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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20日中午时分，一辆挂着公安牌照的绿色吉普车，停靠在了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院的门前。紧接着，从吉普车上下来了四名身穿制服的公安同志，他们脸上的神情非常凝重，好像很有目的性地快速走进了4号院。 来到一间屋子外面，四名公安同志发现屋门并没有锁，于是直接推门而入。屋子里，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正半躺在床上，当他看到推门进来的公安同志之后，并没有表现得很慌张。老头费劲力气从床上坐了起来，呆呆地望着公安同志，等待着公安同志的询问。 一位带头的公安同志开口问道：“你是吴郁文吗？”听到“吴郁文”三个字，老头愣了一下，在沉默片刻之后，回答道：“我不是吴郁文，我叫吴博斋。”说着，老头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并低下了头，好像早就料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这时候，带头的公安同志拿出一张逮捕令，对着老头郑重说道：“不管你叫什么，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听到公安同志说的这些话，老头慢慢抬起头，一脸无奈地说道：“同志，我老了，已经走不动路了。” 带头的公安同志看了看老头，厉声说道：“那也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话刚落音，另外三名公安同志立即快步上前，将坐在床上的老头拉了起来，然后从左右架着老头的胳膊走出了屋子。紧接着，老头又被押到了吉普车上，跟着公安同志来到了公安局。 在审讯室内，负责审讯的公安同志将一枚“立功勋章”，摆在了老头的面前。当老头看着这枚“立功勋章”，很快陷入了沉思，而且两只浑浊的眼睛渐渐湿润了。最终，这个化名为“吴博斋”的老头不仅承认了自己就是吴郁文，而且还如实供述了自己当年抓捕杀害李大钊同志的罪恶行径！ 随着吴郁文的主动交代，一段尘封24年不为人知的逮捕李大钊等人的罪恶行动得以大白于天下。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名叫吴郁文的老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当时是如何抓捕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呢？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吴郁文，是今北京密云人，出生于1882年。1905年，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吴郁文被选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这是一所专门培养警察的学校，被选中的人学成之后要回国充当清政府的警察。在日本学习了六年，吴郁文回到国内并被任命为京师宪兵司令部一等副官。 后来，随着清王朝退出历史的舞台，北洋军阀混战的风起云涌，吴郁文仍在旧警察队伍中混日子，而且混得风生水起。特别是在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入主北京之后，吴郁文便投靠在了张作霖的麾下，先后担任过东北宪兵教练处教育长兼奉天戒严司令部缉探队队长、京师警察总监署侦缉处长。 在此期间，吴郁文一直充当张作霖黑暗独裁统治的帮凶和刽子手，干了很多血淋淋的罪恶勾当。1927年4月6日清晨，张作霖秘派所谓的“外交次长”吴晋，到北京东交民巷使馆与公使欧登科接洽。大约两个小时之后，东交民巷使馆区突然涌入300多名奉系军阀的宪兵以及便衣侦探，领头人就是时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的吴郁文。 早在前一天晚上，张作霖就向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以及吴郁文、雷恒成（侦缉处副处长）、蒲志中（司法处长）、王铁铮（总务处长）等人，下达了查抄外国使馆区的特殊任务。当时，张作霖特意交代，“凡属外人居住处所，除有容纳党人及宣传赤化证据者外，一概不得侵害自由安全。” 张作霖下令查抄外国使馆区，所谓何事呢？抓捕躲避在苏联使馆之中的李大钊等同志。当时，国共双方第一次合作，拉开了北伐的大幕，这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极大恐慌，他们生怕自己的黑暗腐朽统治会灰飞烟灭，所以极力控制思想舆论，残酷打压迫害革命人士。而作为我党先驱的李大钊同志，自然成为了张作霖的眼中钉、肉中刺，一心想要将其除之而后快。 