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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哲空空。 咱们开门见山，先告诉大家“大清灭亡真相”的答案。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存在了276年（1636—1912），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若细究其兴亡底里，则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其中有一个提纲挈领、直击本质的因素，那就是经济，或者用大白话说，就是钱的事儿。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唠唠，这些黄白之物，银子票子，是如何搞垮了大清。 本文主要参考了浙江人民社的新书——《帝国经济风暴：大清帝国最后70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下图小程序链接，移步血钻书店。
1813年9月14日，白莲教头领林清发动起义，组织了两队人马，共72人，乔装进入北京，在清廷宫中太监接应下，潜进紫禁城，亮出白刃暗器，大杀四方。 有个叫李文魁的莽汉，带了几个手下，边走边砍，一路杀到养心殿。当时的智亲王，见突生变故，临危不惧，施展辣手，亲自击毙两人，并配合大内高手镇压了白莲教的这次暗杀计划，名震一时。 这个智亲王，后来当了清朝的第八位皇帝，年号道光。 
影视剧中的道光皇帝 道光帝虽彪悍，能手刃白莲教的绿林好汉，但这束“正道的光”，却凶不过欧美列强。 地理大发现之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美洲攫取了大量金银，小小的欧洲市场消化不下如此巨额的财富，导致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于是，这俩货产生了一个幸福的烦恼：如何把不义之财花出去？由此盯上了传说中富得流油的东方大国——中国。 自明朝开始，中国政府以白银结算税收，国内自产白银远远不够，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很长一段时间，美洲的白银贡献了世界白银总产量的八九成，后因过度开发日渐枯竭。银子没得挖了，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老牌流氓囊中羞涩，拿不出白银跟中国做买卖，各国对华贸易额猛跌。 这时候，新兴霸主英国看到机会，于1715年在广州设立商馆，竭力扩张对华贸易。到18世纪末，英国进口的中国商品总额，达到所有西方国家进口中国商品总值的90%。 那年头，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棉纺织业发展迅猛，对棉花需求较大，印度三哥这个“英女王王冠上的宝石”有了用武之地，鸦片战争之前，印度棉花一直是中国的最大宗进口货品，白花花的印度棉花如滔天巨浪，一波波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土纺织业。 英国人搞的是三角贸易，先将自家商品卖给三哥，再从三哥那里把棉花卖给中国，最后从中国进口茶叶和丝绸。 但说实话，中国本身也是棉花种植大国，三哥的棉花只是起到补充作用，而英国人对中国的茶叶则如痴如醉，一刻也离不了，这样一来，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英国长期处在贸易逆差的地位。为扭转局面，英国人琢磨出了一个“特殊商品”，这个特殊商品就是——鸦片。 1820年，英国对华鸦片输出额首次超过棉花，此后几十年里，时移势易，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甚至导致了“银荒”。 