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汉文古籍，主要是指历史上用汉字记载的，反映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文献典籍，云南的汉文古籍，则是历史上用汉字记录云南史人史事、反映云南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古籍，云南汉文古籍数量众多，比较常见且具有明显的普遍性及广泛性的特点，但在古籍研究中，专门针对汉文古籍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仅在相关汉文文献的论著中有所涉及及介绍。本文不揣简陋，在李孝友[1]、余嘉华[2]、国殷[3]、王水乔[4]、陈子丹[5]、吴静[6]、朱端强[7]等学者相关研究论著的基础上，撮录、整合其中汉文古籍的有关内容，对其进行简单的申述[8]，对云南汉文古籍的来源、藏书数量及种类进行简单介绍，以期抛砖引玉，让更多的学者关注并进行云南汉文古籍的相关研究。
云南汉文古籍源远流长，卷帙浩繁，收藏比较丰富，全省各地图书馆及私人收藏数量共达百万册左右。其中，云南省图书馆就庋藏近四十万册，包括写本、刻本、稿本、抄本、手稿、墨迹、印本、拓本等。云南汉文古籍来源有二，一是在内陆记录及印刷的古籍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云南，二是云南本地书写印刷的古籍并传承下来。云南历史进入汉字书写的作品始见于汉，即司马迁的《史记》是有据可考的最早记录云南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状况的古籍，随后的断代史，几乎都有云南历史文化的记载，这些典籍在不同时期都传入云南，成为云南汉文古籍的基本内容。西汉在云南设置郡县以后，经济、政治和文化一直和中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中原内陆的文人开始关注云南，不仅有关云南的民族及其历史的资料逐渐进入史籍，中原典籍也随之传入云南，如东汉蜀郡人王阜被派到益州作太守，“始兴学校，渐迁其俗”，云南汉文古籍的数量及内容日渐丰富。唐代，以手抄流传的古籍开始出现并流传，内陆汉文古籍大量传入云南。如南诏时期，由于战争关系，剑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余户散居彼州，尤其是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王磋巅率领南诏军队攻陷嶲、邛、戎三州，进入成都西郊，停留十天，回军时“捞子女百工数万引而南”，其中的文人带来了不少西川的卷轴，使云南汉文古籍文献的庋藏大增。大理国时期，不仅经济上与内陆“互市”，亦通过“互市”从内陆得到了不少“儒书”，如“崇宁二年（1103年）使高泰运奉表入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乾道九年（1173年）冬，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三人至横山市求市马”，通过与琶州知州姚洛谈判，从内陆得到所需的《文选》《五经》《春秋》《都大本草》《国语》《三史》《初学记》及释医等书籍，大大丰富了云南汉文典籍的庋藏内容。元代建立行省以后，“宫室楼观，言语书教，以致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故中原地区汉文书籍大量传入云南。同时，因受四川刻书的影响，云南开始用鹤庆白绵纸作材料。一人写刻，雕版印刷佛经及其他古籍，并出现了附有边疆艺术风格的版画。从昆明中庆路到大理，造纸的生产技术和雕版工艺达到了一定水平，雕版印书数量众多，汉文古籍数量大大増加，汉文古籍的庋藏也就随之丰富起来。明代的印刷术有长足发展，促进了云南卬刷的发展，据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纂修的《云南通志》中的《艺文志·版刻》记载，当时云南就刻过《五经大全》《资治通鉴》《陶情乐府》《花间集》等39种书，专门设有刻书的管理机构，云南府、安宁州、大理府、云南县、宾川县、临安府、永昌府、蒙化府等地设有刻书局，刊印汉文书籍几乎遍及全省，汉文古籍大大增加。