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正祥
汉文化的原始中心
中国文化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亦称华夏文化或中华文化。汉文化最先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黄土谷地，包括汾河、渭河、泾河、洛河、沁河等大支流的河谷，也就是仰韶文化或彩陶遗物分布的核心地区。此一地区，自然条件便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其后向东扩张，进入黄河的大冲积扇以及太行山麓成串较小的冲积扇。远在公元前4,000年，这一带便存在着农耕的村落；西安半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大致到春秋时代，汉文化圈已掩有黄河的中游和下游流域。黄土高原东南部黄河各支流的河谷，特别是两岸的河坎（terrace），因为高出河流的洪水线，近水而可避免水害；又比较易于防御，常被初民选择为聚落地址。原生黄土有垂直的节理，便利于穴居；并且颗粒均匀，疏松易碎，性能肥沃，适宜于原始农耕。同时黄土高原东南部，因为雨水很集中于夏季，勉强足够农作物生长，所以便成为农耕和文化的发祥地。仅在关中地方，已经发现了四百多个仰韶文化的遗址，多数分布在靠近河床的第一级河坎上。沣水沿岸在全长40公里内，发现了13处遗址。山西省西南角发现了六十多处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密集，多数位于河岸的第一、第二级河坎上；面积在10万平方米左右，最大的超过50万平方米。汉文化圈继续向外围扩展，开始和少数民族接触。在接触地带，先进的汉文化拥有较大的融合力量，于是文化圈继续扩大。战国时代，中原诸侯忙于互相征伐兼并，南方的楚族势力向北伸张，进至淮河流域。北方的匈奴也趁机崛起，侵入肥美的鄂尔多斯草原。西方，汉民族循渭河河谷继续向西发展，到达黄土高原的西堙。当时汉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以黄河及其最大支流渭河的河谷为轴线，是东西向的。中国的几个著名古都——长安、洛阳和开封等，皆分布在此一轴线上。此一古文化之轴，就汉文化圈的传统范畴说，偏在西北。黄河下游流域的水、热条件较中游为佳，农耕地区向东扩充是很自然的。汉民族开拓华北大平原后，农耕线（和畜牧地区的分界线）逐渐向北推移，可以容纳较多的人口；而山东半岛沿海复有鱼盐之利。经济和文化相继迅速发展，手工业和商业萌芽，交通路线逐渐开辟。早在战国时代，邯郸和临淄等处，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城市。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由于政治和战略上的原因，皆定都关中。为了供应京师，大力发展灌溉农业。但有一个颇长时期，关中的粮食供应仍需关东（黄河下游流域）补给。这些在史书上都有明确记载，东汉改都洛阳，原因之一是能够比较近便地接受东方粮食的接济。在汉代的地理图上，可见西汉的人口和物产，绝大部分集中在黄河的中下游流域，南方几乎等于空白。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曾经说过：“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当时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尚属“地广人稀，火耕水耨”。东汉末年由于政局混乱和匈奴入侵，汉民族开始向南作较大规模的扩散；同时南方较佳的农业生产条件，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讨论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只注意北方少数民族的压力，而忽视南方土地的吸引力，那显然是不正确的。南方不但水、热的条件好，水利建设的成效高，而且河川满布，便利交通运输，对于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都有重大作用。三国鼎立，南方出现吴、蜀两个政权。吴和蜀要维持军队，并收容南来的人口，必须加强土地开拓；这对于南方较大规模的开发，实有推动的作用。但此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仍在北方；曹魏的人才济济，可视为明证；吴蜀的人才，基本上也来自北方。邺和洛阳之间，形成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带。《全晋文》卷五四记载了袁准劝曹爽宜捐淮汉已南书：“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然自上世以来，常为中国患者，盖以江汉为池，舟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攻之道远，中国之长技，无所用之也。”