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读张敦的《毽客》开始，我就感觉，张敦是我读到的“80后”“90后”作家中，反抗性最强的一位。《毽客》不妥协的反抗态度，《我的文武老师》里疯二狗的直率、秃朋老师所代表的阴险……这些小说人物不仅仅是情节设置中的角色，他们各自有着尚不自觉的代表性（这“不自觉”说的是小说中的“他们”，作者自然是“看穿”了一切），而以极具特色的言语和行动发了声。 张敦的《暗园》里，教师赵胜以学生的家庭背景来决定对待学生的态度，与背景深厚的家长拉上关系；而对背景浅薄的学生，又因成绩好坏、将来对自己是否有用，而以不同方式区别待之。小说结尾，暗夜里，赵胜与勾搭好的副县长的儿子连人带车落入公园里的大坑，学生们并不急于将老师搭救上来： 我向同学们喊，如果你恨他们，就往坑里扔一把草吧！ 全班七十多人，借着火光，俯身拔草。……空气中充满了草的味道，很好闻。 学生们的愤怒通过拔草的行为直接表现。同时，草的气味“很好闻”，是绝妙的反讽。而在张敦近两年的小说中，所有对世事的不平，以直接喷发的愤怒这种方式来表现的，越来越少；反讽的意味越来越浓。 据赵毅衡编选的《“新批评”文集》，“反讽”的英文“irony”来自希腊文，原为希腊古典戏剧中的一种固定角色类型，即“佯作无知者”，“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前说傻话，但最后这些傻话证明是真理，从而使对方只得认输”。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在“导言”中论苏格拉底：“他属于那种我们不能只看外表的人。外表总是指向一个相异的和相反的东西。”并进而从苏格拉底的论辩方式——“他说的话总有别的含义”“他的外在内在总是背道而驰”以及他论辩的解构色彩，断言“构成苏格拉底的生存本质核心的是反讽”。而克林思·布鲁克斯在《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中将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布鲁克斯论述说，语句在语境中获得意义。即诗篇中的任何“陈述语”都得承担语境的压力，意义都得受语境的修饰。一般情况下的反讽语调，经过语境巧妙的安排，而指向字面的反面或别处。 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构成苏格拉底的生存本质核心的是反讽”，也可以说，构成张敦言说方式核心的是反讽。它不仅是一种修辞方式、一种情节构造方式，更是张敦以文字为基底，描述、思考世界的方式。张敦曾说，他的所有小说，都是用反讽的方式写成的。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方式。举《夜路》中的一段为例： 当时我想，作为一个上班族，没有皮包怎么行，就去批发市场买了一个。这个皮包让我体面不少，挎上它，和我的同事们一模一样，显得忙忙碌碌而又春风得意。我在石家庄把皮包用旧了，到了北京，也舍不得买新的。皮包很贵，即使是假名牌，也得七八十，我实在不想在这东西上花钱了。 这一段，是张敦对“上班族”的调侃。“体面不少”、显得“忙忙碌碌而又春风得意”，这些字面的意思全部转向了它们的反面，借由“批发市场”买来的皮包，显出了上班族的困窘以及在困窘中想表现得“体面”点的辛酸。而皮包用旧了也舍不得买新的，“皮包很贵，即使是假名牌，也得七八十”这一句，更是不着痕迹地将困窘感推进一步，顺带讽刺了一下追逐“真名牌”的一群人。这个语境里一连多个反讽、几层反讽，显出张敦反讽手法的高明。 像“他们是一坨坨鲜美的爱情，在阳光下争奇斗艳”（《谁人在爬电视塔》）这样用“一坨坨”对“鲜美的爱情”进行明显的反讽，在张敦的小说里处处可见。 第二，小说情节上形成反讽。像上面提到的《暗园》，便是以题目为标识，整个小说烘托出人心暗淡处的图景。“我”是这暗淡处的一分子，既对外界的暗淡不满，而不得不选择的“以暴易暴”方式也让“我”慨叹。 另一篇《有福之人》，题目便自带反讽气质，暗示小说情节将走向“有福之人”的反面。小说开头，写“我”爹每年到年画市场上买“福”字、在村里出售，读者又会疑惑张敦是不是在使用双关，题目的“有福之人”是否说的是有“福”字之人。而整篇小说读下来，确凿知道“有福之人”是形成了反讽——父亲分明是一个无福的人。他年轻时家贫，买了一个媳妇。媳妇逃走，他去追，没追上，一生贫困，抚养“我”长大；并放弃与邻村寡妇结婚的机会，为的是让“我”能完成学业。到小说末尾，“我”才知道，其实当年父亲在卖“福”字的年货市场追上了母亲，但因为父亲天性善良，看出母亲实在想离开，便让她走了。父亲每年到年画市场买福字，也许是对母亲的一种纪念，也许是父亲盼着有一天能与远方的母亲在这里不期而遇。而正是这么样一个善良的父亲，一生孤苦，患了癌症，缺钱，平平淡淡决定不治了，几个月后痛苦地死在炕上。题目“有福之人”以反讽的方式揭出无福的事实，形成了令读者印象深刻的反讽。 第三，整体叙事风格上的反讽。这是通过“我”这个叙事者来达到的。叙事者的叙述中所出现的人和事，无不沾染上叙事者的色彩，具有反讽性。 反讽的背后，有世界观支撑，只有深刻体会到世界的荒诞悖谬，感知到实存的绝望和困境，才可能用反讽的方式说话。于是，反讽便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反讽了，在《去街上抢点钱》这篇里表现得很明显。“我”在街上看到一百块钱，一个姑娘先“我”捡到了，“我”难以抑制不平，乘电动车抢了姑娘的包。在住处喝酒时，包里姑娘的手机响了。“突然，我做出了一件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我拿过她的手机，按下了接听键。”原来，姑娘竟追到了“我”的住处。她并未报警，只是来要回手机。“我”把包扔给她，但姑娘还是闯了进来，声言手机摔坏了，要“我”赔。“我”继续喝酒。“她像一只焦躁的小猫，在我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将我的住所看了一个遍。”然后，她坐下来抢了酒杯，喝着“我”的酒，坚持要“我”赔手机。最后，“我”打算去街上抢一个手机赔她。 小说里，“抢劫”这样的重大事件，像穿衣吃饭一样被男女主人公稀松平常地谈论着。这篇极具反讽味道的小说里，叙事者“我”与这个姑娘都不是在街上寻常可以遇到的普通男女，他们的言语和行动，充满对世界的绝望，所以要以这样的方式与世界对话。“不可与庄语”，作者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对世界“拳打脚踢”。小说情节的每一步发展，都在挑战读者的预期。富有黑色幽默的人物与情节，不是现实生活中所有的，是作者的想象力构造出来的。“我”与姑娘的言语和行动看似荒诞，而在字面与纸面背后，充满悲愤。 能做到整体叙事风格的反讽，根源在于作者本人以语言文字为基底，描述和思考世界的方式。语言文字是思维的呈现，张敦以反讽的方式打开世界，或者说，世界以反讽的面貌在张敦面前打开。这是作者特异于其他小说家的重要特征之一。我想，这些被摔在纸面背后的尖锐，可能正是读者热爱张敦小说的原因之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