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蓝：被冰雹打过的嘴

内容提要：
当代的语言形式大多是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这种语言追求最大便利的交际化，它毫不留情地排除了和个人最细微的感觉与经验相关的语言方式，排除了个人话语中蕴含的感知力。而诗人的努力就在于借助诗歌的语言来表达他的生存处境，通过这张“被冰雹打过的嘴”说出事实的真相。德国诗人格林贝恩诗中出现的各种疾病的意象，并非要赋予疾病本身以社会性和道德性批判，而是“疾病”这一词所蕴含的痛苦、伤害、恐惧、分裂以及忍受，契合了诗人的感受所要求表达的形象，是创作冲动使它以神秘的方式参与诗歌的创造。诗人的语言惟有通过隐喻及象征，才能使诗歌摆脱时代的局限，获得超越于我们当下理解力的意义。诗歌天然地反对意识形态，它决不会以出卖自己的艺术规律为代价来赢得社会批判的胜利。格林贝恩借助“疾病”这一象征，述说时代作用于个人生命的经验和心灵痛苦、意识分裂的感受，从而构建了属于他个人的“微观语义学”和个人的修辞学。

关键词：疾病的隐喻、象征、意识形态、个人修辞学

倘若苏珊·桑塔格曾经读到过杜尔斯·格林贝恩的诗歌，或许她又可以为《疾病的隐喻》找到一个文本证明。但是，与桑塔格极力要剔除加诸于疾病之上的隐喻不同，作为诗人的格林贝恩或许正是要通过疾病这一特殊的象征，说出他生活在这个时代中所感受到的一切。两者在方法论上迥然相异，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敌对，盖因桑塔格是从一个癌症患者的角度，在社会政治和道德层面上对“疾病的隐喻”进行剖析和抨击，格林贝恩则遵从诗歌那古老神秘的法则，尽可能在艺术中摆脱意识形态的统治，将自己的感受通过语言奉献给诗歌中的形象。而诗人所使用的语言，恰恰是因为其概念性的媒介同社会发生了必然的联系，这便是诗人和社会学家在表达过程中最大的不同。
杜尔斯·格林贝恩（Durs Grünbein）1962年10月9日出生于德累斯顿（Dresden）。中学毕业后，曾短期在柏林洪堡大学读话剧学，1987年中断学业成为自由作家。他曾参与许多杂志的编辑活动，与艺术家、演员进行合作，同时也是积极促进文学与科学交流的作家。1995年他成为德意志语言文学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1999年为柏林艺术科学院院士。作为当代德国文学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希冀通过诗歌创作，尝试在文学与自然科学、历史与今天、去除幻想的意识与当今现实之间搭建桥梁，并探索它们之间复杂的联系。
毋庸讳言，浪漫主义诗人曾经面对的大自然的壮丽，以及他们所描写的田野微风对人们心灵的抚慰，已经留在了发黄的纸页间；孕育催生罗曼蒂克精神之花的沃土在钢铁巨兽般的推土机前迅速变为柏油马路和高楼大厦。罗兰·巴特不客气地指出：“现在的大自然就是城市。”伴随着苍穹草木一起从人们眼睛中消失的，不仅仅是浪漫主义的诗行，更有由其培养出来的对美的敏感和与万物之生存发生联系的丰富想象力。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格林贝恩诗歌的个人修辞词汇表中，并没有诸如玫瑰、露珠、月光等等“甜蜜忧愁”的名词出现，甚至也没有和日常生活有关的细节出现。他的诗歌中更多的是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汇，一些充满了福尔马林溶液刺鼻气味的字眼儿：骷髅、肺叶、肉皮、神经、口腔、嘴角、骨头、动脉、大脑、指甲等等；与此相对应，另一些动词和形容词紧紧围绕着上述名词，仿佛一头怪兽死死咬住它的猎物：烂溃、干裂、恐惧、逃奔、流血、剥离、赤裸、肢解、脱臼、致死等等。更有一些令一般读者感到陌生的医学疾病名称和专有名词出现在诗行间，如“幻觉肢痛”、“伦琴图”、“广场恐惧症”等。从大自然而来的古老象征已经开始从当代诗人的诗句中撤退，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抒情诗中，那些蕴含着无限安慰和生之意义的象征物是否可以变身为陌生的事物？是否也可以出现在现代机器那巨大图腾般的躯体之上？答案似乎是不可能。这是因为诗人必须在能够充当象征着无限安慰和生之意义的事物上找到人性的影子，须化身为传统诗意和美学所要歌唱与赞美的对象才能达成。当代诗歌与传统诗歌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必须要经过“批判”才能去发现美，由此引导读者走向对美和意义追寻的路途。从屈原到但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诗人们眼中几乎没有自然之物，佩兰香草、地狱天堂都具有指向明确的象征意义。