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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神雕侠侣》，对郭襄金钗换酒那一节印象很深——郭芙说钗头一颗明珠便值百来两银，可襄儿兴致来了，却肯随手拔下作抵十两，以换得十斤酒二十斤羊肉与众人同食，看罢只觉人间至性，概莫如是。 及至大些，我在元稹的“泥他沽酒拔金钗”又见着了金钗换酒的景境，只换成了丈夫贪酒，乃去求妻子拔金钗沽来。有了二人互动，豪爽之外便添了一层温馨，但为前句“顾我无衣搜荩箧”，相较郭襄的挥手不吝，也难免又誊出了一层窘迫。 而前阵子翻到陈维崧的《赠孺人储氏行略》，我又瞧见了一只钗子。陈维崧说他回家时付不起船钱，急切之下，常常不得不“归而拔妻头上钗以偿艓子钱也”，以此间仓促狼狈来追印前面那两只金钗，便让人不得不心酸了。 看一件物事在文人手中从美学意义跌入生活需求，读书最残忍事盖莫过此。  ◆ 陈维崧是清初词家里面目最分明的一位，我儿时初读《近三百年名家词》，一过之后对他印象最深——与他齐名的朱彝尊、曹贞吉等人虽亦是端丽多能，去来无方，但力势总是裹在宽长翩飞的襟袍底下的，虽令人惊羡，却终究如隔水随鱼，难著追写。而陈维崧的词作却大多挽着袖子，一身短打，读之如山中遇虎，筋节肌肉之力彰然可见，令人不自觉便要提起十二分的警醒相与周旋。 作为一代名家，陈词得辛之神质已见十之六七，看去每觉赳赳一身横练，但是，与行伍出身、文武双致的辛弃疾不同，陈维崧的家世却是清初诸多作手中最为清贵的一位，细溯从来，原也是当得一句“公子家的公子”的。  ◆ 战国以降，史上便常有以四公子断代之议——只序第距今愈近，良莠却愈见参差。 如论人品高洁，好客风流，最得战国公子相的，或便要推明末的陈、冒、侯、方四公子了：就中年纪最大的陈贞慧，便是陈维崧的父亲。 陈氏自南宋名儒陈傅良始迁入宜兴，因古陈国建于安徽亳县，遂自定村名为亳村，世代聚居，及至明末，开枝散叶，已成一方大姓。欲说亳村的陈维崧，上追至陈贞慧或还嫌不够，当从其祖父陈于廷说起才更加稳当些。 虽然人丁不稠，最盛不过一千五六之数，但亳村士风颇盛，文气久萦。自北宋天圣二年而至清末，亳村出有进士五十余，举人八十余，更得一名状元，一名解元。陈于廷便是这煊赫名录上的一位。 他万历二十三年中得进士，历任三县知县后擢为御史，曾出巡山西、江西、山东三省。明代的巡按御史虽然秩不过七品，但因“代天巡方”，却是极具权威的。陈是朝堂上出了名的硬骨头，曾被《东林点将录》列为“天慧星拼命三郎”，巡按往来，均直切积弊，素有能臣之名，且不欺不媚，不挫不屈，名声既响，遭嫉自便不免。 天启朝魏党当权后，对陈于廷常多忌惮，拉拢利诱不得，便施报复。几经周旋，尘埃遂定——陈于廷与杨涟、左光斗一起被斥为民。倒幸其早早落势被黜离京，倒反未如杨、左二人遭逢大难，最终保全了性命。 及后崇祯朝魏党既罢，陈于廷遂重拜南京右都御史，不久迁左都御史，复加太子少保，官至从一品之高位。虽得拔擢，老人却旧持故我，因不肯附帝议言官罪，先后五不奉召，最终落得削籍再度还乡的结局——一生起落之大，官场中亦不常见。 ◆ 陈维崧是陈于廷第四子陈贞慧的长子，生于天启五年。 