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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与“畸”：传记中的体认分歧 在塑造徐渭的诸多传记中，“奇”与“畸”的描写是其中尤为重要的方面，徐渭对自身的体认突出表现为“畸”，而在其他人所写的传记中，“奇”则被有意地突出。在这种“奇”与“畸”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传记表达中的文学性。 明清徐渭传多把徐渭定位为一个文人，并且这个“文人”形象带有强烈的建构性，尤其以袁宏道《瓶花斋集》[2]中的《徐文长传》（称为后传）为极。就内容而言，这篇传记并不丰富，但就文章的立意之专一、表达之洗练，对徐渭形象的刻画之鲜明而言，此传实为诸传之首。此传有意以“奇”作为结撰全文的主线，将此前在《徐渭集》附录中的《徐文长传》（称为前传）精炼化，实现了对徐渭形象有力的建构。各种徐渭传虽也提到徐渭形象的其他侧面，但“奇”确实是各传记作者着意要表现的主要方面。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明代传状文表现出求奇嗜异的审美特征，作家往往喜好选择传主的奇特之事、奇异之事与奇趣之事，加以重笔渲染，使传状文呈现出奇光异彩和奇情异趣。”[3] 如果说后传塑造的“奇”体现的是文人对于“奇”的想象，那么在另外一个文本中所塑造的“奇”便有“猎奇”的倾向了。《白茅堂集》卷四十三《徐文长遗事》载：“文长之椎杀继室也，雪天有僮跼灶下，妇怜之，假以亵服。文长大詈，妇亦詈，时操欋收冰，怒掷妇，误中，妇死。县尉入验，恶声色，问欋字作何书。文长笑曰：'若不知，书生未出头地耳。’盖俗书欋作玍也。……文长即不食，就柱下螙木，日齿方寸而已，旬日颜色如常。……一老吏云：'改用玍作甩玍，便属误杀。’……文长遂得出。”[4] 小说家的笔法跃然纸上。 而在徐渭的自叙中，徐渭对自我的塑造却是“畸”。“畸”字虽与“奇”字接近，但在精神状态上却大有不同。“奇”在袁宏道的笔下充满飞扬的意气，正如袁宏道自述“大足为文长吐气”[5]，但《畸谱》却饱含着一种压抑凄清的内向性。徐渭的“个性”是透过叙述风格来暗示、隐喻的。比如徐渭的年谱，文本的展开依时间而流动，但笔触却简略枯淡，透出沉重的寒意。徐渭用简单质实的语言叙述自己的履历，写得较为详细的是自己的科举经历。如8岁时得陆如冈称赞云：“昔人称十岁善属文，子方八岁，校之不尤难乎？噫，是先人之庆也，是徐门之光也。”[6] 又得刘昺期许。这其中透露的自豪，却被屡试则蹶的事实无情地否定，我们不难体会当徐渭说出“与科长别矣”[7]所蕴含的无奈、惋惜和愧恨，五味杂陈，也只能化成这一句长叹了。《畸谱》也屡次提到自己的婚姻，亦多抑郁不幸之语。写其老年迁徙，则用“徙我”二字，颠沛流离之痛苦、不由自主之辛酸也在这简约的语言中表现出来。在《畸谱》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凡人的不幸遭遇，在别人看来的风光，在他是平淡的[8]。在他人看来的怪诞奇崛，在他是痛苦的生命体验。这是与他传颇为不同的。 相对于徐渭以简洁叙述求其实际，袁宏道所写的传记便有极浓的文学色彩。而其用意是要将徐渭的“奇”突出出来。在前传开头写道：“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9] “意气豪达”四字，确实道出了《四声猿》给人最直接、最强烈的感受，虽远不能作为《四声猿》的准确评价，但为徐渭的形象打上了“奇”的底色。此外，袁氏在这里设置了颇为复杂、迂回的叙述视角。从“少时”的时间点来看，“天池生”对他而言是未知；站在文章写作的时间点来看，“天池生”对他来说是已知的；在落笔时，他对要回到“少时”的时间点，采取“限知视角”。而读者又在已知的情况下观看他的叙述表演。一次还不够，他又写道：“后适越，见人家单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10] 写这一件佚事就更显出了此文的表演性——这两件事为什么要并列在一起（在不知道作者为同一个人的情况下）？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和写作此文的袁宏道，其实都已明就里。这不单是关涉到视角问题，在一个“有意味”的层次，这无疑向我们道出袁文的建构性与表演性。 袁文的“建构性”和“表演性”还体现在袁氏对徐渭北游的建构。