看文章的语气，晋人尚未视南方为中国；认为南方的人民还是“化外之民”，至多也不过是“边民”。中国从上古直到西晋末年，也就是公元316年以前，北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都远远超过南方。汉文化的核心地带，一直在黄河的中下游流域；关中和山东，曾是两个高度的开发区。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初步改变了此一传统形势。中原人士为了避难，进行大规模、长距离的迁移（因为是“异族”深入，逃难也就比较认真）。南方因劳动力和知识分子的增加，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受到有利的影响。文化进步总是跟在经济发展后面的。东晋时南方在比较安定的情况下，经济开发进行迅速。据《晋书·食货志》（卷二六）记载，东南地区到东晋末年，已经达到了“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北方虽受到战争的大破坏，但经北魏王朝统一后，社会秩序也逐渐恢复。同时因推行“均田制”等改良措施，使过去曾有高度发展的黄河流域，颇快地得以继续繁荣，终于形成南北朝互相抗衡的局面。但在文化水平上，北方这时还占有传统的优势。
受权刊发，选自《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陈正祥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注释略去。
《宋书·列传第十四》（卷五四）：“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这已和《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中“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的情况大不相同。隋唐之际，北方依然十分繁荣；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尚局限于北方。唐代初年，黄河以北号称殷饶，百姓富实。不过在粮食供应上，已经开始靠东南接济。《新唐书·食货志》（卷五三）：“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这个时候，南方的经济发展虽已赶上北方，南北均势开始打破，但文化的中心仍在北方。第二个使汉文化向东南推进的大波澜是“安史之乱”，大唐帝国从此衰微。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经过浩劫，残破不堪；继之以藩镇割据，政局动荡，于是居民离散，大量向南迁移；南方的州郡，人口显著增加。此后在经济发展上，南方已超越北方；北方依赖南方的接济，愈来愈殷切。《全唐文·故太子少保赠尚书左仆射京兆韦府君神道碑》（卷六三〇）：“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唐宪宗时代李肇所撰的《唐国史补》（下卷）：“凡东南邑郡，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而至也。”由于商业及交通的发展，扬州和成都分别形成空前繁荣的城市。此时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几全部仰给东南。唐宪宗在元和十四年（819）七月上尊号时所下的赦书，就公然说：“天宝已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也就在这个时候，韩愈指陈“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后来杜牧更进一步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安史之乱对于黄河中下游的破坏实在惨重！乱平之后，疮痍未复，而藩镇的割据势力又日臻强大；兼以外患相继，真是灾难重重。《旧唐书·郭子仪传》（卷一二〇）：“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今河南武陟），经于相土（今河南安阳），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新唐书·食货志》（卷五三）：“（关中）北至河曲，人户无几。”就人口减少的情形说，据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记载，长安所在的京兆府，开元时共有36万户，元和时还只恢复到24万户，比原先减少了三分之一。洛阳所在的河南府，开元时共有12万户，到元和时仅有1.8万户，减少了七分之六。唐朝末期和五代的大部分时间，北方继续混战，黄河中下游流域不断地遭受人祸、天灾的打击，终于暴露出衰敝和萧条的景状，居民流徙，田园荒废。北边又有契丹的侵扰，汉民族遭到蹂躏和劫掠。