到了今天，这些词汇已经从当代诗人们的视野中缓缓下沉，他们必须要面对生存的真实困境，并在具体的写作中将其感受表达出来。在此，传统浪漫主义抒情诗中的象征物被诗人身边的事物替代，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意象出现了。钢铁、水泥、挖掘机、化合物、银行、股票、行情等等词汇，出现并迅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些以往抒情诗中没有出现过的、陌生的意象，大多与荒谬的、冷漠的、病态的事物有关，与现代化为人类带来的异化后果有关。依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词汇的变化，意味着生活发生了变化。那么，诗人对此该怎么言说？
干燥的空气使嘴角烂溃，
    嘴唇干裂，肉皮
砂纸般粗糙，就像被冰雹打过的嘴
    不信任言语。
格林贝恩深知，当代的语言形式大多是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人们的日常用语、广告语、媒体语言等等，无不服务于当下的消费社会。这种语言追求最大便利的交际化，它毫不留情地排除了和个人最细微的感觉与经验相关的语言方式，排除了个人话语中蕴含的感知力，只保留可直接交流的、没有任何秘密的那部分用于市场化社会的意识形态语言。正如诗人所说：“需要，钢铁般的肺叶，在坚硬的金钱中游泳/被冰冷地抓获”。而诗人的努力就在于，他必须要借助诗歌的语言来表达他的生存处境，必须通过这张“被冰雹打过的嘴”说出事实的真相。因此，他的话语不可避免地带着他的伤痛，带着这个时代在他心灵中留下的病症的阴影。这种来自个人的抗争在时代的滚滚洪流前显得是那么微弱，那么不合时宜和荒诞：
怪异，如果像这样的微笑
    也要逝去，这定有谬误。
就像广场恐惧症一样这种德国病兆
    还侵害了这个最友好的动物。
诗人面对异化的世界仍不失对意义的追寻，无怪乎他那“友好的微笑”显得怪异和令人酸楚。
作为一种严重的精神疾患，“广场恐惧症”指的是患者面对人群、广场时感到极度恐惧，甚至会出现无法控制的心悸、窒息、晕厥倒地等症状。患病的人既害怕独处，也不敢到拥挤的车厢、商场、车站、剧院等地方。焦虑和压抑是其诱发的因素，早年的伤害是病症的根源。作为“德国的病兆”，诗人这首诗显然与德国的历史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统治以及东、西德的分裂，都与“广场”的政治运动密不可分。这种带给整个民族和个人的伤害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每个还在思索人类命运的人永远无法忘却也无法消除的痛苦。
同样的关于疾病的诗句，还出现在格林贝恩《生物华尔兹》一诗中：
无定论，一只耳朵在实验杯中寻找什么，
一只肉质的胸针，在甲醛中呈黄。
何时漂浮在上，何时沉落，
如同坏死的神经中平衡在作响。
……意味着什么，当脑电中表现出悲痛，
幻觉肢痛操纵着每个不经意的瞬间。
“幻肢痛”一词在医学上的解释，指的是被截肢的患者常会出现被截掉的肢体剧烈疼痛的幻觉。据统计，即便在手术后几个月，仍有多达50%的截肢患者悲痛地叙说被截掉的肢体极度疼痛的感受。格林贝恩诗句中那只实验杯中的耳朵，那浸泡在防腐溶液中坏死的神经，仍然蠕动在活生生人的大脑和记忆中，其曾有的生存实在和痛苦仍留在大脑皮层深处。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任何一部分在被肢裂后所感受到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而从南非大陆最南端的“开普敦”，到北美最北端的“格陵兰”之间，人类居住生活的这大片的土地被“欲望森林”所分割开来，原本同为一个德意志的国家分裂为两半，正如那些实验室中的肢体，在社会毒素的甲醛中变黄发臭，在诗人的脑电图中哀号不已。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霸权在今天所引发的世界性战争、迫害就是明证，它损害了作为整体的人类的生活，也导致了人类对于和平向善的心愿的绝望和悲痛，以至于诗人发出悲伤的呐喊：“我们是困难的动物，如果这是真，/我们是困难的动物因为没有什么还正常。”这种异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人类变成了一个“没有大脑的人”：
无所谓，完全的，包装着折磨与疤痕
如同它书写来源
        看不见的纹身
是包裹于沉默中的皮肤，蓝紫
动脉与赤裸裸的暴力的紧张。
哪种喜悦在停尸房前停留，
在被肢解的肉躯前？
“肢解”的不仅仅是人类，还有属于每个个人具体的日常生活，被技术理性化、被市场化社会化、被工具化了的人的生活。格林贝恩指出，极度的危险就在我们当下每天的工作、交往中，在我们每一口呼吸之间，“你不会明白，你的踝骨是多么易碎”，而诗人笔下的“伦琴图”（X线胶片）、明胶、冷冰冰的金属铬等等携带着疾病的阴影，已经笼罩在我们的头顶：