清中叶后，云南大量刻印汉文书籍、尤其注重刊刻科技文献，如道光年间就刻印过吴其浚的《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及《舆程图略》，可谓文图并茂；光绪年间又刻印过《铜政便览》及兰茂的药物学著作《滇南本草》附《医门擥要》；纂修府、州、厅、县志成为惯例，还刻过大量的地方志书，当时昆明的名书坊“务本堂”所刻书籍不仅量多，且刊刻工艺水平也不逊于蜀刻本。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晋宁“学山楼”主人方树梅北游访节，自筹旅费，长途跋涉，备尝艰辛，访回了不少地方文献，如在全国流传极少的嘉庆刻本《滇系》就访回15册，虽非全帙，亦弥足珍视。1950年以后，省政府将前昆华图书馆、志舟图书馆、省教育会、明伦学社等公私立图书馆古籍文献集中统一管理，经多年访求、采购、征集、传抄、复制、交换，至1966年以前，云南省图书馆就已收藏古籍文献图840万册左右，并遴选珍善本七百余种。十年动乱期间，不少珍贵古籍文献被付之一炬，如大理烧掉了《杜文秀的日记手稿》，石屏销毁了《崔东璧遗书》所未收的崔述《遗诗稿》，是云南汉文古籍一次损失严重的浩劫。云南留存的汉文古籍中，浙本、蜀本较多，如宋代岳诃为其祖父岳飞辨冤而辑的《鄂国金陀粹编》二十八卷，全国大图书馆庋藏不多，云南就有元至正二十三年朱元枯西湖书院刻本全帙，还有元至正二十五年平江路刊印的鲍彪注《战国策》最早的刊本《战国策校注》，还有蜀刻大字本《眉山七史》中的“五史”等。此外，还有不少珍贵的稿本、旧抄本，如清代著名学者番禺陈澧的手稿《余塾著稿》（不分卷共一百五十册），比刊行的《余塾读书记》的份量超过若干倍，是研究清代后期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还有钱南园书写的《钱氏族谱》，对研究钱澧的家世及书法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同时附有赵藩、袁嘉谷、陈荣昌、周钟嶽等名家亲笔题跋更弥足珍视；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肇域志》三百多年来一直没有刊刻，仅上海图书馆、四川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各保存有一部清抄本，而云南所藏更近乎顾氏草书，在每个布政使司所属的府、州、县之下皆详记其距离、道里、疆域，而后论其建置沿革及其所属之城郭形势，对名称与今日有出入者，将名称一一列出，以便读者考其异同。明代大理著名学者李元阳纂修的（万历）《云南通志·艺文志》中，专列“遗文”栏目，把有关记载云南史事的文献及杂著收录进去，收录了汉代陆贾的《南中行纪》、李膺的《益州记》；杨终的《哀牢传》、晋常璩的《南中志》一卷、稽含的《南方草木状》一卷；唐韦皋的《西南夷事状》十卷、袁滋的《云南记》五卷、韦齐休《云南行纪》二卷、樊绰《云南志》十卷、《南蛮记》十卷、徐云虔《南诏录》三卷、窦谤《云南别录》一卷、《云南记》一卷、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十三卷，李充《益州记》、《云南风俗记》一卷；宋辛怡显《天禧云南录》三卷；元郭松年《南诏纪行》、李京《云南志略》四卷、张道宗《纪古滇说原集》一卷；明杨慎《滇载记》一卷共二十一种。但其收录的书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多是根据前人书目照录，未曾查考其书的存佚情况，如《益州记》《哀牢传》《南方草木状》《西南夷事状》等都早已散佚。至于“乡人著述”目下所收的滇人著作58种，大部分为明代文士所作诗文，很少涉及云南史审，在此稍后，有谢肇淛撰辑的《滇略》，卷八专设《文略》，卷末有“滇中掌故”一项，附入书目38种，其中多数则录自万历《云南通志》，新增补者只有倪辂的《南诏野史》、吴愚的《叶榆檀林志》等数种。明末刘文徽纂修（天启）《滇志》卷十八《艺文志》中，所收乡人著述大体也是抄录前志。清康熙、建正两朝纂修《云南通志》，其《艺文志》各自列了书目，但所收之书仅在万历《云南通志》基础上稍作增删。乾隆年间，寓居昆明的著名学者倪蜕撰《滇小记》一书，其中的《滇云记载》《滇云人士诗文集》《客滇诗文集》《方外诗文集》诸目，前者著录图书28种，多与前志“艺文”部分蓍著录相同，后三者只列举了明清时期滇人、宦于滇及滇中僧人所作的诗文集，且叙述云南史名的作品不多。道光六年（1826年），云贵总督阮元重修《云南通志》，并拟定了纂修体例，改变了敷衍塞责的修志之风，志刊所分门类虽沿袭归制，但内容全系新作，其《艺文志》列“记载滇事之书”与“滇人著述之书”二目，各二卷，前一目内著录图书286种，后一目著录图书692种，两项合计著录图书978种。