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吃”垮的王朝

fdm1025 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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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孔子说“食色性也”。“吃”在中国历史悠久，既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又能折射中国历史。17世纪的大明王朝就因为没有解决好“吃”的问题，被李自成一句“吃他娘”给推翻了。可大顺朝也因为“吃”短命而亡。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经历过元末饥荒，当过乞丐做过和尚的朱元璋在明朝建国之初，为巩固统治，吸取历朝教训，除轻徭薄赋外，在“吃”的问题上还动了许多心思。

倡导节俭，禁止奢侈浪费。明朝初年，经济凋敝，明宫廷饮食虽继承了唐宋，却提出“筵不尚华”的要求。朱元璋身为开国之君，他的吃喝也经常是青菜豆腐红烧肉，不改平民本色。传说在朱元璋的故乡凤阳，流传着四菜一汤的歌谣：“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小葱豆腐，意义深长，一清二白，贪官心慌。”传说是朱元璋在给马皇后过生日时，只用红萝卜、韭菜，青菜两碗，小葱豆腐汤，宴请众官员。而且约法三章：今后不论谁摆宴席，只许四菜一汤，谁若违反，严惩不贷。

据《国榷》记载，朱元璋对群饮豪喝的禁止是相当严厉的，只要被抓到了，就会被充军。在朱元璋看来，群饮会意气用事，会带坏社会风气，所以必须禁止。《明太祖实录》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好多将士都以为胜利了，可以自由放松点了。闲暇之余，他们在京城里群饮豪喝，有的甚至一醉方休。朱元璋听说后将他们狠狠训斥了一通：“勤俭为治身之本，奢侈为丧家之源。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厌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织，而饮食衣服必欲奢靡。夫习奢不已，入俭良难，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毋令不足。”①

上崇俭，下面的人也知道节约。有大臣用菜粥招待朝廷使者，菜不过四样。有些地方大员，每天所食不过猪肉一斤，豆腐两块，蔬菜一把。民间人家宴会，更是简单，几盘水果，数碟菜肴就行了，除非来了重要的客人或者新媳妇过门，才添些虾蟹水产。亲朋好友吃饭，席间只有一碗肉，外加腌菜一道，青菜若干，倘或杀只鸡，买三四样鱼肉，就已经很奢侈了。陆容《菽园杂记》记载，江西地方有些人家吃饭，为了省菜，第一碗只能吃寡饭，吃到第二碗才准许夹菜。吃肉只买猪内脏，一是因为便宜，二是内脏没有骨头，吃起来不会浪费。又说很多江西人家摆在酒席上的果盘纯粹是一种装饰作用，只有最中间的可以吃，其他水果用木头雕刻而成，外面再涂上油漆，只能看不能吃。就连祭祀用的食品也是临时从食店里租来的，祭祀完了再送回去。

建立完善的粮食储备制度。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总结前人仓政经验，设

立常平仓、义仓、社仓、预备仓。常平仓指当丰年粮价下跌时, 朝廷提高粮价收粮, 朝廷和边郡粮仓均仓廪充盈；当歉年粮价高涨时, 朝廷低价售粮给百姓。常平仓制度通过调节粮价, 平抑市场粮价波动, 有效保障了储粮备荒和官需民食；其次是供养军队, 备战应战。粮食作为军队的重要战略储备物资, 是确保战争取胜的关键所在。义仓由各州军民共同设置, 是以备荒救灾为主要目的的储粮仓。义仓建于各地村社, 委托社司管理。出粟方式为“劝课”, 具有自愿性质, 且对数量、品种无固定要求。社仓是由地方政府或乡里富家提供粮谷作为贷本, 以低利借贷给农民作农业资本或生活费用。预备仓设立于明洪武年间, 由官出籴本买粮, 储于人口密集地区, 用于荒年救灾。预备仓的储粮主要来源于官地租米、无碍官钱籴入、赃罚折纳、立功赎罪折纳和民间捐纳等项。预备仓为官督民办, 主要由当地德高望重的百姓来管理, 在收成差时发放给灾民, 限于来年归还。