袁文云：“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11] 稍知徐渭北游的读者颇难想象这会是徐渭之北游。依人入幕且不必细究，赵园说：“以其人号称'知兵’、参胡宗宪幕府的经历，你总不会认为那只是出于文人式的好奇。”[12] 这里与其说是写徐渭之北游，不如说是在召唤边塞的经典想象。袁宏道在落笔之时，仿佛被这些飞扬的语言牵走了，“语言符号脱离它的实指轨道而滑向虚指空间”[13]，袁氏滑入自己所描绘的“语象”之中，而这些“语象”是他对于边塞的想象，而不是徐渭北游的实际。 那么，这种“建构”、“表演”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事实”的层面，袁氏是自知有缺陷的（“不甚核”[14]）；但从另一个层面讲，“大足为文长吐气”是其更有价值的方面。“吐气”不仅体现在带有某种发泄心理的创作意图，在文本的表现上也有所体现，这就是袁文通过其激扬的文气塑造了徐渭“奇”的人物形象。乔治·圣兹伯里指出：“不应该满足于仅仅展示材料……他应该把所有这些材料在头脑里过滤，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一幅完整的画，一件作品。”[15] 而这正是袁氏此传所达到的高度，而袁氏对此传的评价也充分体现了他对于传记文学的理论自觉。 “文”与“道”：传记中的认同偏差 除了“畸”与“奇”这种较为外显的精神风貌描写，在徐渭传记中还存在着一些更为深层次的冲突对立。“文”与“道”的认同偏差是其中较为突出的方面。这既涉及到徐渭的自我认同，也关乎他者如何看待他，而正是这些认同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徐渭与他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文”这一方面，其紧张感尤为明显。这一方面表现出徐渭卓异的性情，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当时的文坛生态。 他传主要看到了徐谓的“文”（外在），而在徐渭的自叙中，除了“文”，他更看重自己的“道”[16]。在《畸谱》中，除了年谱还有“纪师”“师类”“纪知”等项目，其中为“王学左派”的有季本、王畿等人，例如在“纪师”中曾这样提到季本：“季彭山先生，终其身而不习举业。”这还仅是涉及而已。在《自为墓志铭》中，关于“道”的论述便更为具体了。徐渭在《自为墓志铭》中说：“山阴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久之，人稍许之。”[17] 这几句位于墓志铭的开头，徐渭从“文”与“道”建构起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对于“文”，用“慕”“力”二字来形容，这充分表达出他对“文”的认同和为“文”付出的努力。对“道”，则用“慕”“究”“扣”来表现其求索的历程，尤其是“究”和“扣”字，我们不难读出其求“道”的激情。相对于儒家之“道”，有如此求索的激情，对于“外道”呢？其云：“余读旁书，自谓别有得于《首楞严》《庄周》《列御冠》，若黄帝《素问》诸编，傥假以岁月，更用绎抽，当尽斥诸注者缪戾，摽其旨以示后人。而于《素问》一书，尤自信而深奇。”[18] 通过这些带有饱满情感的描述，我们虽然无法看出徐渭在“道”方面有什么卓越的见解，但是这一股探究身心性命之真谛的热情、别创新解自成一家的信心，是可以真切地体会到的。 虽然在《畸谱》和《自为墓志铭》中提到了“道”，我们并不因此而断定徐渭对“道”有多深的造诣，而只是想揭示出在徐渭的自我认同中，“道”是不可或缺的方面。而作为对比，他传则集中在对徐渭“文”的一面的着力描绘，于此也可体现出徐渭与他者的紧张关系。 在诸多徐渭传记中，入胡宗宪幕多被作为徐渭生平之第一大事郑重表出，而由徐渭操刀的表文更是重中之重[19]。关于徐渭写作表文，诸传稍有出入。如后传只简单提到：“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而陶望龄的《徐文长传》中的描述更为具体：当时已经有人作了表文，胡宗宪将表文给徐渭看，徐“瞠视不答”，明显不满意。胡宗宪便让徐渭另为表文，又将这两份表文同送京师，“谓孰优者即上之”。 在他传的记述中，对徐渭的入幕、写表文，多是给予正面评价，如袁宏道说：“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但在徐渭自己的叙述中，似乎就不这么正面，而是充满了人与我的紧张感。