨的比较近，靠近大队部。这里的人，基本上都认识我。他们见了我，都要问一句：“哎呦，白杨泉的这娃像是给他舅家了么？！”

      我那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个样子，还有点很矜持很木讷。我那个时候，开通的很，跟舅婆舅爷出去串门子或者到大队部看热闹，人家叫吃就吃，叫喝就喝，叫拿就拿——那时候兴大人见了小娃给娃们掰半个白蒸馍，或者给口袋塞几个水果糖核桃柿子之类的吃货。这些东西，我一一笑纳，搞得舅爷舅婆都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每逢有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爱理不理地一歪脖子一翻眼睛：“你管得着嘛？”

      他们就给惹得捂着肚子哈哈哈大笑。“看不出来，这娃还蛮厉害的嘛。”

      是的，他们说的不错，我小时候的确是个蛮厉害的角儿。怎么说呢？不要看我是在舅舅家，人家都说客娃一般都比较拘谨些。这话是给一般人说的，我是二般人：在东岭村，胆敢有人惹到我的，我非要撵到人家家里闹腾，他们一家人把我好好安抚了才成。

      那一次一个跟我差不多大小的男娃，就在大队部西边住着，好像他爸还是村文书还是会计吧。他欺负我是外村来的，推了我一把，把我推个趔趄绊倒在了树丛里。我一骨碌翻身爬起来，捡了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就扔了过去。

      石头擦着那小子的耳朵飞过去了，差一点砸到面门上。那家伙就像给蛇咬了脚一样，“妈呀”一声惨叫，刮风一样地往回就跑。我提着又一块石头，跟在后边紧紧追赶。

      他跑到家门口，门锁着，赶忙歪头朝西北面那个坡上跑去。我一直在离他十五六米远的后面跟着，死追不放。

      原来，西北面坡上村里人都在那里平整梯田。那家伙狼嚎一样地钻进人堆里，胡乱躲避。我死盯住他不放，把正在干活的人给吓得：“嗨，谁把这娃给惹上了？”——工地停工十多分钟，他爸拉着娃安抚了我，这才算结束了。

      所以，现在东岭村五六十岁的人，都还记得我。

      我们刚一到大队部那棵大皂荚树底下，有个快六十多岁的干瘦的人就说，“那不是谁嘛，又走到舅家了。”

      岁月真是一把刀，把舅家这里的人给雕刻得满脸皱纹。能叫出我小名的，肯定是很熟悉的跟舅家紧邻的人了。可是，变化实在太大，我还真认不出来了。依照他家的房子位置，我猜他应该是姓胡，大队部所在地人家多是胡姓。而舅家在坎下面一排，姓王。

      四十五六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我咋能认得出来呢？我还纳闷：他咋还能一眼认出来我呢，难道我那个时候留下的厉害样子他们还记着？

      村子里的人都搬迁到山下面去了，只有他们一家还守在这里，房子新盖了，很阔气的小别墅模样，两根立柱从二楼唰地扎下来，上下两层玻璃墙。站在前面坎上一望，天高地阔，万物尽收眼底。前面一个“东岭毛庐”的石刻，叫这里更加富有了诗意。

      人，我是真叫不出名字了，但那棵粗壮高大的皂荚树，我一下子就认了出来：还是当年那个婆娑纷披的样子，只是过了四十多年，它长得高大了许多，粗壮了许多。我试着伸出两只胳膊去搂抱，两只手还够不着。

      皂荚树结实的很，胳膊上挂着好几串穿起来的玉米棒子，每一串足有五六米长。实实在在的玉米串子，像金灿灿的柱子，围裹着皂荚树。皂荚树像一个壮实的父亲，把它们紧紧地揽在怀里。

      皂荚树就在学校的大门对面。

      记得学校一排四间教室，面朝东边，红砖墙，蓝瓦房，亮蓝色木头门。南边成直角折一下应该是一排教工饭堂和宿舍，一溜儿过来估计有五六个小单间。它们半合围的空间，就是操场。

