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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氏真的有统为一源的启姓鼻祖吗？——读《中华民族肇姓特点与鍾氏启姓鼻祖及其裔孙考证》有感 2014年12月上旬，我有一刚取得联系的网友给我介绍了中华鍾氏宗亲总会湖北分会和湖北省鍾氏文化研究会的官方网站“楚天鍾氏网”，不怕大家笑话，我在这时才第一次登上该网浏览。在“楚天鍾氏网”<钟姓史话>之下，有一篇挂于2014-02-21的文章《中华民族肇姓特点与鍾氏启姓鼻祖及其裔孙考證》（以下简称《考证》），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该文章的作者是“《中华鍾氏宗谱》姓源组”。细读之后，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考证》这篇文章好像与2014年4月在广州花都举行的《中华鍾氏宗谱》编纂工作会议上要执行“由钟仪公一统天下钟姓”的“一源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就是说，《考证》可能就是编纂2016年的《中华鍾氏宗谱》“姓源”的关键文件。我是反对“一源论”的。下面是我的读后感。 《考证》开篇第一句就是：“本着'以史为据、有谱可依、史谱统一’的宗旨（注意，这里强调的是史书，而不是谱记），了解中华民族肇姓特点并确立鍾氏启姓鼻祖及其早期裔孙，是编纂《中华鍾氏宗谱》“姓源篇”的关键。” 我想给“《中华鍾氏宗谱》编写组”提点建议。对于将要在2016年出版的《中华鍾氏宗谱》来说，上面这句话看似正确但值得商榷。为什么？就目前所知，各地钟姓的族谱所载的源头是各不相同的，即钟姓是多源的不是一源的，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出版过《中华鍾氏宗谱》，将在2016年出版的就是空前的第一次，所以我认为，在编纂2016年的《中华鍾氏宗谱》介绍“姓源”时，就应该做到各源都有介绍（我称之为“各源各表”），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强行将多源并为一源。 基于这一理念，我认为这开篇第一句话应该改为：“本着'以谱为据、各源各表，以史为证、谱史统一’的宗旨（注意，我在这里强调的是谱记，而不是史书），先编出2016年的《中华鍾氏宗谱集》，为今后再编宗谱时，探讨各源能否与史书中的说法相一致，找到统为一源的可能性做准备——因为根据“宗谱姓源组”的《考证》，钟姓有可能是一源的。”显然，2016年所编的宗谱宜名为《中华鍾氏宗谱集》，不宜叫《中华鍾氏宗谱》。名称虽然只差一字，但却尽显各源之平等和尊重，也为将来有可能实现编写一源的《中华鍾氏宗谱》预先做了准备。我是说，企图在2016年匆匆忙忙一劳永逸地毕其功于一役，编成鍾氏为一源的《中华鍾氏宗谱》，最终很可能会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与其在将来再纠正2016的错误，还不如今天就预先留下余地，先发行《中华鍾氏宗谱集》，发动全国的钟姓人去一起探讨，让大家再多论证它几年，待大家的意见统一之后，不管是多源的还是一源的，再编成天下钟姓人都认可的《中华鍾氏宗谱》，岂不更好吗？ 上面是我给将要在2016年出版的《中华鍾氏宗谱》的建议。现在回到文章的标题，鍾姓真的有统为一源的启姓鼻祖吗？这就有必要对《考证》做些归纳。 据《考证》介绍，考查春秋战国至西汉时见于史籍的“鍾”姓和“鍾离”复姓人物有17人，包括宋襄公之孙公孙鍾离、楚国的郧公鍾仪、楚昭王的大夫乐尹鍾建、楚国善知音的贤人鍾子期、齐宣王王后鍾离春（女）及其父鍾离信、兄鍾离磬，还有楚霸王项羽的“骨鲠大将军”鍾离昧及其子鍾离发、鍾离接，以及西汉成立之后的鍾祖、鍾绍，鍾元、鍾威、鍾义等。