在《畸谱》中，他记道：“三十七岁。季各，赴胡幕作四六启京贵人，作罢便归。”“三十八岁。孟春之云日。幕再招。时获白鹿二，先冬得牝，是夏得牡，令草两表以献。”记叙简略。在《自为墓志铭》中，徐渭自叙道：“一旦为少保胡公罗致幕府，典文章，数赴而数辞，投笔出门。使折简以招，卧不起，人争愚而危之，而己深以为安。其后公愈折节，等布衣，留者盖两期，赠金以数百什，食鱼而居庐,八争荣而安之，而己深以为危。”在他传的描写中，徐渭之入幕风光无限，大是扬眉吐气之时，但在冷静的分析与真实的体会中，徐渭自己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在《自为墓志铭》中还提到：“久之，人稍许之，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这句话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人与我的紧张感。更进一步说，在《自为墓志铭》中，弥漫着这种浓烈的紧张感：“故今齿垂四十五矣，藉于学宫者二十有六年，食于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人且争笑之。”数字的迭举造成文势的急流直下，这充分说明这些事是他所不能忘怀的，末了还说道“人且争笑之”，在嘲笑声中，这种痛楚岂不侵入骨髓，可下面又接道“而己不为动，洋洋居穷巷，僦数椽储瓶粟者十年”，桀骜不驯之气亦溢于纸上。有论者指出“借助第三人称叙事，在表面上的自我贬抑中张扬自我”[20]，然而贬抑与张扬扭结在一起，徐渭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这正是论者指出的“自我的挣扎”——“徐渭的精神分裂乃是他的自我挣扎的结果。一方面，他的自我意识异常激烈；另一方面，不幸与痛苦始终伴随着他，压迫着他，阻碍他的自我实现。”[21] 而这正体现着徐渭自我与他人的紧张感。徐渭立体、极端地体现了时代的新思想，当他面对自己的时候，他可以展现那个“大写的'我’”，在书法、绘画、诗歌、散文、杂剧中尽情挥洒；可人总是在现实中，而且他的现实显得尤为恶劣，这就造成了他的悲剧。理想自我的伸张触碰到他自己也无法改变、无法逃避的现实，这种紧张感自然就凸显出来了。 具体到文学中的自我与他人的紧张感又有哪些表现呢？陶望龄《徐文长传》的文体偏重是“文”，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他还记录了两件事。其一云：“时督御史武进唐公顺之，以古文负重名。胡公尝袖出渭所代，谬之曰'公谓予文若何？’唐公惊曰：'此文殆辈吾！’后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谓非君作，然其人谁耶？愿一见之。’公乃呼渭偕饮，唐公深奖叹，与结欢而去。”作为对比，他又记录了另一件相似的事：“归安茅副使坤时游于军府，素重唐公。尝大酒会，文士毕集，胡公又隐渭文语曰'能识是为谁笔乎？’茅公读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谓渭：'茅公雅意师荆川，今北面于子矣。’茅公惭愠面赤，勉卒读，谬曰：'惜后不逮耳。’”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感知同一个文学流派中的差异性。唐顺之和茅坤同属唐宋派，在此处虽未表现其文学主张，但是在这生动的记述中可见唐、茅在为人处世方面的不同，而这也影响了徐渭与这二人的关系。在《畸谱》的“纪知”中列有“异县唐先生顺之”，这说明徐渭将唐顺之视为知己。很明显，就这两则逸事来说，唐顺之的肯定是直接面向徐渭的文章的，得到“知己”的许可也是应该的。而茅坤的肯定是因为这文章“非吾荆川必不能”，他心目中先有一个好文章的典范，再以此为准，自然就无法全面、真切地看到徐渭之为徐渭的特色所在了。而徐渭的反应便可看出他对唐宋派的不同紧张感[22]。 将文学流派的紧张感推向极致的是袁宏道。在前传中，他写道：“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此而奴之，耻不与交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在文学上，其紧张感已经很明显。而后传则云：“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这里的表达更为清晰。