与以前纂修的志书相比，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所订编目体例及所著录图书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搜罗广泛，二是于每书之下作“书录解题”并标明岀处，不论是当时士人或后世之读者均对其有所称道，其后所纂修的光绪《云南通志·艺文志》、续光绪《云南通志·艺文志》就是在此基础上稍加增补而成的。民国年间，开馆纂修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其《艺文考》所录图书系援引私家书目纂辑而成，在编纂过程中，仍仿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的体例，专立《艺文考》一目，其收录的记载滇事之书约157种，滇人著述之书约1636种、金石碑刻约2599种，共计4392种，按《四库全书总目》经、史、子、集之分类进行类分部次。对外籍人著述有关云南史事掌故者，则以作者时代为次，除采录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所著录之图书外，还参考方树梅、梁书农所撰书录而补入。至此，云南汉文古籍文献目录的发展比以往旧的《艺文志》又有所发展。因民国《新纂云南通志》仅叙事到宣统三年（1909），辛亥革命后的有关资料，当时通志馆另编《新纂云南通志长编》，亦有文献图书之著录，近年来经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增补印行，内分二十一类，其《艺文》两卷，也分“滇人著述之书”“记载滇事之书”及“方志”三目，收录近代滇人著述276种（含“滇人著述之书”206种，“记载滇事之书”33种，方志37种），在地方汉文古籍文献书目上，补充了《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未录的图书、期刊906种，多为民国初年所见知的文献，以上二书所列共5298种。此期，其他私家著述如曹树翘《云南杂志》、何作揖《滇事拾遗》、陈古逸《昆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等亦有图书的著录。一些擅长“滇学”的云南学者还编制了专门的地方文献目录，如方树梅《明清滇人著述书目》，梁书农的《云南经籍考》《云南方志考》，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等，都是有学术资料价值的私家书目。截至1949年，云南的汉文古籍约有7000种左右。1950年以后，云南省图馆编制了《馆藏地方文献书目》《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其他私家编制的有《云南地方志书录解题》《云南地方文献书录解题》及《民族问题论文索引》《古代昆明名贤经眼录》等。云南本地印刷的汉文古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内陆文人或流寓来滇的文人仕宦记载的有关云南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古籍，二是云南本土文人记载的云南历史文化发展的古籍。第一种古籍的数量远远高于第二种。这些内容丰富的典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历史、文献、宗教、医学、天文、文学、语言、文字、艺术、民族、军事、民俗等数十个学科，对民族历史的研究及总结历代开发与治理边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许多古籍为云南所独有，具有中原文化典籍无法替代的价值。古籍的外传，即云南很多汉文古籍流传到国外及国内。因种种原因一些古籍流散到了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少部分流散的珍贵古籍在省内及国内都没有藏本。一些古籍流散到国内其他地区，如清朝乾隆年间开馆纂修《四库全书》，云南巡抚李湖“奉诏收书”，收得大批珍贵古籍图书，不以之上四库馆，而以“边荒无著述”复命，解任时竟全部带回，归之私室。杨一清的《石淙类稿》被带到南昌，沐昂辑的《沧海遗珠》流到安徽。清朝末年，石屏袁嘉谷出任浙江提学使，由于留心桑梓文化，倡议“滇、浙本互换而不取资”，使“滇人书可传于浙，浙局书可传于滇”，达到了“其为两益”的功效。云南汉文古籍先后采用过不同的材质，有青铜器、石鼓、石碑，石片、玉片、摩崖、木牍、缣帛等，纸在三国时期传入云南后，造纸技术不断改进，纸张逐渐成为云南汉文古籍的载体。