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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原会议全局性解析 《学理论》2014年33期 欢迎挑错，留言必回 摘 要：本文从学界公认的汤原会议是东北抗日斗争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入手，通过论证根据会议决议成立的联总不仅得到各方的广泛认可，并在东北抗联中具有全局意义，探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总司令人选、遴选方式、与会者的代表性等问题，以期说明在当时复杂而特殊的情况下，汤原会议是东北抗联诞生不可替代的标志性事件。 关键词：汤原 东北抗联 诞生地 1936年1月26日--28日，赵尚志召集李延禄、夏云阶、谢文东、李华堂等活动在下江的抗日武装领导人，在汤原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汤原会议）。在军事上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举赵尚志为总司令，划分了战区。并且在赵尚志被苏军扣押前，联总一直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在汤原会议前后都有过局部统战会议。但是汤原会议是最明确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会议，规模是空前绝后的，军事上的核心决议得到有效落实。赵俊清认为：“东北民众反日联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是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1]那么其重要性具体指向是什么呢？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认为汤原会议是东北抗联组建的起点：“一月二十八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黑龙江省汤原县举行东北反日联合军政扩大会议，决定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将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统编为抗日联军，后来分编为第一、二、三路军。”《中共党史教学提纲》也是同样定位。据此可以认为，汤原会议是东北抗日联军诞生的标志。 但有人认为，此次会议没有上一级党组织的批准，一、二、五军未派代表参加，仅是北满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标志，因而不具有全局性。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东北抗联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仅从参加人员的代表性和决议未全部落实这两点出发，否认汤原会议在会议内容、现实作用及后续影响上所具有的全局性意义。因此是值得商榷的。 一、从东北抗联整体形成进程看，由赵尚志组建联总并担任总司令具备历史必然性。 从l932年初我党在东北建立抗日武装，到1937年l1月东北抗联最终形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单点发展阶段。从l932年初满洲省委重组，至1933年5月接到《一·二六指示信》，基层党组织陆续组建反日武装；分区统战阶段。从1933年5月15日满洲省委作出了《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至1935年末赵尚志转战汤原，我党组建了南满、东满、吉东、哈东、下江等区域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北抗日武装形成序列化；统一建制阶段。从1936年1月末汤原会议召开，至1937年11月东北抗联第十一军成立，实现了全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统一化、正规化和最大范围的联合。 此间，赵尚志作为军委书记在北满开展工作，始终坚决贯彻满洲省委的决议，致力组织最大范围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1934年初，以珠河反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哈东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1935年3月，赵尚志联合谢文东、李华堂、明山等反日武装领导人，组成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1936年1月，赵尚志根据中央《八一宣言》和满洲省委决议，召开了汤原会议，迈出了组建东北抗联的第一步。《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后，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也随之改称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联总）。从个人的政策水平、军事才能、工作业绩、名气威信和部队所处地理位置、战斗实力等各种角度综合考量，杨靖宇、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都无法肩负起这样的具有全局性的重任，而且在行动上也没有做任何尝试。 二、从会后反应看，汤原会议决议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认可。 在多方面的压力下，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代团）驻满洲代表吴平对汤原会议有限认可。 1936年2月5日，魏拯民从苏联回国，传达了中代团关于建立四个省委、东北抗联的决定和关于李杜任抗联总司令的提名。2月10日，吴平以中代团的名义发布了《为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定（草案）》，指出“组建抗联总司令部是东北抗日武装目前最中心的工作”。但这仅是口号而不是具体行动。2月20日，吴平通过联络员诵以中代团驻满洲代表文件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并未涉及联总。 接到汤原县委关于汤原会议的汇报后，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吴平自身又无力组建，有限认可联总是可以向各方面交代的最佳选择。因此，他代表满洲省委表态：在原则上不认可联总，“但是现在你们已经这样弄起来了！我们的三、四、六、汤各军均以知道了！下江的群众也知道了！如果取消之，也是不是当的。因此现在我们的意见：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应作为临时的，称为东北抗日联军临时总司令部，尚志同志为临时总司令。”