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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军蚕食鲸吞我国东北、华北地区后，在占领区里不但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还对沦陷区人民实施敲骨吸髓的经济压榨。在战略物资方面，他们对我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工业设施、粮食油料肆意明抢；在经济生活领域，则采用卑劣的金融手段，靠滥发伪币来掠夺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华北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准备票”就是日寇进行残酷经济剥削的确凿铁证。  贾贵与黄金标 却说伪“华北临时政府”东拼西凑，拉拢汉奸，摊派资金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后，颁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发行一元、五元、十元三种面额的钞票，对外简称“中联券”，而华北一带的老百姓则称之为“准备票”。法令规定：中联券与法币等价通用；持有金条、银元、铜元及国民党法币者必须向伪中联兑换中联券，如有违反，送交日本宪兵机关追查；华北各银行账目一律改为中联券本位，原库存法币亦须限期兑换。  侦缉队长贾贵和狗腿子老六 由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对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宣战，所以以上这些规定，除了天津租界之外，凡是日寇所控制的地区均需一律照办。这就是日本侵略军掠夺中国财富的一项重要措施。但起初他们用这种手段搜刮来的金银法币并不多，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想。这是因为那时候华北各银行的库存本来就不多，老百姓对伪中联的“准备票”也根本不信任，很少有人拿银元、法币去兑换。并且当时日寇刚刚占领华北，对北平、天津这两座工商业城市的封锁尚不严密，银元和法币还有路可走。加之日寇从非沦陷区套购物资也需要用银元和法币结算，所以也不敢完全禁绝法币流通。于是，华北地区就出现了多种货币同时流通的奇怪现象。  鼎香楼掌柜孙有福 我们又说回到《地下交通站》，剧中有这么一集：鼎香楼掌柜孙有福准备到日伪机关托人办事，送礼打点，急需十块大洋，但店里日常收的营业款都是“准备票”，没有现大洋，于是央求大伙计蔡水根替他想办法。正好此时地下党护送的北平女学生林静前来住店，随手就掏出了三块银元交给了蔡水根。孙掌柜一见大喜过望，眉开眼笑，连忙道：“别说住一天，就是住一个月都超超有余！”而剧中的食客来店里吃饭，一顿饭几个菜大概就要花二三百元“准备票”。由此细节就可以看出当时日伪占领区货币紊乱的状况，可见该剧的历史背景设置是完全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  地下交通员蔡水根与侦缉队汉奸巧妙周旋 写到这里，或许有些读者朋友就要问了，用银元、法币可以买东西，用“准备票”也能买东西，那为什么孙掌柜送礼打点非得要银元呢？他给人送一捆“准备票”不好使吗？是的，确实不好使。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朋友都知道，黄金白银这是属于硬通货，有相对固定的价值属性，无论什么时代都可以保值；而“准备票”就不一样了，它是日本侵略军在一定区域内发行的钞票，本来就没有储存多少规定的货币发行准备金，而是凭借武力强行在市面上流通。只要战争形势一发生变化，老百姓手里的“准备票”就成了废纸一堆，毫无价值。所以，当时华北敌占区的人民私下里都情愿用银元做交易。  鼎香楼的食客吐槽日伪“准备票” 随着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溃败，伪中联发行的“准备票”也毫无悬念地大幅贬值，一日数跌。日伪金融机构为疯狂搜刮战略物资，继续支撑摇摇欲坠的侵略战争，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便采取了加发中联券的卑鄙手段。于是乎“准备票”越印越多，印钞纸供应不上，就增发五十元和一百元面额的大钞。滥发纸币导致钞票贬值，物价飞涨，没过几天，百元大钞也不济事了。1945年3月，伪中联又增发五百元大钞。随后，相隔仅两个月，复增发千元大钞。最后到了1945年8月日寇投降前夕，面额五千元的“准备票”也出了笼。这些花花绿绿的大钞，看似数额巨大，到了这个时候，几十万元“准备票”实际上连一盒火柴都买不到了。  抗战胜利后侵华日军缴枪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告胜利。几天后，华北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在国民党军统特务的陪同下飞往重庆，做了一些不敢见人的秘密勾当。汪时璟返回北平后，国民政府所派的财政特派员张果为也随后来到。10月17日，张果为会同国民党中央银行的相关人员接收了伪中联，经盘存统计，华北伪中联前后共发行“准备票”1400多亿元，除极少部分准予兑换成法币外，其余绝大多数钞票都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予以收缴销毁了事。至此，这一祸害华北人民八年之久的伪金融机构终于关张解散。  情景喜剧《地下交通站》海报封面 了解“准备票”的这些来龙去脉之后，我们再看《地下交通站》这部抗日情景喜剧，不禁会为该剧严谨的细节设计拍案叫好。影视剧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允许适当的创作夸张，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符合历史，贴近生活。《地下交通站》在服化道方面做得确实是很用心了。反观现在的大多数影视剧，情节荒诞，台词生硬，人物苍白，造型雷人，篡改历史，脱离现实，纯粹是在明目张胆地侮辱观众的智商。这类烂片，不看也罢，免得增闷添堵，自寻烦恼。（全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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