然后，依据《左传》、《左传注疏》、《春秋左传注》、《史记》、宋欧阳修等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简称《唐表》）、宋郑樵著《通志?氏族略》、宋章定著《名贤氏族类稿》……等史书，再依据《湖南鍾氏遵旨通谱》，澧州、桃源、平江、临澧等地《鍾氏族谱》，以及《福建汀州全慕公谱》、《台北鍾氏宗谱》等谱记，将这些史书中的人物排成以下的顺序世系（注：宋襄公在《钟姓史话》中为黄帝47世，其后的世系序号是本人依照《考证》的世序所加），这就是能够将全国统为一源的中华钟姓源流。 47宋襄公——48（）——49公孙黎（鍾离）——50鍾仪————51（）——52鍾建——53鍾子期——54鍾信（鍾离信）——56鍾离磬——……——鍾离接（鍾接）——鍾烈、鍾晏…… 在这里，《考证》认定：宋襄公之孙公孙黎因宋国王宫内斗而避乱仕楚，食于鍾离之邑（今安徽省凤阳县），遂启姓鍾氏，以离为名，公孙黎“鍾离”就是全国钟姓第一代的“启姓鼻祖”；到了第六代鍾信因思念其先祖（鍾离），再启复姓为鍾离，名仍为信，他就变为了“鍾离信”；N代后，鍾离昧为项羽的大将，生有二子：长曰发，居九江乃姓鍾离，次曰接，居颍川长社，鍾离接又去“离”字取第一代启姓鼻祖的单姓为“鍾”氏，即恢复为鍾姓，改成为鍾接；鍾接，生二子为烈、晏，从而支分烈、晏两系，子孙繁衍生息，成为颍川望族。 也就是说，上述世系就是《考证》根据春秋战国至西汉时的史籍考订出来的“有史为据、有谱可依、史谱统一的早期裔孙世系”。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在上述短短的世系排序中，竟出现了数处空白：（1）启姓鼻祖公孙黎的父亲是空白，（2）鍾仪的儿子（鍾建的父亲）是空白，（3）鍾离磬和鍾离接之间有N代是空白。这些空白应该由谁来负责填写？《考证》没有回答，因为《考证》也考证不出来（不但史书中无法找到，谱书中也可能已经无法找到合适的人来填补这些空白）。 还有，公孙黎和鍾离接都因为避难而改姓，可以理解。然而，鍾信却是在顺境中“因思念其先祖”而不认父姓，一时心血来潮就改回到先祖之姓“鍾离”，则是很勉强的，难以理解。但《考证》是不用为此做解释的，因为“有史为据”呀！你如果有怀疑，请看西汉刘向著的《列女传》所介绍的文武双全的丑女政治家鍾离春，她的父亲就是鍾信（鍾离信）！ 再有，就是“鍾接，生二子为烈、晏”，与当今影响了钟姓人十几年的“三书”（《钟姓史话》、《鍾姓通谱》、《鍾姓源流史》）和前二年的《鍾史文选》完全不同，又不做任何解释，怎可让人信服？据《鍾史文选》考证，颍川钟姓气系和接系的发源地是在鍾离山（今河南长葛石象封升岗）而不是在鍾离国（今安徽省凤阳县），这又该如何解释？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上述世系是对抑或是错（是对或是错将来终会弄明白，我对这段世系不表支持也不表反对，因为我对古史没有研究过），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史书”和“谱书”的关系。是“以史书编族谱”还是“以族谱证史书”？如果史书与族谱是一致的，则两者无差别，如果史书与族谱是不一致的，则两者差别就大，这时就有一个在“史书”和“族谱”之间选择以谁为首的问题。《考证》选择了绝对“以史书编族谱”的激进方针——史书中没有记载的都不可靠，即使是千年老谱也不例外。对此，我不赞同。我倾向于选择后者“以族谱证史书”，且尊老谱编新谱，并争取能不断向史书靠近，如果最终真的无法靠近史书，则宁可保持谱记也不要勉强向史书靠近！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国史和地志是由政府（官方）去完成的，他们所关心的是国家的兴替沿革和帝王将相官员才子，对天下百姓的世系，他们（史官们）会用上多少精力去关注？能保证其正确性和准确性吗？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族谱记录的才是自己的族群繁衍血缘源流和迁徙流布。对任何一个姓氏，本姓人对本族的事件和世系的记录我相信会比官史的记录更正确更准确更到位。