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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孙国田老师相识在“四月风”摄影网上。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都喜欢人文纪实摄影。 其实我早就知道国田老师了，那是他的以搜寻二战遗址以及反映抗战老兵和日军侵华受害者为主要内容的《大地作证》一书出版后不久的事情。知道他是因为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先生，郭先生在其论文《抗日战争史应该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提到了孙国田老师和我等人： “现在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主要是学者或专门研究机关坐在书斋、办公室里进行的，依据的主要是文字材料。对于其他方面的资料，如实物史料、音像史料、口述史料、遗址遗迹等等，往往重视不够，或因为条件限制，搜集的很少。有很多民间的研究人员和爱好者，在这方面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樊建川在四川大邑建的建川博物馆，仅抗战文物馆就有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众志成城馆、川军抗战馆、飞虎奇兵馆、侵华日军罪证馆、汉奸丑态馆、不屈战俘馆等10个馆，其中有7个已经开放，藏有抗战文物几万件，是全国藏有抗战文物最多的博物馆。又如大庆公安局的一级警督孙国田，在他女儿孙颖的协助下，用了5年多的时间，走遍了十几个省、市和自治区，采访了抗日老战士、劳工、“慰安妇”、日本老兵等二百余人，拍摄了抗战遗址、遗迹、遗物等上千处，用采访记录、当时人口述和照片相结合的方式，写出了《大地作证1931—1945-----摄影师孙国田调查手记》这部书，为抗日战争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弥补了以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很多不足。中国管理科学院编辑出版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史义军，一直热心于东北抗联史的研究，多次到黑龙江考察抗联遗迹遗址，发掘出了很多抗联文物，并帮助建立了鹤北林场的赵尚志广场和碑林，掌握了大量专业学者没有掌握的实物资料。北京的訾贵江，也自己建立了佟麟阁纪念馆和抗战名将纪念馆。可以说，民间研究队伍已经逐步崛起，专业的学者应该重视他们的力量，并争取与他们合作。这样，就会互相补充有无，互相推进，出更多的成果。 ” 其实，我感到很惭愧，在抗战史研究上我做的很少。 按道理孙老师是我的前辈。去年秋天他来北京同我讲他准备协助一位企业家在大庆建一个抗战博物馆，并请我联系郭德宏先生，我们一同来到了郭先生的家里，郭先生对孙老师的想法很是赞成。其后，我们就建馆事宜多次通话。前不久在辽宁朝阳纪念赵尚志将军殉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又一次相逢，我们彻夜畅谈，我为孙老师不辞辛苦搜寻抗战遗址遗迹，遍访抗战的亲历者，为未来保存国家记忆的火热情怀而感动。 几天前，我接到了孙老师一个电话，他说：“我已经辞职了，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义军，我是第一时间给你打的电话。” 孙老师在大庆是知名人士，在摄影圈也是鼎鼎有名的摄影家，他本可以干到退休。但是为了自己热衷的纪实摄影和抗战记忆，他毅然决然从体制内走了出来。这个举动需要多大的勇气，我是最了解的。 记录历史并不一定是体制内史官的职责，也不一定为他们所垄断，他们也垄断不了，他们所做的历史伪史居多，秽史居多。几年前，我胡诌了几句顺口溜，表达了我的历史观： 老去凭谁说？看当代，运来动去，你争我夺，哪管苍生苦与乐，一切为了权力。六十载，当年事，有多少还有记忆，说什么，历史人民写？有春秋，无民意。 自古瞒骗很寻常，金櫃在，秘录深匿。一部正史，多年来改来改去，乔木胡绳育之，已驾鹤，半部史书，遥遥无期。小说家言多传奇，史家也依此作凭据。笑谈多，青史里。 影像是重要的史料，几年来，孙国田老师拍摄了大量的抗联老战士，远征军老兵，同时孙老师也为他们做了很详实的口述。我每每捧读《大地作证》，看到那些熟悉的抗联老战士，那些浸透了血与泪的文字，都让我热血沸腾。这些影像和文字都是民间的记忆，未来这些记忆必定也是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孙老师功莫大焉！ 孙老师是我的一面镜子。孙老师的作为，令我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感。 孙老师是我们龙江人的骄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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