大明朝人口众多，解决吃饭问题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建立完善的粮食储备制度自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卫所制度。明代的卫所兵制，实乃吸取中国历史屯田经验，是一种寓兵于农，

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固定士兵户籍为军户，由士兵轮流守备和垦荒屯田，这种兵制既解决了军队士兵的吃饭问题，又不影响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所以朱元璋自豪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朱元璋的这些心思在明初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现实是残酷的，朱元璋的子孙还是栽在“吃”字上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到明中叶，朴素的社会作风烟消云散。民间最寻常的宴会，也要十几道菜，富户请客，有荤有素，山珍配海味，还要买些地方名产，像泰州鸭蛋、辽东金虾、浦江火肉、诸暨香狸、太湖大闸蟹之类。据嘉靖《建宁府志》记载，明武宗、明世宗年间，福建富户请客，普通宴席上二三十道菜。到了冬天，亲戚互相宴请，杀猪宰牛，大摆宴席，饭桌上饱食一尽的空碗摞起来有一尺多高。

民间尚且如此，上层统治者吃喝奢靡之风攀比之风更是盛行。

宫廷中的豆腐已不用黄豆，而以百鸟脑髓酿成，一盘“豆腐”费鸟近千只，奢侈至极。屠宰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②。如此虐待动物，人道、兽道皆荡然无存矣。大臣设宴摆席，花费更是高达千金。当时，士大夫们置办宴席，一般要准备几天，采购许多美食，才能发请柬。最开始请客嘴上说一声就行了，后来需要书面邀清——请帖长五分，宽一寸三四分，上面写好日期地点。饭菜倘若不够丰盛，事后有人会骂小气的。至于餐具，金银不再视为珍贵，而以玉器为尊。这时候不要说果盘，酒席上还要请来乐队、舞队助兴，主人也不再亲自下厨，而是花钱雇佣专业厨师整治饭菜，钟鸣鼎食，极尽奢华。

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率部防守海疆，听说朝中首辅张居正生活奢侈，姬妾众多，就投其所好，利用自己防守海疆的便利，搞到不少海狗肾，派人专程作为重礼献给张相爷。张大喜，也许是太急功近利了吧，一下子吃得太多，吃坏了身体，“终以热发”，“竟以此病亡”。一代名相竟如此不光彩地死去！③

由于吃喝奢侈攀比成风，导致厨师供不应求。成化以前，仅光禄寺即有厨役6348 名，成化十年(1475)，又添 500名，成化二十三年，太监山青又奏添 1000 名。宣宗曾指出：“近闻大小官……沉酣终日，怠废政事”。其后，京师六部十三道等官，更作长夜之饮，真是夜以继日了。

明代官员俸禄低是出了名的，一个县令年薪是90石，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也就三万多元，除去手下人的工资，恐怕到手的不到二万。士大夫们的一桌饭足以让他倾家荡产。自然要想方设法摊派地方，压榨百姓，贪污腐败了。各级官僚胥吏们成天钻营贪污聚敛，讲究吃喝玩乐，哪有时间与精力管理政事？更哪有志向、魄力、道德与能力去兴利除弊、为民造福呢?得过且过、蝇营狗苟、刁钻圆滑就是他们的做官准则，升官发财、封妻荫子就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万历年间，一个侍郎收受辽东都督李如松的人参，“重十六斤，形似小儿” ④。这么大的人参，李如松也不会是掏钱买的，就高达十六斤，如此巨大的数额，李如松本人是没那么多钱的，自然是靠贪污腐败、敲诈勒索得来的。

官员如此吃喝腐败，百姓自然遭殃，碰上饥荒，自是饿殍遍野。按明制，遇上灾荒，自当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然而明政府的粮仓储备也出了问题。