      ——这就是学校，大门朝北，给用一堵砖围墙挡住东面。现在，只留下了教室那两排房子在那里坚硬的折着。他说他家买下来了，想打造成一个民宿呢。

      那个时候皂荚树也就是个小青年模样，脖子上挂着一个新锃锃的铁铃——铸铁做的，下面系个铃铛，坠着一根绳子。学校上课下课，上学放学，都是听这个铁铃指挥。

      当时新铁铃是瓦蓝色的，比我们看电影里日本兵头上的钢盔还深，它打出的铃声脆生生清凌凌的，好听极了，可以传出去老远，几面坡都能听到。现在，铁铃还在，只是颜色成了深黑色。拿手捏着绳子摇一下铃铛，铁铃就发出跟四十多年前一样脆生生清凌凌的声音，不过，里面多了一种叫作回忆的东西。——时代在变，景象在变，人也在变，这铃声一点儿都没有变。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上学，整天从舅家吃饱饭，拿半个馒头，爬个二十多米的陡坡，就上到这里了。人家娃们在教室里上课，在操场上活动，我就坐在皂荚树底下看着，向往着。

      夏天的时候，我就拿着舅舅给我的小人书，坐在皂荚树的阴凉底下，靠着树干看。

      来打铃的，是个年龄比较大戴个深度眼镜的男老师。他一年三季都是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左上口袋上插根水笔。只有夏季的时候，他是一件制服白短袖，纽子扣得齐齐整整的，好像要出席什么重大会议呀一样。

      他每回来打铃，都要猫下腰看看我在看什么小人书；然后问问我看得懂。我当然看不太懂，就是看个热闹。他就给我讲，有时候还给我教一些字。所以，后来我上学了以后，很多字就已经认识了。而且，我在我们村子读三年级的那个时候，已经可以绊绊磕磕地看《烈火金刚》《李自成》《林海雪原》这样的小说了。——当然只是看热闹，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字就绕过去。

      那时候，山里人家洗衣服还没有洗衣粉，连个肥皂都很少有。大家洗衣服都是用皂荚，把皂荚用棒槌砸烂抹在衣服上，锤洗几遍就好了。这个皂荚树呀，长的皂荚太多了，全村人拾来洗衣服都够用。我整天耗在树底下，捡的皂荚当然也不少，足够舅家人洗一年衣服用。

      东岭村大，人多，文化活动搞得很好。每一个月要演一场电影，银幕一端就拴在皂荚树上。有电影的晚上，我麻利吃完饭，一溜烟地跑上来，占好皂荚树跟前那个位置。回回如此，连电影放映员都知道皂荚树底下这个位子就是我的了。

      每年过年的时候，学校门前这里都要缚一个老大老大的秋千。秋千一端固定在皂荚树七八米高处的一个大枝杈上，稳稳当当。另一端是一个玉米架一样的三角架，一根电线杆一般粗一般直溜的横梁就架在这里。小孩儿胳膊一般粗是绳子，拽着一个踏板从横梁上落下来。

      我一直很羡慕那些踩秋千的人，简直胆大厉害神奇：一蹲一起，几下秋千就升起来了。他下蹲的时候用脚使劲儿一发力，秋千就冲出去老高。等踩开了以后，秋千会越来越高，最高可以到跟横梁一样平的高度。

      秋千有单人踩，单人踩中间还可以把左右手抓的绳子做出不同的造型，就像耍杂技。有双人踩，有两个男人面对面脚对脚，两个女人面对面脚对脚的，还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搭配的，花样繁多，热闹极了。有人身体简直轻巧得跟燕子一样，在空中可以随意翻飞。男女老少就在这样的表演里大呼小叫大声喝彩。

      多少年春节，我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自打我上了学后，来这里少了。但是，每次吃饭的时候，站在自家的场院里朝坡上面一望，一眼就能看到坎边儿上的皂荚树。它绿了，胖了；它又黄了，然后秃了，瘦了。一年一年就这样地过去了。

      后来，我们分了家，又搬了家，我看不到皂荚树了。只在春节期间或者暑假期间，去舅舅家玩耍的时候，再上去看看皂荚树：它高了，粗了，洒下树阴凉那么大一片。

      四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我听说舅舅家这里的人都搬迁下去了，这里荒芜了好几年。前几年，桃花节又让这里亮堂了起来，下面不远处有人搞起了民宿。

      我已经再没到过这里了，以为皂荚树早已经不在了。这次到这里一看，它不但还在，更加茂盛更加结实了。

      有人说，皂荚树长得很慢，能到这么粗这么高，该有一百年了吧？

      我想，差不多，——肯定都一百多年了！

（作者简介:陈启,陕西西安人。2008年，歌曲《因为有你，因为有我》（词、曲）发表于《中国音乐报》；散文《吃麦饭》入编《2019年中考冲刺卷陕西语文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