所以我不赞同“以史书编族谱”，而应该“以族谱证史书”，让老百姓的族谱去证实“官史”。况且，国史和地志基于史官的立场和水平（尤其是来自官方的压力！）难免会偏离史实，未必能保证其正确性和准确性，我们又怎能要求由民间百姓所完成的姓氏族谱一定比官方的记录更加精准呢？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对有错的族谱记录进行不断的纠正，达到“以谱书靠近史书”。 据近十几年来出版的“三书”（即2000年钟蔚伦著《钟姓史话》、2003年陈瑞松著《鍾姓通谱》、2006年鍾春林著《鍾姓源流史》）介绍，“颍川鍾姓”分为“烈系”和“接系”（2012年鍾敬和著《鍾史文选》则将“烈系”改为“气系”，“接系”未改变），而且是由46世宋桓公，由其次子兹甫和三子遨，源分二脉分别产生的。对“颍川鍾姓”的烈系和接系姓前姓后的世系方面的表述，“四本书”几乎是相同的。但《考证》却认为，接系鍾姓在“进化”过程中没有经历过伯姓的过程，《钟姓史话》说经历了“子姓——伯姓——鍾离姓——鍾姓”的过程是无史为据的杜撰；对烈系鍾姓，在烈公之前到宋襄公的世系根本就不存在，烈公只是接公的儿子。就是说，《考证》把“四本书”的姓前世系全给否定了，只保留烈、接的姓后世系。这样一来，按照《考证》的思路，烈公、接公、鍾信公、鍾建公、鍾仪公，即目前已知的各源钟姓和鍾离姓无一例外地都挂在了公孙鍾离的名下，终于史诗般地完成了天下钟姓和鍾离姓的统一。这是一幅多么美丽而壮观的“蓝图画卷”！ 我认为，将目前已知的各源钟姓和鍾离姓都挂在了公孙鍾离的名下，如果世系和年龄都能理顺，而且还有《湖南鍾氏遵旨通谱》，澧州、桃源、平江、临澧等地《鍾氏族谱》，以及《福建汀州全慕公谱》、《台北鍾氏宗谱》等谱记作依据，也是说得过去的，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但现在却出现了世系和年龄都无法理顺的情况。例如，烈公就无法成为接公的儿子。据“三书”，烈公的年龄比接公大111岁！《考证》也知道这一情况。于是为了堵住人们的口，《考证》就说：经考证，由于烈公不是宋康王偃的三弟或三子，这个烈公就不存在，即是没有生于公元前334年的烈公；或者说，因为已经知道接公生于公元前223年，作为接公之子的烈公就绝不可能生于公元前334年。那么，这个接公儿子的烈公生于何年？《考证》不回答，只是说：我们应该尊祖敬宗，认同老谱和《祖名歌》中有关“接生烈、晏”，支分“烈、晏两系”的记载。 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考证》所推崇的《祖名歌》，到底是什么货色呢？《祖名歌》的全称叫《鍾氏发源受姓始历九十五世祖名歌》。据《鍾史文选》介绍：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以闽人鍾宗祚、赣人鍾白凤为首发动组织，在福建汀州（今长汀县），将从江西宁都祠堂和福建武平祠堂获得的接系谱和气系谱，强将气、接二系并为一系，搞出来的遗祸我鍾姓族裔至今数百年的《鍾氏族谱》（下简称《汀州谱》）。它从鍾接一直编到“象洞十四祖”，共95世（故《汀州谱》又叫《鍾氏发源受姓始历九十五世祖名歌》），得到“接—烈——复——叶——气……”的世系排法（经计算，平均每代间隔只有14.1年），还在公元1724年被清朝雍正皇帝发布“圣谕广训”加以表彰。金口一开，从此全国各地鍾姓被迫遵“圣谕”改老谱从“新”谱（即《汀州谱》），许多地方的旧谱就此中断，给钟姓谱留下了无穷后患！显然《祖名歌》本身就不尊祖敬宗，我们怎能认同？《考证》是《中华鍾氏宗谱》姓源组的文章，在今天还要以《祖名歌》来编全国鍾氏宗谱，是个明显的错误。 那么，烈公生于何年？假如“三书”的姓后世系是正确的话，我不妨用“三书”中的烈公后代的生年来反推算。据《鍾史文选》，气公的八世孙鍾桂是助东汉光武帝刘秀消灭王莽新朝的功臣，生于公元前26年。网上文章说，有人统计过各姓的平均代距，大约在27至33年之间，以29年或30年左右为最多。现以平均代距30年来计算，气公约生于公元前236年；烈公比气公大三代，则烈公约生于公元前326年。