由于自然灾害多发，明代共历276年，有记载的灾害多达1010次，且分布广，持续时间长。一方面因灾荒歉收，许多地方不能按时上交，粮仓不能充盈。另一方面接连不断的无息借贷和无偿发放，造成了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预备仓常平仓日益空虚。而义仓和社仓也因贷借者拖欠不还而更加艰难。义仓和社仓的贷借粮食和官方稽核手续之繁琐，给管理者带来很大麻烦，常常被粮仓监管人视为畏途。此外，士绅名流的车马费、看仓人的工钱，储存翻晒扬净的损耗，所有这些计入支出，远远超过收入。资不抵债、破产，是真正的忧虑。结果，富裕的乡绅在受够了管理的痛苦经历后，被牵连在混乱中，不得不承担损失，从此完全远离社仓或义仓的捐助和管理。那些缺少财务资源的乡绅，即使愿意出来管理（义仓和社仓），也无法在经济上承担管理费用。更有甚者，乡间的贪婪之徒常常诈取劫掠储备，给管理造成混乱和损失。在极度危急的形势下，总会发现有铤而走险之徒，劫掠粮仓。

更为严重的是“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卫所制度也被募兵制取代了。这种寓兵于农的唐代古制本身缺陷较多，自洪武年间就逃兵不断。到16世纪，许多军户沦为贵族家奴，大量军屯田地被将军、贵族占为私有财产，卫所士兵基本成为佃农，已不具备战斗力。明政府只好采取募兵制建立常规军队，这就需要大量军饷。而日益空虚的预备仓常平仓又如何能满足这日益增多的军饷呢？除了增加苛捐杂税，崇祯皇帝想到的是：辽饷、剿饷、练饷。老百姓交不起粮饷，没有饭吃要造反；当兵的没有军饷要逃亡，没有饭吃还是要造反。那粮呢？真的是天灾吗？

不，粮在朱家。

朱元璋出身贫苦，在建立了明朝之后为了让自己的子孙不再受苦，建立了分封制。 “有明诸籓，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且不可参合四民之业（即士农工商），并能世袭罔替。”⑤朱元璋将自己除太子之外的儿子都封为藩王，让他们永世享受荣华富贵，为此他还设立了一整套的传承制度，从亲王、郡王到奉国中尉一共八级，并且为每一级都制定了详细的俸禄制度，朱元璋的美好愿望是凡是他的后代都不会饿死。

根据《明实录》《明史》《清史稿》等文献的记载，明朝的藩王宗室的制度大体框架如下：

太子以外的皇子授予亲王，亲王嫡长子世袭亲王，其余儿子都封为郡王；

郡王嫡长子世袭郡王，其余儿子都封为镇国将军；

镇国将军的所有儿子，降一等，都封为辅国将军；

辅国将军的所有儿子，降一等，都封为奉国将军；

奉国将军的所有儿子，降一等，都封为镇国中尉；

镇国中尉的所有儿子，降一等，封辅国中尉；

辅国中尉的所有儿子，都封为奉国中尉；

以此爵位世袭罔替；到了奉国中尉之后，不再递降，奉国中尉的世世代代所有子孙皆封为奉国中尉。皇帝的姊妹封为长公主，皇帝女儿封为公主，女婿封为驸马都尉；亲王的女儿封为郡主，郡王的女儿封为县主、孙女封为郡君、曾孙女封为县君、玄孙女封为乡君，而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的夫婿都封为仪宾。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将原本的藩王宗室的俸禄待遇降低，并形成了定制，用粮食的单位进行计算：亲王每年一万石，郡王每年二千石，镇国将军每年一千石，辅国将军每年八百石、奉国将军每年六百石、镇国中尉每年四百石，辅国中尉每年三百石、奉国中尉每年二百石；公主及驸马每年二千石，郡主及其仪宾每年八百石，县主、郡君及其仪宾逐级递减二百石，县君、乡君及其仪宾逐级递减一百石。也就是说，朱元璋的后代儿孙，最差年薪也有二百石。可怜明朝县令年薪才90石，真是干什么都不如投胎投得好！