他出生恰值陈于廷岁逢花甲，虽已不是陈家第一个孙辈，但因生在祖父被阉党发落回乡的闲适时光，自母娠至降世，均为老人亲见，故而自然要较其他第三代多得些眷爱。 陈于廷为孙子取名维崧，取自《大雅·崧高》首句“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分量极重，复与后来表字“其年“相照，便更易见陈于廷那份家国永固的愿心。 陈维崧少年时代便是在亳村的老宅子里度过的。这座老宅唤作崇仁宅，在村中善和坊左近。 从一些残存的章句里，我大概能看到这座老宅分为数进，正堂之后有“丹阁飞起”，是陈家与文朋结社联咏之所，名唤远阁。 登上远阁，隔山烟草露跂望，则东湖宛然能见。阁下玉栏分引，有月榭临于小池之上，各房于墨花帘隙年年逢迎燕子往来，画檐雕梁也便多了一重温存。 父亲陈贞慧的读书楼安置在正堂后的二进楼左侧，因窗子正对两株文杏树，便名之为文杏斋——或意在与王维辋川的文杏馆遥应？很多年后陈维崧有《探春令》咏窗外杏花，谓“崇仁宅靠善和坊，旧雕阑都坏。问玉楼人醉今何处，只一树、花不在”，词中窗外存树而不花之所，便是当年這座文杏斋了。 从陈维崧的《文杏斋记》散淡的描述里，不难从一些莳花置木的细节看到主人的用心——陈贞慧在窗前垒石砌成对景，又牵来白山药、绿萼、丹桂各一本萦绕石上，宛然有蘅芜苑中乱石插天，薜荔交覆的情致。又于石下掘开小池，得于方寸之间收汇水木清华，便又补上了蘅所外沁芳水系的那一分灵气。 为恐秋冬上冻，草木凋零，陈氏父子还特地在石侧补种了蕉桐与枸杞。如此一来，冬窗读书眼乏抬头时，即使药藤萎谢，庭中依然有红葩朱实可娱人心目。 时序自迁，春秋不易，方寸之小庭间，正宜文人涵养丘壑。  在这间种着文杏树的小庭院里，陈维崧渐渐长大。不负祖父所望，他自小颖悟有捷才，“五六岁即能吟，吟即成句”，八九岁上则已“熟读史汉编”，对《史记》与《汉书》了如指掌。 ◆ 陈维崧存世最早的一篇文章成于崇祯七年。依小注推循，这由来于祖父的一个动念。 再度谪居回乡后，陈于廷追思往事，辗转托人依挚友杨涟生前容貌造了一幅画像。像成后，老人命陈维崧代自己为杨涟作一篇像赞——这一年，陈维崧十岁。 既是代笔，无论丑俊长短最终都要落到陈于廷名下，敢作此托，可见老人对爱孙文笔有多自信。 陈维崧没有辜负这份爱重。这篇名为《杨忠烈公画像赞》的文章至今仍能在他的《湖海楼集》里找到，题下存其自按：“代大父少保公，时崧年方十岁”，就中不难见其昂然自许之意。 我特寻此文读了一过，虽不见奇丽，但笔法雄劲，叙事明白，浑不似童子手笔：开篇“江河纬地，日月经天。谁其参之，曰维圣贤”，如横槊当胸，引而不发，继以“故剑虽唴，遗簪莫惜。移宫一疏，列宗动魄”说移宫案，以“五侯辇下，七贵长安。二十四罪，宵人胆寒”说劾魏阉，也均精警峻切。及至篇末，由“应山桐城，留丹化碧。余独何人，须髯如雪”作为收束写故人喑恸，则沉响分明犹作。  这篇像赞里，陈维崧童蒙时期便修锻起的醇沛文气固然不掩，视其笔端纸背，陈于廷的影子却也不时闪见：十岁的孩童能把官场之事看得如此明白，自掖庭而至朝堂，人物关联指辨不爽，更有余力加以针砭，这样的胸襟眼界，当然少不了祖父燕居闲谈的默化之功。掩卷想来，一位曾直面阉党，气不稍沮的硬汉最终落得暮年失意，志怀不骋，而只能在乡里端居时与总角孙辈絮絮忆话平生，方之“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者实更令人心酸。 