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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数千年前，作为当时世界文明中心的主角，亚洲人频繁与周边民族交流。在欧亚大陆西部边陲，浩瀚的地中海长时间阻断欧洲与亚洲的往来，文明的传播自然而然由西亚航海民族腓尼基人肩负起来。他们不仅扬帆远航进入地中海，串联起了泛地中海地区的不同民族，还有一部分腓尼基人从其居所黎凡特南下出发经西奈半岛，走大约半个月的陆路以后到达尼罗河流域。尼罗河每年一度泛滥，在洪水退去后形成的红色三角洲土壤肥沃，古埃及人以此发展农业，丰衣足食，在见到远道而来的腓尼基人以后，他们用自己的农产品和腓尼基人带来的货物进行交换。在古代，埃及地区盛产贵重树脂如没药，当认识到这种不起眼的当地特产具有极高商业价值后，埃及人开始大量采集树脂，将其进一步加工成为香料、药物和防腐剂，以此与腓尼基人交换奢侈品，如贵金属，宝石，珍稀木材，以及葡萄酒。  至少在公元前30世纪以前，腓尼基人就从家乡黎凡特出发（图中绿色区域），向南走陆路穿过西奈半岛（图中蓝色散点分布区域），进入尼罗河流域（即古埃及王国所在地，图中红三角所在区域）。在漫长的时光里，许多黎凡特地区的居民包括腓尼基人和犹太人都迁居到了埃及，至公元前16世纪，迁居埃及的犹太人子孙摩西因抵抗埃及本地贵族的压迫而率领族人离开埃及逃回家乡以色列，在西奈半岛短暂修整期间，摩西设立十诫引导族人遵守，这就是后来犹太教信仰体系的基础（相关内容参见往期章节世界葡萄酒文明通史15-神之水滴：应许之地）。 两河流域的葡萄很大程度源自于高加索人因气候变化而南迁引入，这一阶段的大量野生葡萄与栽培葡萄化石沿人类迁徙路线分布。相比之下，尼罗河流域的葡萄应该是纯粹由于商业行为而引进，因为考古学家们并未在尼罗河流域发现野生葡萄籽，这说明其葡萄都是外来，而葡萄酒的引进时间则还要早于葡萄，现有的考古证据表面，最早的葡萄酒正是由黎凡特人带来。 公元1857年，一支法国考古队伍在非洲东北部的埃及古城阿拜多斯（Abydos）发现大量古埃及陵墓与神庙，自此大批考古学家纷纷来此展开探测工作。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君主蝎子王一世（ScorpionI）的陵墓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近700个陶罐，容器尺寸、外型设计（宽口，细口，是否带手环）和表面装饰（表面纹路）差异均表明这些陶罐源自不同地区，其中一些陶罐内存酒石酸和松脂，还有一些陶罐中有葡萄皮籽。有意思的是，在将这些陶罐的土质进行分析时发现，制作陶罐的原料并非尼罗河流域的冲积土，其成分与同时期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地区所产的陶罐土质成分相匹配。一些罐塞上附有葡萄酒类型，生产日期，生产地点，酿造者等信息，因此可以确定的是，在至少公元前30世纪以前，古埃及君王的陵墓中已经开始以多种类型的进口葡萄酒作为亡者的供奉，而这些葡萄酒的进口地，正是涵盖今天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的黎凡特。  蝎子王陵墓中发现大量石器，衣物，象牙和其它兽骨制成的陪葬品。陵墓主人之所以被称为蝎子王，是因为在其陵墓的物件中发现大量蝎子字符或图案，如上图的人像右侧。  蝎子王陵墓中挖掘出的酒罐，平均容积在6-7升。除了葡萄酒成分以外，考古学家将一些罐中残留物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了酵母细胞沉淀物，并从中提取出与今天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cerevisiae)高度相似的DNA，这表明在公元前数千年前，酒类发酵的微生物主力依然是酿酒酵母的直系祖先，历经千年以后发酵微生物并无根本性变化。 蝎子王陵墓的考古发现向世人提供了公元前30世纪以前埃及存在葡萄酒的直接证据，结合后来陆续出土的文件、壁画以及遗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外来的神奇饮品最终被当地人接纳，他们开始尝试由黎凡特引进种子或枝条种植葡萄，在后来的时间里，尼罗河流域葡萄酒产业开始了漫长的本土化历程。 在古代埃及，长达近7000公里的尼罗河可以满足沿岸葡萄园的灌溉需求，但这不能保证优质葡萄酒的产生。首先，一年一度的洪水会毁坏葡萄园，其次，过度的灌溉造成葡萄颗粒饱满，果实富含水分但风味欠缺。所以理想的葡萄园选址既不能离河水太远，还要有较高的地势利于排水。此外，埃及地处非洲，在尼罗河流域以外常见沙漠，而沙漠中的绿洲地带也在理想产区的勘察中被埃及人选中，用于建设葡萄园。 古代埃及土壤肥沃，物产丰饶，在这里诞生了自成一体的古埃及本土文明，由于位处泛地中海地区，北衔西亚，千年历史长河中尼罗河流域经历了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伊斯兰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各大文明的宗教、政治、艺术、商业以及社会习俗彼此杂糅，其文化烙印深刻于古埃及葡萄酒文明，这些故事将在本系列中逐篇讲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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