相反，偏安在江南的小国，为了巩固各自的政权，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包括兴修水利、奖励农业，使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北宋王朝的重建，有赖乎北方的人力和南方的物力，包括四川和荆广的财富。当时全国的经济重点虽已偏处东南，政治和文化中心仍在黄河下游流域。北宋的统治阶层，还是采择“竭三吴以奉西北”的政策。在中国历代的人口分布图上，北宋末年是南北均衡的。南方的经济继续稳定上升，南方人的政治和文化地位，也随着经济力量的上升而提高。北宋后期掌握中央政权的人物，南方人已占多数了。唯此时全国文化的重心，仍在开封、洛阳的东西轴线上。西京洛阳的文化地位，似乎还超出东京汴梁。第三个逼使汉文化中心南迁的大波澜是金人入侵，也就是所谓“靖康之难”。北宋的后期，汉文化已由鼎盛而转趋糜烂；长期重文轻武的结果，是对外族侵略几乎完全丧失了抵抗的能力，以致很快就给女真族灭亡了。金人先后数度南侵，深入的程度和劫掠的剧烈，皆前所未见。金王朝统治北方一百多年，以淮河及秦岭为界，跟偏安的南宋政权对立。于是在时间上，北宋统一王朝的毁灭是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从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而在空间上，淮河曾一时成为南北文化的界线。其后蒙古崛起，扑灭金人，黄河中下游再次受到严重的破坏，人口和文物的南移继续进行。南方因受到地形，特别是长江的保护，所受的战争灾祸较少，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所以到了明代，人口和财富集中东南的现象就更明显了。明代全国的商业，逐渐集中到长江下游和大运河两条线上。万历六年（1578）全国商税课钞，南直隶一省达一千三百多万贯，独占四分之一。上节所说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南侵，造成中原地区的混乱，逼使汉族作大规模地迁移。但这只是促成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搬迁的一部分原因，而并非全部原因。异族的侵扰，仅是一项推动（push）的力量。中国南方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雨水和气温——就江南说，还包括冬季的温暖和湿润，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远较北方为有利；单位面积的生产量较高而且生产比较稳定。这些较好的水、热条件，对于北方农民具有吸引（pull）的作用。此外，南方河川在交通运输上所提供的方便，秀丽山水对文学和艺术的启发和熏陶，以及长江天堑所给予的安全感，也具备一定的影响。和中国文化有密切联系的蚕丝，现在虽盛产于南方，但最初是在北方发展的。早在春秋时代，北方就有以桑为名之地。《诗经》之中，也不断提到了桑。汉代几处著名的丝织工业中心，如临淄、常山、许昌、襄邑（今河南睢县）等，皆在北方。北魏的均田制，包括了桑田，可以证明当时的栽桑养蚕、缫丝织帛，是北方农民一项普遍的生产事业。经历南北两朝的著名文人颜之推说：“河北妇人织纴、组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见《颜氏家训·治家篇》（卷一）］南朝的丝织品不但质量上不及北方，就是数量上也远比不上；直到唐代前期还是如此。《通典》赋税条所载唐全盛时各郡贡品，河北的定州博陵郡贡细绫1,270匹，两窠细绫15匹，瑞绫255匹，大独窠绫25匹，独窠绫10匹。南方的扬州广陵郡，则不过贡蕃客锦袍50领，锦被50张，半臂锦100段，新加锦袍200领；杭州余杭郡不过贡白编绫10匹；润州丹阳郡不过贡方纹绫7匹，水纹绫8匹而已。无论式样或数量，南方丝织物都还不及北方。江南地区直到盛唐之际，尚未见大规模发展蚕丝生产，即迟至开元二十五年（737），政府还命令江南诸州纳布折米。唐代主要的丝织工业中心，如定州、亳州、宋州和滑州，也都在北方。其后因为不断战乱，桑树被砍伐者甚多，丝织业渐见衰退。江南的丝绸工业，大致要到南宋以后才转盛。四川成都的织锦，则较早时便很著名。13到了明清时代，蚕丝生产已偏集江南。明代的“织染局”和清代的“织造”，多数设置于江宁、苏州、杭州三角地带。因为丝织业是从北方向南方推广的，荆州和扬州接近北方，得风气之先，故丝织业的发展也较早。《宋书·孔季恭传·传论》（卷五四）曾说荆、扬二州：“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隋书·地理志下·江州豫章郡》（卷三一）：“蚕四五熟，勤于纺绩。”瓷器指示文化和生活水平，中国陶瓷生产也先盛行于北方，老早就是农村的副业。唐代河南府有贡瓷，直到北宋，精美陶瓷的产区，包括定窑、汝窑和柴窑等，尚多在北方。北方沦陷后，才转向南方发展。供应宫廷需要的修内司官窑，南渡后迁设在临安凤凰山下。民间的产业，则有越州窑、龙泉窑、吉州窑、建州窑和景德镇窑等。景德镇虽扬名于北宋，但到南宋才有较大的进步。南宋时不但窑数增加，而且窑的规模也较大。元明时代，全国主要的陶瓷业生产中心，几乎全部转移到了江南。