像赞作完不到一年，陈于廷感染了风疾，卧床不起。又逢是年凤阳皇陵被农民军焚毁，消息传来，老人叹愤交集，骤然离世。 这一年，曾与阉党相抗的东林三子已尽归尘土，而人间，山雨欲来。 ◆ 大树既倾，当先追踵而来的是接连不断的家变。 陈维崧的父辈们论嫡论庶，起了分家异爨之争。而亳村久与陈氏并峙的周家（即崇祯朝新贵周延儒家）见其有隙，就势卷入其中，几将一家彻底拆散——于此参以《项脊轩志》中归有光所谓“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便知同为第三代，面临父辈分家的归氏淡语间隐痛之深：同源分流，人易世疏，在乡里宗亲的体系下，家族之争的酷烈往往并不亚于朝堂。 为了修补各方关系，父亲陈贞慧以“最小偏怜子”之身多方奔走，先寻宗亲长辈主掌大局，又几番让利，终将几位兄长劝和——然而陈家各房，究竟在这次纷争中伤了元气。 分户之后，陈维崧正式佐助父亲，自立门楣。 ◆ 大凡早慧的少年，总更乐于与年长者交洽，而不肯以齿稚稍示弱相。或为自彰沉睿，或是为安父心，陈维崧十三四岁便留起了那部著名的络腮胡。 大胡子常被小说家许给武勇莽夫，但生在世家公子的脸上，看似倒也不显得多么蛮鲁——陈贞慧的挚友吴应箕在《阳羡歌为陈其年作》中说“定生有子年十三，神明秀澈映秋潭。不知胸中何所似，下笔顷刻布云岚”，不难看出，纵然早早蓄须，这个大孩子依然是形容秀整、神采飞动的。 ◆ 大部分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须跨过一段“弑父娶母”的心理情结，但这种“否定之否定”当要建立在对父亲的原初崇拜上：在少年时代的陈维崧眼中，父亲亦本是人间一等一的人物。 “先君慕义比原尝”，陈贞慧俊爽倜傥，好受宾客，广交游——据陈维崧回忆，父亲某日遇一人以扇障日当街行走，错身之际觑见扇上题款，便立时辨出身份，定下结交。这样的细致与豪爽交映在同一人身上，本就极有魅力。  陈贞慧的端砚 “我家东楼极幽靓，千竿冷翠攒思簩。晴床髹几蛮茧滑，竹风沸与歌声鏖。客堂春杪鼠姑放，千朵万朵争低高。”花树同春，竹林歌啸，鸿儒才子，往来不绝。虽然陈家已因分户而不似当初那般周阔，但慷慨容与如此，方是世家公子的气象。 诗中易见，四房分到的院落里除了文杏斋石藤树池的一进小院，更有一角潇湘馆样周以千竿修竹的东楼，隐天蔽日很是幽静；竹院外再一进是客堂，左右分置花树，庭前又植有牡丹（即鼠姑），高低错落，热闹明丽，又有怡红院的气象。 ——园相即人意。以蘅、潇、怡三位参看，实则也不难见到陈贞慧知时用世、素情自处与交洽娱情的三面交融。 ◆ 在这里，陈贞慧曾以书生之身做了一件大事——那也是这位明末四公子之首平生仅见的高光时刻。 这件事与《桃花扇》中的奸人阮大铖有关。  阮自崇祯二年以附从阉党被定逆案后避居白门，时移岁易，渐隐有抬头之势。他多方结纳权贵，一时令南京诸当事“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吓”，已颇能左右局势。 阮大铖颇多为恶，昔日左光斗之狱，初便为其构害魏大中所唆而始，后虽得叶向高暂保，但终成惨狱，故而陈贞慧等清流公子大都深恶其为人。 