据史籍记载，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明宗室人口才58人。到了永乐年间（1403--1424年），30年左右增加1倍，达到127人。而在嘉靖八年（1529年），玉牒中所载的宗室人口达8203人，100年间增加6倍。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增加约1.5倍，达17661人。嘉靖年间，仅河南地区便有亲王5人，郡王80人，将军、中尉、郡主、县主、县君等共1890人，为天下之最。仅过16年隆庆三年（1569年）见存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以及未名未封者，共计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一人，这还不包括皇族中的女性公主、郡主、县主等等。再过26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见载于玉牒的宗室人口，就达到157000余人。估计再过半个世纪后明亡的时候，宗室人口至少已经超过20万人，正如王世贞的《皇明盛事》中所说的是“千古所未有也”。

庞大的宗室，耗费了不知多少国家财富、民脂民膏，特别是明中后期，巨额的宗禄开支使赋役负担日益繁重，造成明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全国税粮总收入为2285万石，而各王府的岁禄开支就达853万石，占全国税粮总收入的37%，供养皇室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王府多的地方负担更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万历十九年（1591年），山西临汾全年税收的最大开支是支付亲王和皇室宗亲的俸禄（占税粮的48.5％和税银的39.2％），其次才是军饷（占税粮的37.1％和税银的36.2％）。因此，日益膨胀的皇族宗室人口和负担，明王朝始终没能很好解决，供养皇室成员成为国家经费中的最大开支，形成“天下养朱”的局面，这是明朝中晚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因为分封制度，是朱元璋定下来的万世不易的祖训，谁也不敢去动它。到了明末尤其是崇祯年间，由于内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部与女真战争不断，但宗室待遇（主要指高级别宗室）的俸禄待遇不变，就出现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奇葩现象。

可怜崇祯皇帝一生勤俭节约、劳心苦力的为国家筹措钱财，而他的同族宗室却个个自私自利，从不肯主动出钱帮助他解决财政危机，甚至起义军兵临城下，也不愿出一文钱。倒是便宜了起义军，只要攻打王府，就能收获如山的金银，所以战争中，朱家皇族死伤惨重。而崇祯皇帝被逼无奈，只能靠加重百姓的赋税来填补，却又导致农民活不下去倒向起义军一边，陷入了死循环，明王朝最终被“吃”垮了。

李自成造反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因为“吃”。因为明政府裁撤驿站，他失业了，没饭吃，去当兵，没军饷，只好造反了。从崇祯三年到十三年，李自成的造反事业起起伏伏，并不顺利。崇祯十三年，李自成打出“吃他娘，穿他娘，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民谣，队伍迅速扩张到百万，不到四年时间就建立了大顺王朝，攻占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如此迅速，原因无他：老百姓跟着李自成有饭吃！

然而攻占北京后的李自成并没有真正实施“均田免粮”的措施，他并不清楚“吃他娘”中的“他娘”并不仅仅是明政府，在老百姓的心中还有那欺压他们的土豪劣绅。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李自成也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农民革命政权，但是李自成也没有一个稳固的政权和完善的制度能保证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仅仅靠“追赃助饷”满足军饷，“均田免粮”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老百姓没看到希望，大小地主们也没看到希望，士大夫、官僚们只有绝望。山海关一片石战役失败，李自成只有一路败逃，直到九宫山，大顺王朝也就烟消云散了。

“吃”一字关系民生，历朝历代不能不重视。以史为鉴，统治者能倡导节俭，上行下效，吏治清明，老百姓能得温饱，自是安居乐业；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必然压榨百姓，饿殍遍野，百姓自是揭竿而起，改朝换代。“民以食为天”，“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古人诚不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