19世纪初，一两白银兑换1000文铜钱，到19世纪30年代，一两白银则兑换1700文铜钱，银价上涨70%，后来甚至突破2000文大关。随着银价上涨，民众购买力下降，商业萧条，店铺倒闭，悲催的晚清，一片衰败景象。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户部库存白银6000万两，1814年（嘉庆十九年）降至1240万两，到了1850年（道光三十年），仅剩800万两。 道光这皇帝，虽然会武术，没银子也心慌，提出开源节流，自己带头节俭，上朝都穿打补丁的朝服。可惜上行下不效，大清的官员老爷们，依旧是胡吃海捞，还想出种种奇技淫巧，疯狂盘剥平民。比如“截串”之法，今年预征明年的税，明年预征后年的税，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再比如“捐纳”，说穿了就是花钱买官，某财主花大价钱买了个小官，必绞尽脑汁，鱼肉一方，掘地三尺，也要赚回来，就像《让子弹飞》里拍的那样（“让子弹飞”拍的是民国初年），晚清时代，到处都有“马县长”，遍地尽是“张胡子”。 
鸦片本就暴利，人心欲赘难填，为赚得更多，开始走私。当时鸦片的走私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由英国散商在当地行商包庇下，夹带鸦片进入广州黄埔，再流入内陆；另一条由沿海商贩先从澳门购得鸦片，再在外海分批卖给经销商。由于油水太多，一些官府衙役都纷纷手痒，按捺不住要分一杯羹，他们乘坐被称作“快蟹”的武装商船，来往于伶仃洋的海面，装货卸货，不亦乐乎，在这个鸦片带来的风口，把自己的良心喂了狗，大赚快钱。 “武林高手”道光，倒也不是善茬儿，于1839年，派猛人林则徐禁烟，并颁布《钦定禁鸦片条例》，奈何林公虽猛，猛不过西方的坚船利炮，鸦片战争的炮声一响，道光的“钦定”也就算不得数了。 1842年，两江总督牛鉴与英方代表璞鼎查照会，来了个最后的倔强，表示“自禁吾华民之吸食耳”，意思就是鸦片你们随便卖，我不让我们这边的人吸就完了。 如此单方面的“禁烟”，鸦片自然是越禁越多。光是上海一个口岸输入的鸦片就接近鸦片战争前的总量，以至于中国进口商品大多为鸦片所取代。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大案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出了件贪腐大案。 有个叫张亨志的土豪，想花钱捐个知州，携着1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跑到户部打点，正巧他有个弟弟张诚保是银库的保安（库丁），行事颇为方便。 这天，张亨志的姐夫周二，带着11袋银子来到银库，银两入库时，张诚保有意无意，多报了银两数目，周二这个“裙带”装聋作哑，瞒天过海，11袋银子只入库了7袋，昧下了4100两白银。 
这种雁过拔毛的事儿，在当时倒也稀松平常，谁料，不知哪个库丁捅了出去，周二在回家路上，被人堵住，强行所要封口费，否则就报官。周二自认晦气，掏了几百两，以为事情到此为止，结果找上门敲诈勒索的人越来越多。几个没得手的，怀着一腔悲愤，上报了官府。 侵吞户部库银不是小事，此案很快被转交刑部，清朝大学士潘世恩听闻，怒不可遏，向道光上了一封奏折，会武术的道光龙颜大怒，老子我上朝都穿补丁，你们这帮兔崽子，还敢侵吞库银！遂令军机大臣与刑部严加查证。 不查不要紧，一查吓一跳。刑部方面报告，户部本应存有银两1218.2万，实际却只有292.2万两，亏银数额达925.3万两，“马县长”们把大清银库都掏空了。 当时清朝内忧外患，不但要赔偿鸦片战争赔款，还得治理黄河决堤，道光一怒之下，又玩了回“钦定”，令从嘉庆五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00—1843）间的所有库官和查库御使，按照每月1200两的额度罚款，历任管库大臣每月罚银500两白银，查库大臣6000两白银，已故者减半。 即便如此，追缴回来的银两还不到亏空的一半。 贪腐只是一方面，清朝的致命财政漏洞，其实源于它的财政体系本身。 在高中历史课上没打瞌睡的同学都知道，清朝英明神武、还想再活500年的康熙帝做过一件大善事，那就是废除人头税，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口数为征税标准，之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谁料，就是康熙做的这件大善事，成为日后压垮清政府最大的财政包袱之一。 
