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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史春秋》2014年第4期 作者：何广华、何明圆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突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从鄂豫皖入川，开创了中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总面积约4.2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有县级苏维埃政权40多个，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红色政权。 1933年11月18日，为了广泛开展土地革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四方面军造币厂（又称川陕省造币厂）在通江城郊西寺成立，厂长由红色理财专家、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即后勤部）部长、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行长郑义斋兼任，成为那一时期各根据地中最具规模的造币厂。对于统一根据地币制，活跃根据地金融；稳定根据地物价，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促进根据地贸易，发展工农业生产；巩固川陕苏维埃政权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半年后，为了避敌机轰炸，红四方面军造币厂迁移至通江县得汉城。1934年11月又因形势所需，迁至旺苍县黄洋镇烂槽沟。1935年4月，红军长征北上撤离时，将铸币机器沉入旺苍坝东河亭子沱和马家渡口深潭，历时17个月的造币厂才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比中央红军创立的井冈山红军造币厂还多坚持了一年。 如今，红四方面军造币厂遗址及生产的各类货币，已经成为了珍贵的红色历史文物，成为川陕苏区红色政权的象征，成为见证那段红色岁月的历史印痕，在中国革命货币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诞生于战火之中 上世纪30年代初期，四川军阀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大小军阀独霸一方，四处设厂造币，旧政府、银行、商会又滥发纸币强行使用，贫苦老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红四方面军入川时，只带有少量鄂豫皖苏维埃一元银币和纸币，仅供军队内部使用。由于没有发行和使用苏维埃政权的法定货币，致使红军给养、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支和根据地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帮助川陕根据地军民度过艰难的岁月，通江解放不久，红军即着手建立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及造币厂。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袭击了陕西“南大门”的镇巴县，缴获了川陕边游击司令王三春部制造铜元的机器以及部分铜料。同年8月，又一举端掉了四川军阀杨森在营山的造币厂，将包括石印石版的全部物资从罗江口用船运到了通江城。紧接着，又攻占了川军诸侯李家钰建在南部县谢家河的造币厂。然而由于造币设备不全，技术人才奇缺，正规的造币厂一时还无法建立起来，仅在一些作坊制造批量很小的纸币和布币，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壮大的红色政权需要。 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确定设立工农银行，“制造苏维埃货币，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的低利息和无息借贷，帮助合作社发展的战略。” 1933年10月17日至27日，红四方面军抓住敌人兵力分散，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秘密集结主力10多个团发起了宣达战役，打击盘踞宣汉、达县、万源、城口等地的国民党军第23军，重创了四川军阀刘存厚部，毙、俘其4000多人，缴枪8000多支、火炮36门、电台2部和子弹500多万发，银元100多万两，布匹20万匹，棉衣2万余套，苏区向东扩展约150公里，将通南巴地区与川东游击根据地完全连成了一片。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人扩展到8万多人。 刘存厚是四川简阳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历任重庆镇守使，四川护国军总司令，四川督军等职。1924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川陕边防督办，盘踞达县、宣汉、万源、城口地区十年之久。刘存厚在达县建有占地约600亩的兵工厂和造币厂，工人近千人，机器设备140多台，其造币厂的规模、设备、技术力量在军阀造币厂中首屈一指。 尤为可喜的是，由于敌人仓皇逃窜，刘存厚耗巨资建立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全部落入红军之手，计有各种机器138台，其中，属造币设备的有英、德、日造的大圆车、碾片机、印花机、滚边机、摇光机、制模机、银炉、磨光工具等，另有铜砖800多块，每块重约四五十公斤，杂铜1万多公斤，浓硫酸、硝酸100多缸，每缸重50至100公斤，进口钢材5000公斤，焦炭1万多公斤等造币原材料。对于这段史实，当年著名的报业经营者胡政之创办的《国闻周报》曾予以详细报道。 为了将这些机器设备搬运到根据地，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行长郑义斋和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动员了5000多根据地军民，肩挑背扛、水陆兼程，行程300多里才将这些机器设备搬运到通江。郑义斋亲自出面，动员原造币厂的技师工人到根据地工作，并组织他们负责设备的拆卸和安装，为建立红四方面军造币厂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1933年11月18日，红四方面军造币厂在通江城郊西寺一座大庙成立，厂长由郑义斋兼任。