“三书”说：“烈公生于公元前334年，气公生于公元前225年”，说明我的推算结果与“三书”相近，误差不大。我想，“三书”说鍾接公生于公元前223年，《考证》不会反对吧，那么，我推算出来的烈公（作为儿子）的年龄竟然比（父亲）接公大100多岁，就足以说明烈公不是接公的儿子。《鍾姓史话》说，接公只有一个儿子叫晏，也证明了烈公不是接公的儿子。何来史证“接生烈、晏，支分烈、晏两系”？ 这就是说，“接生晏”是真的，“接生烈”是假的，而“接生烈、晏”是真假相混以假乱真的。所以，我还是认同“三书”和《鍾史文选》对“颍川鍾姓”源自46世宋桓公，由其次子兹甫和三子遨，源分二脉的表述更多一些，而对《考证》的世系持怀疑的态度，尽管它自称有史书为证。就是说，在这种谱书无法最终靠近史书的情况下，我宁可认同谱记也不会勉强去认同史书。既然“烈非接所生”，《考证》的世系就经不起推敲，怎么能据之编写全国的鍾姓谱呢？ 当然，说句心里话，在我的心中，既对《考证》的大胆考证的举动表示理解，甚至对这种敢于向传统挑战的精神表示敬佩，又对《考证》只破不立或者大破小立的做派表示惋惜。《考证》说，我们“应该学习（宋）吴缜敢于挑战权威，纠正错误，及时编著《新唐书纠谬》二十卷的精神”，为什么不去学习他们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和艰辛，将挂在自己所确立的源流谱系中的各分支的世系问题也搞清楚考准确呢？如果做到大破又大立（就是说，我认为《考证》只做到了大破，并没有做到大立，顶多算是小立），让大家都心服口服，而不是只将各分支的“头头”挂上去就了事大吉、鸣金收兵，那该多好。 据文章的作者说，他们经过六年多的考察并查阅大量的史书、姓书和族谱进行研究，曾在2011年向中华鍾氏总会呈送了《关于鍾氏姓源世系及少数民族史的考察报告》，后来又撰写了《关于鍾姓渊源五大系列的质疑》。我没有看过这二篇文章。现在的这篇文章《中华民族肇姓特点与鍾氏启姓鼻祖及其裔孙考证》我估计可能就是前面二篇文章的总结和升华。说实话，六年多之前我还没有看过任何一本族谱，对族谱的认识其实为零，今天竟敢在这里对《中华鍾氏宗谱》姓源组的文章指指点点，说了以上一堆话，而且话中对《考证》充满了怀疑，实在有点不自量力，岂非在班门弄斧？是的，我承认是。但在班门前不敢弄斧，能得到提高吗？况且，鲁班师傅也不一定处处正确。 说到这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汀州谱》之错（如接生烈，“象洞十四祖”是气公91世）被《鍾姓史话》所纠正（接、烈是不同的二系，“象洞十四祖”为气公44世），《鍾姓史话》之错（伯州黎食邑于安徽凤阳的鍾离国）被《鍾史文选》所纠正（伯州黎食邑于河南长葛的鍾离山），现在的《考证》几乎是在对《鍾姓史话》和《鍾史文选》的全面否定（钟姓的前祖是公孙黎而不是伯州黎，钟姓只有一源而不是多源），且对《汀州谱》又作了肯定（鍾离接生下了烈和晏），完成了一个循环。老实说，我怀疑《考证》在这个循环中的作为是错的，错在它“以史书编族谱”而不是“以族谱证史书”。对钟姓的姓史，《考证》认为史书一定比谱书正确，我认为史书不一定比谱书正确，这就是我们在认识上的差别。这也是我敢在鲁班门前弄大斧的理由。 最后我要说清楚的是，文章的标题“鍾氏真的有统为一源的启姓鼻祖吗？”正是我目前疑虑心态的表白。它的意思就是：我对《考证》的世系有怀疑，并不等于我在全面否定《考证》。作为对钟姓源流的一种探讨，我对《考证》持支持的态度，但如果以《考证》的世系去编写将在2016年面世的《中华鍾氏宗谱》，我对《考证》持反对的态度。能否用《考证》的世系去编写将来的（不是2016年的）全国鍾氏宗谱，要看看全国钟姓人今后对“《考证》的世系”的认可程度，才能确定。我相信，全国有许多的钟姓人都有和我同样的心态。 广东龙川县 鍾胜 2015-11-9 14: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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