康熙以后，清朝人口一路飞涨，鸦片战争爆发时，人口已突破4亿。所有人的吃喝拉撒都需要钱，清政府的国库却仿佛结婚后男人的钱包——日渐干瘪。与此同时，清朝的那些贪官污吏，巧立名目，为了一己私欲疯狂搞钱，结果老百姓也没有怎么享受到康熙的恩泽，反倒一步步走向深渊，许多人被逼得急了，把心一横，啸聚山林，干起绿林的勾当，清政府的统治危如累卵。 就在紧要关头，一个财政上的“小发明”为清朝的苟延残喘又续了一秒。 1853年（咸丰十年），扬州江北大营的军务大臣雷以贤奉命对抗太平军，刚刚到任，他发现到处都是防务漏洞，归根究底是因为兵力太少，府库没钱养兵。这位“雷老虎”灵机一动，想了个点子，令当地米商每销售一石米，便缴纳50文钱。江南乃是产米之地，米店满山满谷，对于这些商家来说，每石米交50文，根本不算事儿。 这一做法收到了效果，“雷老虎”受到鼓舞，写了封《请推广厘捐助晌书》上报朝廷，汇报自己的工作经验，建议按照值百抽一的税率，对商贾进行薅羊毛，还给这种薅羊毛的新方法起了个名字——厘捐。 看罢这封奏折，咸丰乐了，赶紧下旨，这么整挺好，全国推广吧。“雷老虎”这个灵机一动的小伎俩，开启了中国税收史上对商人征税的先河。 咸丰一下旨，厘金制度风行全国，结果搞过了头，“举凡一切贫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课之列”，也就是说，从摇篮到坟墓，大清的老百姓，凡是做点小买卖的，不论穷的富的，都被征了厘金，如米捐，房捐，船捐，茶捐等。 在运送商品的物流路程上，各地官僚设置了五花八门的厘卡，过一次征一次，一路上要交十几次，往往到了目的地，这单生意也没啥赚头了，由此搞得民怨沸腾。 湖广总督张之洞——我的沧州老乡，深谙厘金恶政之危害，下决心整顿，共计裁撤29个厘卡，所有货物只收一次税，以后沿途经过多少关卡，都不用重复征税。张之洞还设计了一种四联统捐票，每个湖北或进入湖北的商人都发一个，分作收执、查验、缴核、存根四联，商人自己一张，第一次查验留一张，厘局填票后上缴总局一张，局里备案再留一张，各个环节都有查验，谁中饱私囊，谁吃拿卡要，一看便知。 可惜，张之洞此举，动了太多大清官员的奶酪，根本无法全国深入推行，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关税厘金占清朝财政收入总额的一半还多，传统的田赋则降至33.8%。最终，厘金制度带来的苛政，成了清政府饮鸩止渴的毒药，亦成为压垮清朝的最后稻草之一。 货币 当下，中国的人民币相当坚挺，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假以时日，有望与美刀一较高低。但回顾历史，清朝时的货币，却一言难尽。 清朝以白银为硬通货，如果你下馆子，来一壶好酒，再来一碗热粥，配上几斤熟牛肉，问店小2三两银够不够，店小二可能还真做不了主。 为了估算银锭，清朝设置了公估局，但只能鉴定一两以上的银两，一两以下的碎银不被纳入鉴定范围。在交易时也不会细看，这给了一些奸商以机会，用低成色银两冒充高成色，用私铸银两代替官制银两，使得清朝的平民消费者深受其害。 与此相对，晚清民间颇流行外国货币，比如最早打入中国市场的西班牙银圆，其铸造地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西班牙银圆分两种，一种正面是西班牙国徽及皇冠，背面为东西两半球及双柱图案，被唤作“双柱”；另一种是银圆上铸有各个国王的头像，被呼为“佛头”。双柱和佛头统称为“本洋”，后来，又流行墨西哥银圆，上面刻有鹰徽，被称作“鹰洋”。 
西班牙银圆：佛头
