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声与沈从文

杨振声与沈从文

智效民

沈从文虽然是小学文化、出身行伍，却在文学创作、大学讲台和考古研究等方面成就巨大。相比之下，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编教材的经历，却几乎被人遗忘。

这一经历与杨振声有关。

杨先生身材高大，学养深厚，性格温和，作风雅正。他虽然比胡适年长一岁，却是胡适的学生。多年前，我在1947年2月3日的《大公报》上看到一篇短文，标题是《杨振声小记》，其中的三件事颇有趣味。

一是杨担任青岛大学校长时，曾邀请胡适前来讲演。不料轮船抵达青岛后，因为风浪太大无法靠岸，所以胡适只好发了一份“宛在水中央”的电报。杨接电后，当即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作答。所以作者说：两份电报均有典出，可谓“用古恰切，酬客至妙。”

二是杨先生在儿子结婚时，不以家长自居，而是象普通客人一样前去道贺，令在场嘉宾耳目一新，交口称赞。

三是为了研究儿童教育，杨先生曾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去当老师。他讲故事绘声绘色，做游戏追逐打闹，根本没有“师道尊严”的模样。

除此之外，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说，1933年冬天，他和唐钺、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讲演。到达以后，东道主似乎要考一考几位学者“大众语”的水平，便安排他们与小学校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

胡还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往往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的”。

难怪那篇短文的作者会感慨道：与杨振声在一起，许多人都有一种“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1930年，杨振声在蔡元培和胡适的推举下，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于是他邀请沈从文等一批著名学者前来任教。但是没过多久，杨振声又因故辞去校长职务返回北平，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承担了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

杨振声辞职后，沈从文也来到北平参加编写教材的工作。当时他与张兆和订婚不久，因为生活所迫，曾经把结婚戒指典当出去。据张兆和之妹张充和回忆，杨先生知道这件事以后，不仅马上给沈从文预付了50元薪水，还以兄长的口吻责备道：“人家订婚都是给小姐送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把小姐的戒指拿去典当的道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振声和沈从文逃离北平来到武汉，住在珞珈山下的一个小独院里。当时萧乾被《大公报》解聘以后也流落到这里，于是杨先生便把他收留下来。因为萧乾没有编制，所以杨先生每个月都要自掏腰包给他支付50元薪水。

西南联大成立以后，杨振声担任叙永分校主任，沈从文也应聘前来执教，并继续与杨振声编写教材。张充和回忆说：当时的工作地点是青云街６号，参与这一工作的还有朱自清、汪和宗和我。杨振声比较忙，不经常来，朱自清每周来一两次。他们的分工是沈从文选编小说，朱自清选编散文，我选编散曲并做注释，汪和宗负责抄写工作。

我曾经有这样的疑问：杨振声、沈从文和朱自清既是著名学者，又是第一流作家，他们在教书之余，为什么要编中小学教材呢？

思考再三，只有这样一个答案：自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就有一股以反对“全盘西化”为借口，全面否定白话文运动的思潮。有人甚至提出要用文言文作为小学教材，以便开历史倒车。这种情况，与近年来企图否定改革开放的逆流极其相似。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怀念杨振声、沈从文以及他们那个时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