在勾结东交民巷使馆公使欧登科之前，张作霖已经派侦探得知李大钊等革命人士躲避在苏联使馆之中。因此，在一切部署妥当之后，张作霖这才下达了搜查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命令，并指使手下的侦缉处长吴郁文带领一部分宪兵、警察和侦探专门对李大钊同志进行搜捕。 在接到张作霖的命令之后，奸诈的吴郁文还以京师警察总监署的名义，拟订了一份公函。公函上面写道：“苏联使馆西院旧兵营内密存大枪2000支……准予派武装警察进入搜捕，届时不要阻拦和干涉搜捕行动。”也就是说，在实施搜捕之前，吴郁文已经明确知道李大钊同志在苏联使馆的具体地点。 当时，吴郁文信誓旦旦地向上级长官陈兴亚表示：“总监（陈兴亚）命我充任行动总指挥官，我愿为此次行动成功尽犬马之劳。现匿于俄馆兵营内的共党机关分布情况已经查明，共党机关均在俄兵营北楼内，李大钊一家在兵营路西的一洋房里……” 在抓捕行动中，吴郁文把抽调来的宪兵、警察和侦探，分为12个行动小组，每个小组都由一名侦缉分队长和宪兵中队小队长负责。其中，有两个小组由吴郁文亲自指挥，抓捕目标就是李大钊同志。吴郁文带头闯入使馆区之后，心照不宣的公使欧登科很快在公函上签了字，并通知使馆区里的巡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 吴郁文目标明确地带人来到苏联使馆门前，发现大门紧闭而且敲门也无人应答。此时，凶残的吴郁文指挥十个彪形大汉，让他们抱在一起，用身体充当木桩，强行撞击苏联使馆的大门。很快，大门被撞开了，吴郁文和手下的走狗们一拥而入，并很快用武力控制住了苏联使馆。 来到苏联使馆里面，吴郁文还掏出了提前绘制好的地图，查看了一下方位。紧接着，宪兵、警察和侦探们就在吴郁文的指引下，冲向了苏联使馆内部的旧兵营。当时，这座旧兵营是国共两党北方区委机关的联合办公地点，而这里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李大钊同志。 随着吴郁文带人闯入旧兵营，局势顿时混乱了起来，北方区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不甘束手被擒，所以大家试图四散逃离。然而，狡猾的吴郁文早已让人把旧兵营围了个水泄不通，在这里工作的人相继落入吴郁文的魔爪。在此过程中，吴郁文带人冲向旧兵营北楼二层靠东的一个套间，这里正是李大钊同志的办公及居住地。 听到外面嘈杂的声音，正在低头办公的李大钊同志顿时察觉到了不妙。在外面房间看报纸的李大钊的大女儿李星华，也被外面的动静吓得跑到了父亲的办公室，惊慌地看着父亲李大钊。李大钊放下手中的钢笔，快速拉开桌子下面抽屉，从里面取出一支手枪，并紧紧握在手中。 这支手枪，是苏联使馆的同志送给李大钊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防止意外事件。李大钊拿着手枪，拉着大儿女李星华往外走，准备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此时，一个声音传来——“不要放走一个！”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按照张作霖的命令前来抓捕李大钊的吴郁文。 吴郁文的话刚落音，宪兵、警察和侦探们先后闯入了李大钊的办公室，瞬间挤满了整个套间。紧接着，这群走狗们将李大钊父女团团围在中间，并举起枪支威胁李大钊父女不要乱动。紧接着，一个宪兵走到李大钊的面前，一把将李大钊手中的手枪夺了过去。 这时候，侦缉处长吴郁文一脸奸笑，走到了李大钊的面前。贼眉鼠眼的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李大钊，然后笑着说道：“如果鄙人没有认错的话，你就是李大钊先生吧？” 李大钊正气凛然，他平静且坦然地说道：“对，我就是李大钊！” 吴郁文根本没有想到李大钊会这么干脆地承认，他愣了一下，然后说道：“好，那就先委屈一下李先生了，请跟我们到警察署吧！”虽然吴郁文表面上很客气地说出了这句话，但是他的声音和语调却带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森和狠毒。 这时候，吴郁文朝手下人挥了挥手，几名宪兵就上前把李大钊全身上下搜了一遍，然后他们用粗绳将李大钊捆绑得紧紧的，并簇拥着李大钊快速下了楼。李大钊被吴郁文带走之前，他回身无言地看了一眼大女儿李星华，眼神中充满了坚毅，好像是在鼓励大女儿李星华——不要怕，勇敢前进！ 当时，李大钊并不质问吴郁文为什么要抓他，他也不作任何反抗。因为，李大钊从吴郁文这兴师动众的架式上，已经感到和这些军阀的爪牙们没什么道理可言。和李大钊一同被逮捕的，还有路友于、谭祖尧等国共北方区委机关的革命人士30多名，以及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及女儿李星华等等。 在敌人的监狱中，李大钊受尽各种严刑拷打，不过他始终坚守信仰、初心不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李大钊被捕之后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了。