崇祯十一年，陈贞慧的朋友吴应箕写下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公讨阮大铖，是拼得身陷囹圄，也要将阮除去。事实证明，这念愿是对的——后来南明速败，也确与阮大铖对复社大肆报复，致使内耗过甚不无干系，更后降清，大节复挫，便更尚不如马士英了。 成文后，吴未急于发出，而是先来亳村与陈贞慧商议（他作《阳羡歌为陈其年作》夸赞陈维崧，便是在陈家小住那几日)。文章慷慨锋利，层次分明，陈贞慧看毕大赞之余，也提了一件意见：阮大铖是皇帝钦定的“逆案”，文中应将此二字特别点出，方能对依附者有所警醒——而至于其他招摇撞骗、贪诈无忌种种，对于与阮氏沆瀣一气者，倒反是次节。吴应箕闻之很以为然，二人连夜在文杏斋灯下“随削一稿”，一篇公揭遂成定论。 此文一出，果然将阮大铖整治得狼狈无地，一时“士大夫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乃至多年后阮与周延儒幕友饮酒时仍絮絮自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对陈贞慧之记恨竟超过了起草公揭的吴应箕，可见“逆案”二字点铁化金之功，正证高门子弟眼光凌厉，出手即不空回之能了。 ◆ 作为公子家的长子，陈维崧引人接物响快潇洒，亦不曾稍堕家门风致。 他十四岁以诗文名动乡里，十五岁以《昭君曲》得云间六子中李雯盛赞，被荐在陈子龙门下学诗，至十六岁上，他已是宜兴“秋水社”最稚的社员——侯方域赞他“东江族望多才俊，不及平原作赋年”，那自是说“陆机二十作文赋”亦不足与他相较了。 不过，在父辈的视线之外，陈维崧其实也和寻常男孩子一样贪玩。 他说十来岁年纪上，自己“意钱、白打、弹棋、格舞、赌跳”种种杂戏，无不精通，学业闲时，常少不得与乡里的玩伴一起博戏，而每番若被家人、甚至弟弟的塾师看到，都少不得要挨一顿好骂，不待“头颈尽赤”不能了事。 在那些近乎自嘲的散忆里，我看去最觉会心可爱的，是这样一句话：“余时则肠肥脑满，著高屐于市上，作谢镇西鸜鹆舞，意盖洋洋甚自得也”——谢镇西即谢安从兄谢尚，时谓姿容风流，善作“鸜鹆舞”，俯仰屈伸，旁若无人——这样实则带着强烈模仿性质的“求不同”固然可谓是对东晋头巾气的沉迷追续，但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在“被注视臆想”阶段的少年时代里，陈维崧张置起来的、一种只属于自我的精神结界。 在独立人格形成之前，每个大孩子都不得不通过不断地汲取和内化来宣示自己的独特。他们幼稚而自得，空乏却锋锐，但无论如何，没有那些这令人追想尴尬的坐标，孩子便永不可能成长为大人。 世上没有真正老成的少年，即使天才如陈维崧，也不免有此。 ◆ 倘时势不悖，走过茫然的少年时代，这个早早留起胡子的小孩前途或者不逊乃祖：他十三四岁写下的试帖功令文便曾教吴应箕击节盛赞，传诸文朋——科考一节，对他来说当不至有太大阻障。然而，与他往来的那些成年人虽不肯说，却大都哀戚地看在眼中：明廷的局势已逆他成长惨淡直下——陈家祖辈的荣光，恐将同千千万万的名门士子一般，终随时运而不复了。 陈维崧渐见脱颖的这三四年间，崇祯帝正在内忧外患中狼狈支绌：数年下，清军犯巨鹿杀宣大总督卢象升，入济南擒德王朱由枢，更于松山大破明军，东北颓势已见；李自成这边也已连下数州——攻陷河南时更将福王朱常洵剔肉与鹿肉同食，一时人心惶惶，中原形势亦危。