汉文古籍所用的纸张经历了以麻、皮、竹等为原料制作的手工纸，到以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为原料的宣纸过程，随着造纸术的不断发展，汉文古籍所用的纸张越来越洁白细腻，具有较好的润墨性和滲透吸附性，使大量的汉文古籍得以保存流传下来。云南汉文古籍的装帧形式多种多样，先后流行过简策装、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等。宋代以前，因书籍多为手写，纸张较厚，书籍装帧多采用卷轴装，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书籍用纸较薄，数量增多，装帧形式变为册页式的蝴蝶装。明代出现线装形式，既便于翻阅又不容易破散；既庄重大方、古朴典雅又坚固耐用，被清人沿用下来。就现存汉文古籍的版本及内容而言，地方及流寓来云南的文人刊集的文献数量较多。如明代纳西族诗人木公的《雪山始音》《隐园春兴》《雪山庚子稿》《万松吟卷》等就是明代嘉靖间的云南刻本，流传极少，比较罕见，所收诗篇艺术水平较高，张禺山称其“朗润清越，李中谿谓其得乐府音节，杨升庵评其“体句俱新，写景入绘”，是具有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的作品；孙髯翁诗篇的旧抄本《孙颐庵先生遗诗》共收孙髯诗作友抄录徐南冈等人诗八十四首，一直未曾刊刻，少为人知；还有反映明清两代云南地方文艺思想及文学批评的著述，如杨升庵评点的《文心雕龙》、檀萃的《滇南诗话》、师范的《荫格书屋诗话》、王宝书的《味灯诗话》等都是极少见的古籍。云南的汉文古籍中，有很多记录及反映了云南古代灾害及矿产、气象、水利、经济作物、医学、数学、园艺学等科技资料的汉文古籍，如大理王巨卿的稿本《云南历年地表详表》记录了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至1925年间云南各地发生的大小地震，对校订《全国地震年表》提供了依据和补充；道光刻本《滇南矿厂工器图略》较详细地记载了云南的矿产资源和当时开采冶炼的情况，法国人翻印出版时改名《云南矿产志》。黄士杰《六河图说》及孙髯《盘龙江水利图说》记载了昆明水系及根治盘龙江的历史，赵元祚《滇南山水纲目》按经纬度科学测绘云南山水。秦光玉《滇谚》和陈一得《云南农业气象谚语》用平白明易的谚语总结了云南农业生产的一些实践经验，反映边疆的风土人情，是云南气象学、种植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张泓《滇南新语》、檀萃《滇海虞衡志》、余庆远《维西见闻录》、曹树翘《滇南杂志》、陈古逸《昆明近世社会变迁考略》、罗养儒《记我所知集》等汇集了云南土特名产及经济作物的资料。李彪《律吕算法》《筹算法》，宋溟《勾股一贯术》，林绍清《合数术》等是云南古代数论的代表。兰茂《滇南本草》附《医门擥要》不仅是云南中草药药物学汇编，也记载了一些治疗多发病和常见病的单方，比李时珍《本草纲目》早一百多年；李本修《瘟疫集要》是云南最早的传染病学著作；刘定国《目疾集要》是云南古代简明的眼科著作。赵壁《茶花谱》、张志淳《永昌二芳记》、王寿昌《灵芳小史》等是云南早期的园艺学的著名作品。这些古代科学技术的文献典籍对云南省的地震预测、矿产勘探、水利兴修、天文气象普查、地名普查及地名志、地名辞典的编写、防洪防汛、解决污染、多种经营、花木栽培以及滇池的综合利用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诗文集而言，《滇系》一书系云南赵州人师范，任安徽望江令时所编刻，此书“纲举目张，简而得要，持论确而取义精”，方国瑜先生称其为“考校滇史之善本”。《滇南诗文略》系云南保山人袁氏兄弟所辑，搜罗清乾隆以前滇人之诗文，有功于云南汉文古籍文献极大。云南汉文佛教典籍的庋藏也较多，从明代开始，宾川鸡足山为佛教四方丛林之一，亦与东南亚佛教国家的佛教徒们有着联系，明朝廷不断把内陆刊刻的《大藏经》送到云南，宋代以来刊刻的《思溪藏》《猜砂藏》，元代《普宁藏》，明代《南藏》《北藏》《径山藏》，清代《龙藏》等都成为云南汉文古籍的重要书目。其中，《径山藏》是明代姚安陶班、陶洪兄弟支持紫柏和尚在浙江嘉兴刊刻，除佛教的经、律、论外，还收录刻印了一些当时不能刊刻的诗文，起到了通过“佛教百科全书”保存世俗古籍文献的作用；卷帙浩繁的《弘法藏》是多年来人们探求的经典，填补了藏经史上的空白，是《大藏经》的“百衲本”，是佛教从中原传入云南的证据，反映了汉文化在经过经卷的南传在云南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史实，在云南古代宗教、民俗、伦理、版刻、印刷、造纸等各方面发挥了巨大影响。