此后，蛇鼠一窝的蒋介石与张作霖秘密勾结，于1927年4月28日，将李大钊同志残忍杀害在了第二模范监狱（即功德林监狱）。当时，李大钊同志年仅38岁！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很快到了1949年。当时，随着华北地区的解放，人民军队很快接管了第二模范监狱（即功德林监狱）。在清点监狱里的物品之时，我方负责同志朱文刚在一间大房子里发现了一个大铁架子。朱文刚知道这大铁架子是执行绞刑的刑具，他随手摇了摇大铁架子，竟然纹丝不动。 这时候，朱文刚询问身边一位留用的旧警察：“你们就是用这个大家伙来处决死刑犯的？”留用的旧警察急忙回答道：“没有，我在这当差的时候没用过……” 朱文刚纳闷，又问道：“那什么时候用过？”这时候，这名留用的旧警察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听说这个绞刑架绞死过李大钊，从那以后好像没再用过……” 听到“李大钊”三个字，朱文刚心里一震，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于是急忙问道：“你再说一遍，绞死过谁？”朱文刚瞪大了眼睛，看着那名留用旧警察，吓得留用旧警察根本不敢说话。不过，朱文刚刚才已经清晰地听见了“李大钊”三个字，他对着留用旧警察吼了一声：“你把这个绞刑架看好，听见没？” 说着，朱文刚就离开了功德林监狱，急匆匆地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当时的北平市公安局。就这样，事情一级一级往上报，并很快报告给了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当时，彭真立即意识到，夺去李大钊同志生命的绞刑架是一件革命文物，他很快指示有关部门将绞刑架运到北平国家博物馆妥善保管。 随着这个绞刑架的发现，侦破并缉拿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手，很快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可是，毕竟距离李大钊同志牺牲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了，所以一时间公安部门并没有掌握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不过，俗话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很快，一封密信为缉拿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手，提供了有利条件。 那是1951年6月5日，一封标有“绝密”字样的信件，摆在了时任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兼侦查处处长冯基平的案头。当他拆开信件之后，几行竖排的文字很快映入眼帘：“据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吴博哉，现在住在北京后门鼓楼湾4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冯基平副局长大吃一惊，他又仔细看了看这封信件。原来，这封信件是铁道部公安部门发来的，所谓的特务分子阎振郎，是在和平解放之后被抓获的，一直被关押在铁道部公安部门管理的监狱之中。冯基平副局长不敢马虎，他立即叫来了手下的得力干将——侦查处副处长狄飞，详细部署了秘密侦察任务。 狄飞副处长接到任务之后，又叫来了侦察员温振海，交代道：“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一定要秘密进行侦察，仅限你一个人知道，调查情况直接向我汇报，切记不要打草惊蛇！”温振海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侦察员，他立即表示说：“狄副处长，你放心吧，我知道轻重！” 很快，侦察员温振海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鼓楼附近进行秘密侦察。然后，温振海忙碌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鼓楼湾”这个地方，这让温振海非常纳闷。后来，温振海找到当地派出所了解情况，他这才知道所谓的“鼓楼湾”是以前的名字，现在叫作旧鼓楼大街。 为了尽快找到侦察目标，侦察员温振海还请派出所的同志，在户籍册上查找一个叫吴博哉的老头。经过派出所同志的认真核实，并没有一个叫吴博哉的住户，反倒是有一个叫“吴博斋”的人，此人的具体住址是旧鼓楼大街4号院子。 侦察员温振海想了想，认为“吴博哉”与“吴博斋”，极有可能是一个人。想到这里，温振海骑着自行车就来到了旧鼓楼大街4号院子门口。