鹰洋 鹰洋等外国货币，在晚清民间大受欢迎，需求远高于供给，一些人见有利可图，便借此换取中国的纹银以获利。外国商人则利用这一点，以银圆在中国收购白银，再拿到国外铸成银币，流回中国，反复赚取差价，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按照度支部的统计数据，仅外国银圆一项，清朝就有1.7亿两白银的流失。 英国人见了眼红，也将他们那条伪善的绅士大腿插足进来，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铸币厂，专门铸造银圆，声称英国制造的银圆，有着标准的成色和重量，将成为最完美的货币，取代本洋和鹰洋。其后，日本、美国也跟进来，相继铸造了自己的银圆。日本人铸造的银圆因印有飞龙图案，被称作“日本龙洋”。 为与列强的银圆竞争，1852年，福建巡抚花沙纳上了一道奏折，建议用纸币代替银两流通，谁料，老百姓不傻，清朝的这种纸币没有准备金等保险措施，官府也没有定量发行的意识，不过是搜刮民财的工具，说穿了不过一张纸，根本推行不起来。 就在满朝大臣一筹莫展之际，我的沧州老乡张之洞又勇敢地站了出来，1887年，张之洞奏请允许他在两广自铸银圆，以对抗外国银圆。这个硬朗的老头，聘请西洋技师，购买外国机器，设立专属机构，风风火火干了起来。
张之洞 张之洞心思缜密，成色不以洋银的七钱二分为准，多加了一分五厘，老百姓消费者得知这一点，必然会选成色更高的自铸银圆。 可惜，在当时，大清的白银早已大量流失海外，银子已成奢侈品，根本没有余力让张之洞再在银圆上加码，户部对自己的家底儿一本清帐，带头反对，光绪没办法，只得命张之洞暂缓规划。 张之洞并未停下脚步，他建造了广东钱局，与英国汇丰银行商议，让它代为铸造，由于有现成的模具，只需正面加上“光绪元宝”字样，背面加上蟠龙纹即可。张之洞策划的银圆，正面刻有广东省造，背面有蟠龙纹，因此被称作“龙洋”。
龙洋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正赶上国际银价暴跌近一半，其后签订的《辛丑条约》，破天荒提出清政府赔偿9.8亿两白银，这个天文数字击穿了清政府的承受底线，雪上加霜的是，清朝统治者被洋人一通忽悠，以为赔款要以黄金的价格支付给对方（西方国家实行金本位），在金银兑换不等价的情况下，拿着白银去兑黄金，又被狠狠宰了一刀，造成了所谓的“磅亏”，多花了整整800万两白银。 1905年，清政府痛定思痛，开始币制改革，朝中官员为本位币采取“两”还是“元”，大吵其架。其中，张之洞、袁世凯、鹿传霖支持以一两银币为准，度支部尚书载泽等人支持以七钱二分的银圆为准，直接与西方银圆看齐。 两边争执不休，最后搞了个投票，主张用两的有11个省，主张用元的有8个省，“一两派”占了上风，光绪准备发布上谕，将本位币定为“两”，谁料，就在此时，突发变故，光绪和慈禧相继“病逝”，此事便搁置下来。 1909年（宣统元年），载泽再议币制，给张之洞和袁世凯扣了不少帽子，并于次年颁布《币制则例》，将中国国币单位，定名为“圆”。 从铸造通用国币，到清朝灭亡，清政府一共发放了大约2亿元银圆，多为溶化外国银圆和旧龙洋改铸，仿佛一个象征清朝覆灭的隐喻。 房事 1882年，上海商界巨头徐润达到了巅峰时刻，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商。 他有个套路，先把房屋抵押给票号或银行，拿到资金后再购置房产，然后继续抵押。徐润眼光毒辣，每次都能看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地段，低价买下，开发后高价卖出，逐渐积累下泼天的财富。 到了1883年，上海有家名为金嘉记的大商号，因亏损56万两白银而倒闭，由此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金嘉记的破产，让其上游的40多家钱庄贷出的钱收不回来，为弥补亏损，这些钱庄只得暂停发放贷款，并着力收回旧贷。这样一来，那些靠着贷款拿地，循环谋取暴利的商号惨了，资金链一旦断裂，就是倒闭的下场。 作为房地产龙头，徐润损失最为惨重，他的大部分房产都是靠抵押贷款而来，等于大火烧了毛毛虫，手中股票全部成为废纸，并背负了250多万两白银的债务。徐润挨到光绪九年（1883年），再也撑不下去，只得宣布破产，拿出全部资产抵债。 徐润这类搞房地产的谋取暴利，靠的是“银行贷款”，当然，那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银行，有的是银号，而晚清最知名的银号大老板，叫做——胡雪岩。