元代在浮梁设置磁局，专管景德镇瓷器生产，世称枢府窑，供应宫廷需要。民间则有宣州、临州、南丰诸窑。元蒋祈的《陶记略》，指陈景德镇“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名不相紊”。说明了当时景德镇窑已有一定的分工，烧制瓷器划分出不同的工序和工种，显然是一项改进。瓷器制作中心的南移，另一原因是南方水路交通便利；北方主要靠陆运，瓷器在运输途中容易破损。瓷器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以后，南方水运的便利更见重要；有些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窑旧址，曾在东南沿海接近贸易港口的地方发现。南方另一类著名特殊陶器——紫砂陶生产中心的宜兴，其生产系开始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饮茶是汉文化圈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饮茶习惯的普及和陶瓷器制作实有连带关系。茶产于南方，中国人饮茶的习惯，到唐代才盛行。陆羽的《茶经》，撰述于肃宗上元年间（760—761）；德宗时开始征收茶税。南宋茶业大为发展，茶叶不但是全国性的商品，并且大量向国外输出；茶税成为重要的税收之一。当时福建所产品质最好的龙凤团茶，一斤价值黄金二两。宋代的商品经济已较前发达，丝绸、瓷器和茶叶皆成为输出商品，发展交通运输在商业上更见重要。不论内河运输和海外贸易，都需要大批船只。南方水道纵横，沿海复多港湾，山地盛产木材；造船和航运业的应时兴起，是可以想象的。扬州、楚州、杭州、明州、温州、婺州、衡州、吉州、泉州、广州等处，皆设有官营的造船场和作坊。当时所造的大型海船，载客量可达500—600人，货物载重约2,000斛；装置有罗盘针、碇石、转轴等先进设备。当时中国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在全世界是领先的。南方造船和航运的发达，也使北方相形见绌。江淮沿海，又有鱼盐之利。南朝时江淮的制盐业，已经相当发达。《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引《南兖州记》，说南兖州的盐城县，有“盐亭一百二十三所，县人以鱼盐为业，略不耕种，擅利巨海，用致饶沃。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往来，恒以千计”。《初学记》（卷八）江南道，说吴郡的海盐县“海滨广斥，盐田相望”。正因为盐的产量大，获利多，在陈文帝天嘉年间（560—566），政府就征收海盐税，控制盐的买卖了。矿产的开发，南方盛于北方，特别是铜矿。《文献通考》（卷六）说当时“产铜之地，莫盛于东南”。18铜的主要用途是铸造铜钱，铸钱的作坊是各地的铸钱监。北宋的铸钱业规模宏大，铸钱的数量要比晚唐、五代超出十多倍。以东南地区为例，开宝八年（975）平江南时铸钱才7万贯；景德四年（1007）的铸钱额达183万贯，三十年内增加25倍。东南既是产铜最多之地，大多数的铸钱监也便分布在这里。中国早期人口的分布，集中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也就是所谓中原。会稽在汉代，尚被视为边区，要迁移关东的贫民去实边。《汉书·武帝纪》（卷六）：“（元狩）四年（前119）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虽然会稽只是五个地区之一，但多少总分配到一些；足见远在二千多年前，中原人口就向江南迁移了。唐代初年，因鉴于江南人口少，曾迁徙大批高丽人入居江淮以南各地。据《通典·食货》（卷七），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十月，攻陷高丽城市117座，共计居民697,200户。《旧唐书·高宗本纪》（卷五）：“（总章二年）五月庚子，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陆，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此处虽未说明江南分配到多少户，但在唐代的一个颇长时期内，江南普遍发生虎患，使皇帝不得不下诏书，派人到江淮传授捕杀老虎的方法，充分说明了江南人口的相对稀少。［见《全唐文·命李全确往淮南授捕虎法诏》（卷二七）］中国人口分布南北的消长，北宋末期是一个转捩点；换言之，在此以前，中国人口北多于南，其后就倒转过来，南方人口超过了北方。根据正史的户籍记载，西汉元始二年（2），江南户口不过占全国的十五分之一；到北宋末年已占全国一半以上。元丰八年（1085）的全国户数为14,852,684户，江南（包括四川）合计为9,852,016户，约占三分之二。当时两浙、淮南、江南东、江南西等四路，个别户数都超过100万；其中两浙路且接近200万户，冠于全国。明朝万历六年（1578），官书统计南方计有8,200,180户，北方仅3,422,256户。南方的南直隶，独占2,069,067户；加上浙江的1,542,408户，便超过了整个北方的户数。