来吧，电话中混乱的声音
这些叽叽喳喳是在死亡面前的藏匿
象征的或平庸的？
象征，在某些时刻是事物真实状态的呈现，从这一点上说，诗人在诗中借助“疾病”这一意象，并非要达到个人的道德评判的目的，这远不是诗人要做的事情。荣格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一文中指出，原始意象是一种形象，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意象时，我们发现，它们为我们的祖先的无数类型的经验提供形式。格林贝恩诗中出现的各种疾病的意象，并非要赋予疾病本身以社会性和道德性批判，而是“疾病”这一词所蕴含的痛苦、伤害、恐惧、分裂以及忍受，契合了诗人的感受所要求表达的形象，是创作冲动使它以神秘的方式参与诗歌的创造。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比喻”，而是来自于它在艺术中的象征价值，来自于个人极其细微复杂的体验和感受力。诗人的语言惟有通过隐喻及象征，才能使诗歌摆脱时代的局限，获得超越于我们当下理解力的意义，这是诗歌的伟大之处。也就是说，诗歌天然地反对意识形态，它决不会以出卖自己的艺术规律为代价来赢得社会批判的胜利。然而，读者想要彻底忠实于事物本身的认识会不断追问艺术形象所反映的内在和外在的涵义，包括诗人自身的感受和其周围生存境遇的情状，这就揭示出诗歌背后所蕴藏的“未出场”的社会真实。对于一个合格的读者或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回避那些意识形态概念是必须的，这是因为，“抒情诗不愿意接受他律，要完全根据自己的法则来构建自身；抒情诗与现实的距离成了衡量客观实在的荒诞和恶劣的尺度”，（阿多尔诺：425）“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诗的主题思想中出现的越少，作品依据自身形象展开的越自然，那么这种关系所留下的痕印也就越深。”（阿多尔诺：428）诗歌这种悖论式的存在，以及它超越社会批判和道德批判的自我要求，正是诗歌本身的特殊话语方式对物化世界的直接反抗：
如同我胆小的心所知，如它所知
它定会流血，不知什么时候会被逮住。
像丢勒的兔子一样怯对世界夜晚我
平躺在意义面前。
        除了逃亡、肉——剥离了骨头、
赤裸之外在耗费的时代
曾有些许快乐吗？
丢勒曾在1502年创作了一幅兔子的素描，这幅画在世界美术史上被誉为是透视法和解剖学的典范之作，其精细准确、“科学”的笔法让许多人津津乐道。但对于兔子来说，它意味着死亡、恐惧、开膛剖肚。格林贝恩在此以兔子自喻，其心惊肉跳、终日战战兢兢的生存情状，使来自世界的迫害和压抑昭然若揭。将人变为物，最为可怕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人对于恐惧的恐惧，是人对于取消了生存意义的虚无的恐惧；它导致了深深扎根于个人肉体和灵魂的绝望感，也导致了诗人就此发出蒙克般令人毛骨悚然的“呐喊”与呼救。这不仅仅是格林贝恩一个人的绝望，也是所有生活在异化世界的人的绝望。格林贝恩通过“兔子”这一形象，通过那“脱臼”的“关节”缝隙间的思索，把私人化的经验提升到了人类普遍性的痛苦体验。
格林贝恩诸多诗歌作品的题目和诗集的名字都与疾病和死亡有关，诸如《骷髅基础课》、《粉碎身体》、《清晨的灰色区域》、《献给尊贵的死者》、《瑞士式矫正》等等。甚至，我还发现他出版过一本由德意志卫生博物馆主编的书——《大脑与思维——头脑中的宇宙》。这些充斥着医学术语的作品，既携带着死亡的阴影，也隐藏着生命不可遏制的冲动与反抗。从这些词汇来看，显然，格林贝恩的诗歌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了，但是，格林贝恩诗歌中所追求的个人生活的意义感、把身边事物变化为隐喻的能力依旧没有丧失。他继承了把个人经验中从逻辑上的意义变为可体验的意义这一古老的诗歌传统，哪怕是在一个精神匮乏的消费时代，诗人仍坚持像布罗茨基所说的那样：
作为一个二流时代的公民
我骄傲地承认我最完美的
想法全属二等商品，我把它们
当作与窒息搏斗的经验赠给未来
或许，这就是生活于这个时代的诗人的天职，是诗人对当下生活和苦难的自觉承担。他不回避困境，也不回避来自良知的拷问，他借助“疾病”这一象征，述说时代作用于个人生命的经验和心灵痛苦、意识分裂的感受，从而构建了属于他个人的“微观语义学”和个人的修辞学。

                                                      2006年末
参考文献：
阿多尔诺：《谈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载刘小枫编选《德语诗学文选》（下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