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造币厂，并开始制造和发行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 川陕革命根据地法定货币的发行，对于促进经济发展，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巩固政权，保证革命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史料记载：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成立后，日造银元大约七八百元，铜元约5000枚，石印局的纸币和布币印刷，用石印机3至8架，每架日印量约9000张。到1935年8月不满两年时间，共发行纸币和布币200万元以上，银圆50万元以上，铜圆30万元以上，其中，银币和铜币的铸造和发行量之大，居我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首位，为突破敌人的经济和军事封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壮大于危难之际 红四方面军造币厂的发展与壮大，有一个人居功至伟，他就是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郑义斋。 郑义斋，原名少之，1901年生于河南许昌，1927年入党，在中共中央做交通工作，1930年任上海义斋钱庄经理，改名郑义斋。1932年任鄂豫皖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任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省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行长、造币厂厂长。1935年5月参加长征，历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总供给部部长、西路军供给部部长。 为了吸引技术力量，郑义斋决定：凡是过去在军阀造币厂任职的，只要愿意留下来工作，一律欢迎，唯技术和本领使用。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还专门发布公告：“对于医生、军人、技师、熟练工人、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专门人才，及一切知识分子和学生，不但不杀，如果这些人愿意忠诚在苏维埃政权下服务，政府予以特别优待。”红四方面军造币厂鼎盛时，工人达200多人。1934年春，造币厂随川陕省工农银行迁至通江苦草坝得汉城里张家四合院内。 郑义斋特别重视人才。何阳洲原是国民党兵工厂的技术骨干，技艺高超，红军端掉了敌兵工厂后，经教育启发，他愿意留下来为红军服务，并专门设计了铸造银币、铜币的印花铸字的“铁罗汉”压机，郑义斋任命他为造币厂和兵工厂的总技师，并兼任子弹厂的厂长；学生干部李凡山，在造币厂专管造币技术，肃反中两次险些被杀害，由于郑义斋亲自出面保护，才幸免于难。 红四方面军造币厂除设厂长、副厂长外，还下设生产股、制模股、修理股、管理股、生活管理股等机构。内分石印局和造币厂。石印局设在通江县苦草坝街道李家院子，机器8部，工人30多个。除印制布币、纸币外，更多的是兼印税票、传单、文件、报纸。造币厂按工种分为熔化、辗片、宰片、淬火、冲坯、滚边、印花、正浆、磨光等车间，专门铸造苏维埃银币、铜币。造币厂品种和形制计4类19种。其中在苏区内流通纸、布、铜、银四大类15种。具有代表性的种类和形制有壹串纸币、叁串纸币、壹圆纸币、贰串布币、壹圆布币、五分铜币、小200文铜币、大200文铜币、500文铜币、壹圆银币等。与“壹圆”银币相配套的还有“伍角”和“贰角”银辅币。 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凡进出厂人员均要接受检查，并佩戴出入证。工厂实行考勤制度，每班工作6至8小时，产量多、质量好的奖励，旷工、迟到和工作差的扣发工资。因事缺席或生病者必须请假，经厂长批准后才能离岗，且上午出厂，下午必须按时返厂。职工一般不允许同外面的人接触，即使会见亲朋好友也有时间限制。工人按技术高低、质量好孬发放工资，低至3元，最高可达40元，如遇加班则另发奖励工资。厂里还建立了工会和共青团组织，职工的文化学习，体育娱乐活动等都搞得生机勃勃。 红四方面军造币厂除了铸造苏维埃钱币外，还大量仿制国民党袁大头、孙小头以及四川汉字银币。并用所造银、铜元及仿制的银币，从重庆、成都、西安、武汉等地购买了武器弹药、药品、电台、电池、有线电话、地图、医疗器械等大量急需军用物资，用以接济红军部队。 那么，造币厂的原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据有关资料记载：主要来源于缴获敌人和没收土豪劣绅的银砖、银锭、首饰、器皿等；根据地群众捐献的铜盘、铜碗、铜壶、铜盆、铜箱扣、铜门锁等；以及从白区购进一部分。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八道铸造工序，才可入库或发行。当时，红四方面军造币厂造的银币，工艺精湛，质地优良，含银成分及重量均比白区银元高，故在兑换时也要比白区银元多兑一串。 为了防止敌人假冒仿造，红四方面军造币厂还采取了许多防伪措施，即在票面图案花纹和文字中添加暗记，5种颜色套印，并使用了变体美术字和艺术性较强的图景、人像等花纹图案。贰串、叁串布币上，每张印有正方形、椭圆形、大小长方形的4颗印章，这些印章有些是钞票专用印章，有些是金融负责人私人印章，有些是政府或银行的公章，并不定期更换票面颜色和版式。从白区购买或获得较高质量的印钞专用纸，就地取材制造印钞专用布或纸张。 为了使川陕根据地货币更为广泛地发行和流通，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红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发出布告，规定“各机关和个人所需要的物资，必须用金钱或物资购买”。故而，川陕苏维埃货币，在4.2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的根据地通行无阻。红军开拔，机关转移，经济公社搬迁时，所有人员包括可靠的俘虏都要背货币行军。红四方面军长征路过的广大城乡，乃至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至今都留下了一些数量不等、品种不同的川陕根据地货币。 西路雄师渡河征，爬冰卧雪闻杀声。千里河西红旗展，血染祁连照昆仑。1936年10月，时任西路军供给部部长的郑义斋随部队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3月，在石窝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6岁。 