只江南裹于软红尘深处，环护留都金陵，倒犹是笙歌鬓影，丽辞频翻，款款未成乱象。 陈家父子就尚在这偏安寸角一边打听着局势消息，一边犹在有条不紊地治学应试，期许着如陈于廷般按部就班进入朝廷。 ◆ 大凡自身天赋不弱的高官二代常易有些眼高手低，难能务实的弊病。盖其自小耳濡目染便俱是朝中大事，便不免将眼界挂在了父辈的冠带上，藉之生出些自高的错觉——即所谓将平台错归为能力之谬。 家中镇日相过的人物诚然常属当代翘楚，但真能落入他们眼中的，却无外是这些人衣马轻肥的慵娴态度，与歌饮文筵上一些指东打西的本事——对于自小便得家风陶熏的子弟而言，拿握起这些姿态却并非难事。 倘无意功名，又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能得倚自立，以二代们的府垣之高本已不难成就一代名士，但若心存家国，有意走出前辈的影子去经受一番锻砺，他们却每易受制于姿态，甫陷挫折，便沦不振，往往转以求隐自全身段——未必是惧畏担当，只因害怕狼狈。 他们总会隐隐存起“我与他们原不一样”的崖岸心地。而这心地，往往终会阻断他们的进取之路。 检视陈贞慧平生，虽遭逢季世，沦隐非战之罪，但实则依然逃不出这样的窠臼：他风度潇洒、喜聚善饮，品味雅逸，又颇多解颐妙语，自有天然的主人风致；兼之为人正直孝悌，却又不似乃父陈于廷顽硬不能稍以转圜，除却指点吴应箕力抗阮大铖那一回骨勇，也不曾真与人结起过太硬的梁子。 然这同时，他也便不免为交游所推，自视过高，致使才名稍不得彰，便以为大辱——而对读书人而言，最惨酷的磨折，自然便是科考。 ◆ 十五岁这年，陈维崧随同父亲赴南京参加乡试。一时酒朋诗侣应见无数，在父亲的接引下，陈维崧结识了李文、陈子龙，又正式拜吴应箕为师，修习文史。父子二人均是人才玉立，文采无匹，金陵一行占尽了风光。 然当年放榜，陈贞慧未得及第。 三年后再赴南京，又考，仍不第。陈贞慧引为大耻，一时心灰意冷，绝意功名，遂回到亳村，“誓墓不出，绝不与户外通”了。 这时陈家的景境实已大不如前，因陈贞慧不务生产，分户后便渐已入少出多，到归乡誓墓时，则已至“不足以供饘粥”的境况。 世家子弟花销仍全不节制，“喜宾客如故”，陈贞慧不但依旧时常呼朋引伴在东楼宴聚，还时常收容一些朋友在家中长住——“客或卒岁不去，或一客而居吾家者几至二三十年”，也委实令持家的妾室时氏颇为窘迫。文杏斋中的陈贞慧依旧镇日与朋辈高谈阔论，可虽名士巾袍如旧，内囊却已“尽上来了”。  ◆ 岁月眇徂，陈家的香火仍在代际推承。十七岁这年，陈维崧娶了妻，妻子储氏是陈于廷三弟的外孙女，大他一岁。 在晚年回忆妻子的文章中，陈维崧说二人的这桩亲事是祖父在他们儿时便定下了的。储氏幼时随母归宁，祖父一眼看中她“明敏淑惠”，许谓“可为吾家妇”。 亲事定得很早，二人结亲却很是匆忙——十七岁上，陈维崧正自准备参加次年江阴的童生试，储氏也丧父不久，本打算缓一二年再成婚的。但当年陈母汤氏重病不起，屡发咳血，对丈夫陈贞慧说若一见冢妇（嫡长子正妻），死亦瞑目，陈家方才匆匆张办起了喜事。 因本是冲喜，故而新妇刚刚过门，便立刻承担起了照顾婆婆的重任。陈维崧要备考攻书，储氏便自告奋勇代他日日守在汤氏榻前，凡有疴痒便代为搔抓，事事关怀极细，从未稍有懈怠。