他特别强调：“这个临时总司令部应该成为号召与团结全东北反日军队的机关，特别是各军活动的范围内，根据王康信内指示的具体策略，正确执行我党的新策略，在联合一切反日部队上，准备召开全体东北反日军代表大会，以正式成立总司令部。现在既然建立起来了，就应该以之来起以上重大的作用。”[2]也就是说，上一级党组织把联总定位为“号召与团结全东北反日军队的机关”，并在正式成立总司令部前予以认可。 在平行的党组织中，由于南满游击区与当时的联总没有实质上的军事联系，不同意见主要来自吉东。周保中认为李杜任总司令不现实，提出由统战人士吴义成为人选。对于这个提议，诵表态：“尚志同志是一个有威信和三军所在地是比较中心的地带。因此经过我们的组织来宣布尚志为东北联军总司令，并且要在各方面来拥护联军司令。”[3]勃力县委书记鲍林也认为：“我们了解联总，无论在游击运动中是否来指挥全满的队伍，然而他的权威是影响全满抗日队伍的。”[4] 周保中带领五军转战下江后，按照吴平的意见，承认赵尚志为总司令，服从联总的军事指挥，统一了北满和吉东抗联军令。他在1936年12月28日给李福林的信中说：“向他们说明联军和三军司令部的工作系统和纪律，是应该绝对尊重，遵守的。因此，否认游击连的自由行动，对于隶属联军某军系统不能自由选择，必须服从联军总部、三军军部命令。”[5]在1937年1月13日关于三、八军纠纷给谢文东的信中说：“在全东北抗日联军整个军事、政治未有新规划以前，贵军对于北满以先组成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系统，须抱最初赞助与目前必须尊重之态度。”[6] 三、从会后东北抗联组建过程和战斗历程看，联总具有全局性意义。 汤原会议后，为了处理各军关系及培养军政干部，联总先后成立了哈东、依东办事处、东北抗联军政学校。尤其以汤原游击队、抗联四军二师、谢文东部、李华堂部、双龙队、明山队为基础组建六至十一军，都是在联总和赵尚志统一领导下完成的，这也是我党扩大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基于全东北而开展的。 而以杨靖宇为首的南满抗日武装建制没有发展。其中第二军一部也接受联总的指挥。周保中为首的吉东抗日武装除五军外，四军、七军、八军、十军均为联总旗下的部队，仅因游击区属地原则而改由吉东省委领导。而且全部接受联总的军事指挥。1937年3月19日的依兰战斗是典型的例子。在周保中战前主动邀请联总司令赵尚志指挥。联总下达命令，联总副总司令李华堂为总指挥，攻打依兰。周保中战中听从指挥，战后如实向联总汇报情况[7]。并说：“依兰战斗”是“二、三、四、五、八、九各军之一部”的共同行动[8]。这表明东北抗日联军十一个军中有九个半军接受联总的军事指挥。 而且联总也曾经为沟通南满游击区做出了努力。1936年5月11日，联总依东派遣队被日伪围攻，绝大多数指战员阵亡。战斗结束后，日伪拾得署名为“总司令赵尚志 三月四日”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通报第十九号》[9]。通报要求依东派遣队打通与南满抗联的联系通道。因此，不能因为一军游击区孤悬南满，无法接受联总指挥，就否认联总的全局性，进而否认汤原会议的全局性。 四、从当时我党对东北的领导体系来看，推举总司令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汤原会议召开前，我党东北革命领导体系是混乱的。1935年秋，中代团撤销满洲省委的工作后，并未告知满洲省委，而是在莫斯科通过海山崴的代表处在再转吉东特委指挥东北革命，严重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而对于满洲省委来说，当时只有小洛一人留守，是不可能决定成立联总、任命总司令这样重大的事项。 1936年2月，满洲省委停止工作，以王明为首的中代团成为东北我党上级领导机构，主要是通过所谓驻满洲代表吴平上下沟通。中代团放弃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政治路线，遭到了赵尚志的反对。同时中代团不设驻地最高领导机构的组织路线，造成了巨大的思想混乱，导致三个省委各自为政，没有形成一体的游击区，根本无力所谓“正式成立”联总，任命总司令更无从谈起。 因此，不仅由上一级党组织组建联总、任命总司令没有任何可能性，而且中代团把汤原会议上成立的联总作为过渡性机构，推举的总司令作为临时人选，也不可能走正式的组织程序。 同时，吉东特委与满洲省委虽然互不信任，但在成立东北驻地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抗日武装统一军令这个问题上是存在共识。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赵尚志对满洲省委与吉东特委互相指责“有奸细”很不理解，对二者都不信任。这样赵尚志也就无法谋求通过组织程序组建联总，只能依靠个人的影响力召集会议，通过推举的方式组建联总。 五、从与会人员看，足以代表东北各派抗日武装。 在已建军五支抗日武装中，最具实力的三军、吉东游击区的四军足以代表我党的核心力量。汤原游击总队是当时下江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足以代表我党的基层武装力量。谢文东部是农民自发抗日武装，李华堂部是东北军残部，在民间有较大的影响。所谓联军是军与军的联合。当时其他哗变伪军、“山林队”和“绺子”由于规模小，被统战后被编为师、团，而不能参加会议。 虽然一、三、五军因难以联系未参加会议，致使党内对抗日联军领导人选产生不同意见。但是，这三个军是我党绝对领导的核心力量，不存在统一战线的问题，只是内部统一认识的问题。 满洲省委、中代团虽然会前没有得到请示，而对会议持批评态度。但是却对联总极为重视，上升为“号召与团结全东北反日军队的机关”，这说明上级党组织认为与会人员足以代表全东北反日军队。 参考资料： 《东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 中央、辽宁、吉林、黑龙江等档案馆编内部资料 1990印刷 《黑龙江党史资料》 黑龙江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1985出版 注释： [1]赵俊清《赵尚志传》282-283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出版 [2]《中共满洲省委给汤原县委和游击队及尚志、延禄同志的信》[3][4]《勃利县委鲍林给北满省委书记老冯的信》[7]《李华堂、周保中：依兰市街进攻概况》 均引自《东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 [5][6]《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160-161页181页 吉林省档案馆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出版 [8]《周保中日记》1937年3月21日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9]《敌伪资料--中共东北党史参考资料之四》 中共东北党史研究室1962年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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