又南直隶的苏州府，有户600,755，松江府218,359户，常州府254,460户，三府合计1,073,574户，超过中原河南、陕西两省的合计户数。行政区域的划分，一般根据户口和财赋的多寡。人口增加了，经济繁荣了，政区就得细分。综观我国古代行政区划，特别是从唐代以后，南方多是愈分愈细，北方则很少分析而只见归并。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后期人口数超过20万的州郡，南方占44处，北方只得11处；而南方的44处中，江浙占了23处。盛唐开元间的州郡等级，有所谓六雄（陕、怀、郑、汴、魏、绛）和十望（虢、汝、汾、晋、宋、许、滑、卫、相、洛），全在北方。当时全国属于“望”级的县，共计85个，南方只占20个；而在此20县中，四川独占9县，江、浙、荆、襄仅有11县。宋神宗时全国划分为23路，淮河和汉水以北占8路、以南占15路；全国户数1,650万，淮、汉以南占1,100万户，以北仅约500万户。此处所指淮、汉以南地区，约略和东晋及南朝的疆域相当，但到北宋末年人口已增加了十五倍。唐代以前，北方的粮食供应，并未仰赖南方；至少在正史中找不到记载。隋炀帝开运河，对东南和北方皆大兴水利，发展航运（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大业四年开永济渠），在洛口置回洛仓，穿3,300窖，每窖可容8,000石，以纳东南、东北两渠所输之粟；主要是准备远征高丽，并非北方要仰给南方粮食。事实上直到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各道储积仓粟的情况，尚以河南、河北两道为最多，次之为关内、河东两道，再次才轮到江南、淮南。故当时中国的经济开发，北方明显地尚胜过南方。盛唐时虽曾经转输江南米粮供应幽燕，但那只是临时的给边性质。黄河中下游流域经过长时期的开拓利用，水土难免失却保养。安史之乱，对本区的水利破坏甚剧。唐中叶以后，藩镇割据，互相征伐，河工失修，水灾的频率增加；下游的河道，时常变迁。于是古代经济文化中心，遂沦为纵横糜烂之区。关中平原的水利，唐代已不及汉代，唐以后更不如唐。据杜佑《通典》（卷一七四），秦汉时郑渠溉田四万余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唐永徽中，所溉惟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顷。盖因“沃衍之地，占为权豪观游林苑，而水利分于池榭碾硙”（张方平《乐全集》卷十九）。到了北宋初年，关中郑、白二渠灌溉面积再减少到不足二千顷，几乎等于全部荒废了。宋代以后，黄河的水患增多，而且愈到后来愈严重。庆历八年（1048）的一次大决口，灾区遍及京东、京西、河北诸路。黄河下游的决口、泛滥、改道，对农田和城邑的破坏极大，耕地变成荒野，许多县城一迁再迁，北方的元气为之大耗。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杜充为了阻挡金兵，决黄河使其从泗水流入淮河；水系失去了自然平衡（natural equilibrium），连带引起了华北大平原整个水利系统的破坏。华北气候干旱，土地无水利设施，生产能力降低，无法容纳较多的人口，居民也只有徙移。南方的水利，却在比较安定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换言之，南和北是相对的一兴一废。南方雨水丰沛，农田给水方便；水田的生产能力远比旱地为高，可出产较多的粮食，容纳较多的人口。这是南胜于北的最重要之点。《宋史·食货志》（卷一七三）：“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加上冬半年雨水稍多，气候温润，土地可终年利用。故早在宋代，农作物已是一年两获。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说两浙是：“吴中地沃而物夥……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由于人口的聚集、耕地的增加和产业的发展，地方上需要增设州县来统治管理。查阅《太平寰宇记》，可知从唐代中叶到北宋初年，全国增设了113个县；其中南方占97个县，即占86％。这南方的97个县中，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又独占79县；其余分布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有11县，四川盆地有7县。中国人的“南方”观念，越到后来越向南移；这和全国经济及文化中心南移是符合的。唐宋时代，一般指淮河、汉水以南为南方，也就是后来常用的淮河—秦岭连线。明代取士（进士考试之类）所定的南北界线，已向南推到长江了；长江成为官方批准或公示的南北界线。现代的中国人，又把此一界线向南推动，几乎要以南岭为界了，总以为南岭以南，才是真正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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