病榻上的汤氏常至哽咽：“三日新妇，犹生客也，顾孝我能如是哉？” 母亲病逝时，陈维崧正在澄江参加童生试，未及赶回。虽然那一次考试他一举夺得第一，也依然不能稍减自责——幸而储氏在家将一切打理得亭亭当当，才免去了陈家的措手不及。 丧事既了，作为陈家唯一成年的长子，陈维崧便在陈贞慧主掌下自立了门户，分得百亩田地。在这之后，妻子的好处才慢慢显见出来。 储氏的父亲在世时是一位太学生，因虑及女儿早早定了亲，乃长以贤妇准则相绳：储氏童蒙时便上过女塾，《孝经》、《内则》都能熟记，持家一道也已早早随母学习。 女训之外，这位贤妇实则亦有些不肯轻露的才媛爱好。 陈维崧少年时书法不佳，他回忆说某次提笔时储氏曾打趣他：“君岂腕中有鬼？”他开玩笑回问：“若亦知古有簪花格耶？”——原来夫人是善书的么？储氏便笑而不答了：后来还是陈维崧闲来在她的针线笸箩里看到几张残字纸，辨出是她闲抄的晚唐诗截句，方知妻子持家之外，原来却也通诗书，只是深知丈夫才情无匹，故而守拙不露而已。 储氏当还会下棋。陈维崧记得某年夏日露夜二人乘凉时，她曾试图与他闲谈弈道，可因丈夫对围棋一窍不通，兴致缺缺，她也便再不多口了。 在二人相处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更多只是殷勤地做好了一个当家主母的本分，柴米油盐，童仆衣食，无不安排得妥帖，得陈贞慧分得百亩田地后，种种账目细节，虽然丈夫并不在意，她却依然“月以十告，年以百告”，认真打理却从不自专。 大家冢妇并不易做。陈维崧回忆说，十八岁那年，储氏生了长女刚满十天，因惦记公公陈贞慧的四十寿宴，还是挣扎着从城里的娘家冒雪连夜赶回了亳村。一位未出月子的产妇在后厨亲自打理食粮酒水，调教仆佣，接连两日至三更不倦，唯恐筵上有“酒醪水火之失宜”、“殽蒸酼醢之失和”、“持铛捧杓庐儿媮惰之不中法程“，令公公和丈夫失了面子。 然而即使这样，公公陈贞慧依然偶能寻出她的短处来：“当宾客满座时，所制鲑菜小不当意，辄谯诃随之”——这当是世家公子自小矜养太过的毛病了。 但无论如何，以正妻标准而言，储氏实已近乎完美。只是她的好处太过隐柔克制，而此时陈维崧少年飞扬，有太多的事情去关怀挂意，对妻子的妥帖和委屈也便只能潦草过心，却尚全不能耐下意去体恤珍暖。 并且，时局也并未给这对少年夫妻太长的相安相处机会。 ◆ 储氏生长女第二年，甲申国变。李自成入京，崇祯帝自缢煤山，不几日，清军入关，家国震动。随着福王朱由崧继位，南京自江浙环护下的温暖小处被迫拔立，成为首都。 钱穆说“文化集中的地区，每个人重现实，少想象，不会引生大理想”，这话发于他拒绝定都南京的论著，而回溯看来，实也算明末南京的写照。 弘光朝的成立迅速缓解了崇祯帝死讯带来的冲击，江南士子们心中怀了南宋偏安的追想，以为尚不至多么酷烈——包括陈贞慧自己，确证消息后虽也“大恸失声”，但除却向新朝廷为父亲请恤追封少保外，好像也并未做出多少实质的举动。 弘光朝对陈于廷的追赠或者曾令本已宣称绝意仕途的陈贞慧再次兴起了入朝效命的意愿，他在南京停留了五个多月，未必不是想趁改弦更张，以追拥随侍徐图一展抱负，但究竟世家子弟豁不下抢椅子的身段。 马士英掌权后，阮大铖已早早依附再起，炙手可热，想起《公揭》一案，遂寻事端将还在找机会与朝廷搭线的陈贞慧扣押下了狱。 ◆ 同案的另两位首倡者均在这一场扣押中死在狱里，陈贞慧对仕途方才升起的一线幻想乃于惧怖下瞬霎腾沫而空——换了新朝，不赏识他的人依然是不赏识，而曾与陈于廷有旧，能加抚恤的昔荫也须臾散尽。 他的筹码是浮动的，而短板却在骨血里：站在风投关口，人人以为自己能搏一回超额收益，这往往才是利空出世之时。 后来，还是长期寄居陈家的侯方域及时赶到南京，多方打点，送钱求人，才最终把陈贞慧从狱里捞出来。两位名门公子郁郁回到亳村，还未断定主意追取仕途还是再度誓墓，不多时家乡又乱：与陈家为难的不独散兵游勇，亦有朝中逢迎阮大铖而不断寻衅的官兵，陈贞慧遣家人四下避难，一时狼狈已极。陈维崧则携妻女跟着姑父徐荪短途出逃，亦难免惶惶不可终日。 ◆ 又半年，清军屠扬州，下南京，短短一月，弘光帝在芜湖被执，再一月，剃发令下，四野哗然——亡国已经不再是道路上的消息，而切肤痛到江南腹地。 陈贞慧以自家世受国恩之故决意求隐。甲申、丁酉之后，他独坐亳村东楼二十年，至死未再出仕。在这同时，他也命陈维崧弃去诸生，抛掷了十八岁那年“拔诸生第一”的学籍。 明清易代，弃诸生辈不在少数。无论是顺是清，都清楚读书人是天下文脉，实则也均未太过非难士子。是以在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而言，手裂诸生巾，是实打实舍弃了半终身制的津贴收入，和“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的尊严底线，也即亲手斩断了自己的成长通道。 这与殉国并无大异。 ◆ 这段时期的陈维崧是不知所措的。神童遇到成长体系之外的大变局，为了掩饰惶惑无力，那便只能佯狂度日。他故作潇洒地说：“束书归仓颉，掷笔还江淹。自除博士籍，不受文章箝”，随即镇日与同里的几个才郎厮混，作诗饮酒，不愿回家——他害怕面对失去生员津贴后，小家庭生计的日益窘迫，也害怕看到自己彻底失去社会地位和未来所有可能的现实。 作为冢嗣，陈维崧的少年时光与宝玉无异——名门儿郎，自然素不务生产，在祖父和父亲的教育下，他之所能无外是诗文策论这些博上进的功夫，而赶上连墓志铭都没得写的战乱时节，那便全是些换不来钱的营生。 分家后他得了百亩田地，然而明末原就天灾频仍，兼逢甲申、乙酉两次国变，田中所出那一点田粮早已不足过活。父亲陈贞慧子女尚众，又多未成年，自也无措手相助的能力，靠着妻子储氏变卖陪嫁首饰贴续，不出一年，家底也便耗得差不多了。 清廷站稳后，逋赋日剧，而陈维崧在这些年所作的，却似乎也不外仍是结社、吟诗、结集、求序这些小文人的事，虽然曾经发奋想学学“米价及果蔬鸡凫羊豚诸物价”为家里分忧，但最终只是昙花一现，“旋即忘之”，储氏也只无可奈何。 ◆ 顺治五年，陈贞慧被一伙太湖游窜而来的盗贼劫掳，几番索讹，却发现陈家竟已贫困得全无可取，最终无奈放归。这位昔年名动一时的复社公子狼狈地回到家后，父子相对，不免又是一回自嘲与灰心。 陈维崧此时方才确切地懂得，少年时他所憧憬并笃信的京师高第、花阴文宴，早已随着不再高大万能的父亲一起退入了烛灭后的无尽翳昧里，再也不复存在了。 （未完待续，下一篇写水绘园和徐紫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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