旧鼓楼大街4号院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能住在这里的肯定是有钱人，绝对不可能是穷苦的人。 侦察员温振在院子外面一边观察一边琢磨。就在此时，4号院子的大门被打开了，从里走出来一个人。温振海见状急忙凑上前去询问：“劳驾打听一下，这院子里住没住着一个叫于永奎的人？”温振海随口编出一个人名来，目的是假装寻人，然后借着开门的机会进到院子里侦察一番。 那人回答道：“于永奎？没听说过，你找错地方了吧？”侦察员温振海自言自语道：“不可能啊，明明是这里啊！”看着温振海急切的样子，那人又说道：“要不，你自己进去问问吧。”就这样，侦察员温振海巧妙地进入到了4号院之中。 站在院子之中观察一会儿，侦察员温振海就迈步直奔四合院的北屋。为什么魏振海直奔北屋呢？那是因为四合院中最好的房子就是北屋，如果这间四合院以前是化名为“吴博斋”的吴郁文的私产，那么在解放后房屋重新分配之后，他自然会选择留下北屋供自己居住。 侦察员温振海来到北屋之后，他透过玻璃窗子发现屋子里面有个人，正半躺在床上。屋子里的人也发现了温振海，并开口问道：“你找谁啊？”温振海按照之前的思路回答说：“我找于永奎！”屋子里的人说道：“这里没有人叫于永奎。” 由于看不清屋子里那个人的容貌，侦察员温振海便推门而入，并客气地故意说道：“实在不好意思，于永奎给我说的，就是这个地址啊！”进到屋子之后，侦察员温振海这才看清楚屋子里那个人的容貌——那人是个老头，看起来病得不轻，半躺在床上一脸痛苦的样子。 眼见于此，侦察员温振海又说道：“老人家，您生病了？您贵姓呀？身边怎么没人伺候您呀？”听到温振海的问候，老头回答道：“我姓吴，年纪大了，不中用了，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温振海看着面前的老头，并察觉到老头的面容虽然老，但是眼神却有一股锐气，明显是经历过大事情的人。 在确定老头姓吴之后，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侦察员温振海退出了北屋，来到了四合院的外面。此后，温振海开始对周边住户进行调查走访，并从一位邻居口中得知，吴老头以前在张作霖手下效力，曾经也是一个风云人物。到了全面抗战时期，吴老头还当过宪兵队的头目，当年神气得很。 根据侦察所得的情况，温振海分析认为，住在北屋的吴老头，极有可能就是杀害李大钊的凶手吴郁文，现在化名为“吴博斋”。很快，侦察员温振海将这些情况，全部报告给了狄飞副处长。听完温振海的讲述，狄飞副处长乐呵呵地说道：“好啊！干得不错！我这边也有很大收获！” 紧接着，狄飞副处长将调查敌伪旧档案的情况，告诉给了侦察员温振海。原来，在接管过来的敌伪旧档案中，公安同志在1927年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一份关于受奖晋级的档案里发现了吴郁文的名字。当年，吴郁文担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因在抓捕李大钊等人的行动中有功，被晋升陆军中将衔，并被授予二等文虎勋章。 案情汇报到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里，他斩钉截铁地说：“哪怕他只剩下一口气也得抓！决不能让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手逍遥法外！”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我们在文章开头说的那一幕——一辆悬挂公安拍照的绿色吉普车来到了旧鼓楼大街4号院，将化名为“吴博斋”的吴郁文抓捕归案。 与此同时，公安同志对吴郁文的房间进行了全面搜查，结果在一个小木盒中找到了一枚“立功勋章”。这块勋章正是1927年吴郁文在抓捕杀害李大钊同志之后，被张作霖授予的二等文虎勋章。或许，吴郁文根本不会想到，他珍藏多年并视若珍宝的二等文虎勋章，后来成了他抓捕杀害李大钊同志的有力证据。 正如我们在文章开头说的那样，在公安部门的审讯室内，当那枚二等文虎勋章被摆在吴郁文面之时，他知道自己做梦都害怕的时刻来临了。根据接管过来的旧档案，以及在吴郁文家搜查到的“立功勋章”，负责审讯的公安同志很快瓦解了吴郁文的心理防线，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如实交代了自己当年抓捕杀害李大钊同志的罪行。 后来，抓捕杀害李大钊的凶手吴郁文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不过，还没有等到行刑，罪大恶极的吴郁文就因为经受不住精神的压力和折磨，病死在了监狱之中。这里要多说的是，在吴郁文之后，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另外几名凶手——陈兴亚、雷恒成、王振南也相继落网伏法，结束了他们可耻罪恶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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