很多佛教经书的卷末或纸背往往有当时刻经或请经人所钤印的“发愿文”“印造记”及“题记”，有的还在纸背面写上一些有关社会经济的记录、氏姓家谱、宗教仪节或佛曲，如元刻《普宁藏》经卷后就有大理总管段信苴义的《造经记》；明刻《北藏》中，《摩利友天经》中就有一段明代航海家郑和的《题记》，永历云南刻本佛经中有李定国的《发愿文》等，总之，云南庋藏的《大藏经》及单刻佛经不仅具有历史文物价值，也是研究云南历史、文化和民族问题的第一手材料。云南汉文典籍中数量较为丰富的，要数官、私修纂的地方志书。东汉明帝时期杨终修撰成书的《哀牢传》是云南第一部古方志，惜在唐以前散佚。汉魏时期，见于诸家著述而又散佚了的云南古方志有《永昌郡传》《哀牢国谱》《南中夷经》《南中八郡志》《南中志》等，唐宋时期.则有《西洱河风土记》《云南记》《云南风俗录》《云南別录》《南诏录》和《至道云南录》等，这些方志的全貌已不可考，只有少数片断散见于各种类书和史籍中。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是最早记录云南史事的志书，记录了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云南史事。唐朝樊绰《蛮书》（又名《云南志》《南夷志》《南蛮记》）是全面记载唐代云南及邻近东南亚各国的民族、物产、风俗、政治、文化的重要汉文典籍。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是现存云南省志中最早的一部，明清时期是云南地方志编修全面发展及繁荣的时期，明代修纂通志9部，留存至今的5部，清代官、私修纂通志10部，明清以来凡修过志的府、州、厅、县乃至乡镇，一般都保存下来，流传至今者有二百余种。云南省图书馆藏地方志最多，有全省地方志318种536部，其中有不少稿本、手抄本、复印本，很多志书保存府州县气象灾祥、地理、建置沿革、山川桥梁、水利交通、土地人口、赋税土产、矿产采冶、农业、风俗形胜、公廨学校、井泉馆驿、堂亭楼阁、寺观古迹、祠庙祠墓、名宦流寓、兵食官师、列女、寓贤、仙释方技、诸夷种人、孝友、选举科甲、题咏、诗词歌赋、序记文章等资料，成为研究地方历史的重要文献。也有一部分志书散落民间，由个人藏书者保存。云南的金石文献从宋代开始就有记载。宋人的金石学著作中曾收入来自云南的铜洗和关于益州太守的碑刻，元、明以来的地理志书在古迹、冢墓及山川诸目中，也略有记载，或于艺文中收录碑刻文字。明嘉靖年间周弘祖的《古今书刻》录有《云南碑目》。清代金石学更为发达，著录的云南碑刻和古铜器也大量增加。清乾隆年间王昶在云南搜访金石拓片，所作《金石萃编》中有南诏、大理金石专卷，录文并撰题跋，收录并考释了大理《南诏德化碑》、曲靖《石城碑》、楚雄《德运碑赞》、姚安《兴宝寺徳化铭》等。清代中叶的阮福随其父阮元来到云南，留心收集碑刻和有铭文的古器物，汇编为《滇南古金石录》，是云南金石文献有专书之始。由于材料增多，阮元主编的道光《云南通志》中便设立“金石”一门，开创了云南省志著录金石的体例。此书以“金石”为副编二卷，著录汉至宋金石文字及所知题跋，已粗具规模。近代，云南金石文献遭到列强的破坏和掠夺，不少精美的铜刻和碑拓流往国外，如铸有大理国第十八主段政兴“发愿文”的一尊鎏金观音像，现藏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精艺博物馆。但云南金石文献研究仍取得新的进展，袁嘉谷博采云南金石辑成《滇南金石萃编》，李根源先生所得云南碑刻拓片最多，编成《云南金石目略初稿》，又作《续稿》，自汉至宋除超出道光《云南通志》金石目以外，还增补元、明、清时期碑刻及器物达2300余种，为云南金石目录最丰富之书。周钟岳先生主持纂修的《新纂云南通志》于《金石考》中登录金石碑刻2599种，自汉迄清云南的主要金石文献已基本俱备。继有方树梅、何秉智先生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其中《金石一》《金石二》共著录471种，均属民国初年所知见的金石文献。方国瑜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更有增补，1940年间编纂《云南金石考》，搜录前人题跋，并逐件自撰跋文，编录前期五卷、中期六卷、后期元代四卷、明清两代五卷，共计二十卷，已收入《新纂云南通志》（卷八十一至卷一百），所收金石文物资料较前人著述更为详备；1957年编印《云南民族史史料目录解题》，著录了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金石文字及题跋；后又编成《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三册，著录自汉晋至清的云南文物资料235条，其中很多是少数民族的文物资料。