胡雪岩
胡雪岩靠为左宗棠办后勤发家，是左的钱袋子，另一个晚清重臣李鸿章，也有个钱袋子，名叫盛宣怀。两边常常互相较劲，暗中斗法，由此闹出一个惊天大案。 1882年，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没想到那一年遇到虫害，气候也不好，出现生丝减产。胡雪岩以为外国也如此，便花了2000万两银子买光了国内的生丝，打算高抛低吸，大赚一笔。不料，洋人不想让胡雪岩坐地起价，控制海关阻止中国生丝出口，胡雪岩进退两难，只得低价处理，赔了800万两银子。 不得已，胡雪岩只好从自家的阜康银号调款，李鸿章和盛宣怀看到“踩他一脚”的机会，便制造舆论，说胡雪岩的银号要破产了，生怕血本无归的民众，纷纷涌到胡雪岩的商号大门口，要求兑取现款，前来取款的民众几乎踏破了银号的门槛。在盛宣怀的授意下，其他各大银号纷纷表示爱莫能助，不向阜康银号借调资金。 1884年，阜康银号及其分号，在短短几个月内倒闭，紧接着，一纸诉状递上朝廷，告胡雪岩贪污挪用国家粮饷，给了胡雪岩致命伤害，第二年，胡雪岩宣布破产。 胡雪岩阜康银号的轰然倒下，砸死了一大片钱庄，包括当时北京城最有名的“四恒”：恒兴、恒和、恒利、恒源。 股疯 20世纪初，苟延残喘的大清帝国处在崩溃边缘，就像一个全身器官衰竭的病人，等待着最后那刻到来。 当时汽车工业初兴，引发全世界投资热潮，其中以橡胶工业尤为火热，橡胶作为汽车原料，其价格在世界市场一路飙升。那年代，橡胶在中国被称作橡皮，随着汽车业的火爆，一众橡皮公司被金融市场疯炒。 有个叫麦边的英国商人，搞了个兰格志公司，在上海兜售橡胶股票，为了宣传，他苦思冥想，写了篇《今后之橡皮世界》的爆文，一经刊出，反响巨大，人们看到这篇软文，争先恐后地买起橡皮股票。 从1909年开始，橡胶的价格坐上了直升电梯，一路猛涨，1910年时，已达153便士，而它的种植成本，却只有18便士。在此影响下，一大堆橡皮公司的股票突然冒了出来，打着各种噱头进行销售，兰格志的股价在几天内，从100两白银飙升至1000两白银，最后经过一个月暴涨，稳定在1500两左右。所谓人为财死，许多人着了魔，赌上全部身家，去买兰格志的股票，却未曾想到，万丈深渊就在脚下。
兰格志股票 1910年下半年，橡胶市场最大消费国美国，意识到泡沫即将破裂，宣布抵制对橡胶的消费，国际市场橡胶价格急转直下，上海的橡胶股价也跟着一路下跌，昔日金贵的股票全都成了废纸，无数投资者倾家荡产，血本无归。这个关键时刻，清政府本应及时救市，承担起中央银行的职责，奈何清廷的钱，全都用来偿还那9.8亿的庚子赔款，哪有闲钱救市？ 1910年这场晚清股疯后，上海最大的票号义善缘宣布倒闭，在商人和平民的哀嚎声中，大清帝国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一剑封喉”：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紧随其后的，是大清帝国的灭亡。 清朝的覆亡，是落后的封建体制的失败，更是思想和观念的失败，就像道光帝空有一身“武功”，能手刃白莲教杀手，却脑袋空空，处在闭关锁国造就的信息茧房，看不到这时代的大戏已经唱到了哪一出，更对付不了自己所鄙视的“西方蛮夷”的战船和蒸汽机。
从清朝灭亡往前倒推15年，也就是1895年，晚清状元张謇在张之洞委派下，于江苏南通建立生钞厂，另一个状元陆润庠，则在苏州创立苏纶纱厂，一时间，江南江北两大状元同时下海，投身商业，石破天惊，引起众人瞩目。同样是在这一年的前后脚，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以推翻清廷为己任，领导了广州起义。 在晚清残阳如血、大厦将倾之际，古老的东方，正酝酿着新的生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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