转移于长征之前 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召开了清江渡会议，制定了依托老区，向甘南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红四方面军主力随即西移，15个团计数万红军集结于旺苍城附近。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首脑机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等46个党政军机关进驻旺苍。一时间，旺苍坝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等在此部署指挥了广昭、陕南和强渡嘉陵江三大战役。小小古镇红歌飞扬，红旗招展，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红军城。 红四方面军造币厂也随之迁至旺苍黄洋镇烂槽沟。 黄洋镇位于旺苍中南部，离县城仅9公里，面积106平方公里。因以前居住黄、杨二姓而得名。境内有大规模溶洞群，形形色色的钟乳石千姿百态。早在1933年，红军就在这里设置了店子坝、烂槽里两个乡苏维埃。烂槽沟三面环山，一面临广巴要道，既方便又隐蔽，是一个安置红军造币厂的理想之地。 红四方面军造币厂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坐西向东，四合院布局，建筑由门厅、正房及南北厢房组成。穿斗梁架，单檐悬山式屋顶，小青瓦屋面。如今，尽管这里已是一排排崭新的农家小院，碧绿的阡陌稻菽，但从保存至今的旧址中，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当年红军夜以继日制造货币的历史遗迹。 据说，当年这里住的是富有人家，红军造币厂从通江迁来后，工人们边安装，边生产，继续铸造银币、铜币，印制纸币和少量布币。银币、铜币车间和保管处设在烂槽沟杨家院子，纸币、布币车间设在张家大院。造币厂下属的生产股、制模股、修理股、生活管理股也设在张家大院和相邻的几个院子里。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紧迫，工厂实行每日三班8小时轮班作业、超产得奖制度。仅4个月就赶造了银元2万多元，铜元1万多元，以及大量的纸币和布币。还仿制了相当数量的袁大头、孙小头及四川汉字银币，这些货币在川陕苏区广泛流通，彻底改变了当地自给自足的“实物经济”。 如今，在距旺苍30公里的“木门军事会议陈列馆”里，还陈列着十分珍贵的红军货币和照片。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川陕苏区各种货币票面的设计和印刷，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精湛的艺术价值。这些货币的票面上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字样，还有由锤子、镰刀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图案。布币、纸币“一元”券上，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头像。纸币“三元”券上，列宁的半身像是身着黑呢西服，系红领带，左手拿讲话稿，右手挥动拳头的图案。金属硬币上铸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土地归农民，政权归苏维埃”等文字和红旗、镰刀、斧头、五角星等图案。 据党史资料记载：这些图案的设计者，是由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廖承志设计的。那时，28岁的廖承志正受张国焘“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打击，长征路上，廖承志由张国焘的警卫排押着，每到一个地方住下，就被关起来，卸下手铐他就书写标语、布告，或绘制地图和货币图案。有时候时间要求很急，他顾不上吃饭和睡觉，也要按时完成任务。共产党人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难能可贵的旷达胸怀，令参观者肃然起敬。 苍溪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仅在苍溪县文管所收藏的红军布币就有1420多片，残损的布币数千片。这些布币有红、白、蓝三种颜色，分为壹串、贰串、叁串三个品种。正面上方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字样，中间为镰刀、斧头、五角星、拳头组成的图案，下排注明“1933年”；背面是黑体美术字“增加工农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字样。 据有关媒体报道，近年来，陕西洛南县、丹凤县、宁夏西吉县也先后发现“川陕省苏维埃”的红军铜币。安徽收藏者老李珍藏了一枚非常罕见的“川陕省造苏维埃银元”，直径39毫米，重约26.2至26.7克。正面中央珠圈内为大写面额“壹元”字样，外围上环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下环是“川陕省造币厂造”，两侧分列有五角星；背面图案中央是地球，地球正中缀有镰刀、斧头，外围上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字样，下环是“一九三四年”，两侧分列有4瓣花星。据悉，一枚品相极佳的“川陕省造苏维埃银元”，经过众多买家激烈角逐，最终竟以10.58万元的高价落槌。 1935年4月中旬，红四方面军造币厂随主力红军撤离旺苍，进行长征。造币机器设备用了20多匹骡马拉到旺苍坝东河岸边，因不便转移，工人们将大部分机器沉到东河的亭子沱和马家渡的深潭中，只带走了较为新式的印钞套版。1935年7至8月间，川陕苏区货币停止发行。红四方面军造币厂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其在旺苍的旧址于1992年被命名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光耀千秋，彪炳史册的红色记忆。 或许是一种历史巧合，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撤离旺苍31年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下属六大印钞厂——东河印制公司也在这里诞生，历时30多年，续写了中国货币历史上的新传奇…… 感谢垂注“衲解史上今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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