1972年大理县在拆除城内“五华楼”时出土了一批宋元碑刻，王云先生在1977年发现，并与方龄贵教授等人于1979年勘察并抄录考释，进行了综合研究。这批碑刻共计70余通，除3通为宋碑外，其余均属元碑，年代最早者是《大理国故高姬墓铭并序》，署大理国段智祥仁寿五年，即南宋宁宗时（公元13世纪初），最晚者是《大光明寺住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并序》，署北元宣光九年，即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是研究元代云南地方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大理历来是云南金石文物荟萃之地，大理丛书编委会编纂的《大理丛书·金石篇》（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被称为白族的“永乐大典”，收录了东汉至民国年间有关大理地区历史文化的金、石、砖、瓦、木刻拓片，总计1000多件，并附有原物的图片、录文和简短的介绍说明。其中碑刻、摩崖、器物、铭文700余件，火葬墓碑120余件，砖瓦、铭文190件，官印19件，这些珍貴的汉文金石铭刻是研究大理乃至云南地方民族史的重要汉文史料。1978年出版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附录了一批云南古碑文资料，1980年出版的《云南考古》（汪宁生著）、1986年出版的《大理古塔》（李朝真、张锡禄著）中保存着云南古代的一些碑文及铭刻资料。1984年5月出版的《云南碑刻与书法》（顾峰著）中也保存了一些云南古代碑刻、书法艺术资料o1984年8月出版的《云南文物古迹》（李昆声著）、1992年出版的《云南文物古迹大全》（邱宣充、张瑛华等著）则对精湛的历代碑刻和列为重点保护文物的碑碣、摩崖题刻等作了全面介绍。云南的汉文古籍，无论是中原流入云南的古籍，还是外地人记载云南历史的古籍，或是云南人记载云南史事的古籍，类型繁多，藏书数量也很丰富，此处所述举的汉文古籍，仅是在前贤研究基础撮录整合而成，少有个人创见，基本算不上也达不到研究的程度，只是希望此番撮录整理，能够在古籍文献整理的研究中，起到提醒研究者关注最普通但也是最庞杂的汉文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 《云南省图书馆古籍文献的庋藏与开发利用》，载《民族艺术研究》1989年S1期；《浅谈云南古籍的整理》，《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03期。 [2] 《古籍整理研究与民族文化大省建设》，载《云南学术探索》1998年第5期（总第47期）。 [3] 《云南地方文献书目述略》，载《云南学术探索〉1993年第4期（总第16期）。 [4] 《云南省图书馆所藏版片概述》，载《文献》1990年第3期；《方树梅对云南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载《云南学术探索》1993年第4期。 [5] 《云南金石文献研究评述》，载《思想战线》1997年第3期。 [6] 《漫话云南地方志》，载《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1期。 [7] 朱端强：《日本访读云南史料文献散记》，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8] 以下内容撮录、摘编及整合串联各位学者的研究内容处，恕不一一注明，敬清原谅。 作者简介：周琼，女，彝族，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环境史、灾荒史、东方民族史地的研究。 ——普学旺，李克忠主编：《云南民族古籍与历史文化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13-120页。编者按：纠正了部分讹字与书名等，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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