而到了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徐记室渭》则更加明确化，其云：“文长讥评王、李，其持论迥绝时流。”钱氏的措辞虽没有袁氏激烈，诗史描述的理性化可见一斑。在袁氏、钱氏的表述中，导致这种紧张感的原因多是关乎文学自身的，但也有另外的说法。《明史》徐渭传中说道：“当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其以轩冕压韦布，誓不入二人党。”这提醒我们紧张感产生的历史复杂性，而文本间的演变、差异，在这里也得到了体现。 “真”与“法”：文学思想的微妙转移 与前文提到在“文”中较为明显的紧张感相呼应的，还有一种较为微妙的焦点转移，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文本中：《徐渭集》附录的袁宏道《徐文长传》(即前传)、《瓶花斋集》的《徐文长传》(即后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的《徐记室渭》。在这三篇传记中，作为文人的徐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这变化与诸传作者的诗学思想流变密切相关，同时经由这一微观分析，我们可以触碰到晚明文学思想的嬗变。 在浓墨重彩地描绘完边塞风光之后，前传写道：“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呜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一连串比喻全方位地展示了徐渭多元的诗风，语言的气势承前文描绘边塞而来，顺畅飞动，挥洒性灵。再细察其评价的内容，说的是徐渭为诗自由奔放，书写其英雄失路之悲愤，“如嗔如笑”；诗中有活人真情，“如水鸣峡”；诗中气势奔涌，“如种出土”；诗中蕴蓄着勃发的生意；而“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又展示出徐诗阴郁寂寞的一面。袁宏道用如诗般的比喻这种“意象批评”的方式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了徐渭的诗风。这种批评方法“以具体的意象，表达抽象的理念，以揭示作者的风格所在”[23]，其理论表述颇有相似之处。 袁氏云：“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性与境会，顷刻千言。”“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他的理论表述自由开放，一如这理论的内涵也是提倡性灵自由的。与这种论调形成对照的是他对于徐渭形象的塑造，这是一个勇于抒发性灵的诗人，诗便是他自由奔放的心灵的写照，不管情感的类型如何，抒发的方式如何，皆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在后传中，这段塑造诗人徐渭的话变成了这样:“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大体是相同的，但有一处不同很值得注意——“虽其体格时有卑者”。在前传只是用“意象批评”为我们勾勒了徐渭的诗风，这种诗风是多样的，语气之间并无轩轾，但在这里就有了褒贬。而且“体格”关乎诗歌的体性品格，这便关注到了诗歌的形式要素，与前传仅关注其自由抒发不同。其中，“王者气”一句颇值得注意。首先，“王者”独当一面，与“巾帼而事人者”形成对比，带有作者对文坛的褒贬；此外，“王者气”显然有价值判断，而且举此种风格，一方面是对徐渭的简化，另一方面也体现其文学主张的微妙转移。 在后传中还有这样一句话：“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这句话是前传中所没有的，其中说“文”的几句令人费解，其中谈及“法”“格”，与前面说到的“体格”很接近。这些细微的变化对徐渭的形象塑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这种变化是与后期公安派的理论修正是密切相关的。袁中道在《阮集之诗序》中说道：“（前略）先兄中郎矫之，其意以发抒性灵为主，始大畅其意所欲言，极其韵致，穷其受化，谢华启秀，耳目为之一新。及其后也，学之者稍入俚易，境无不收，情无不写，未免冲口而发，不复检括，而诗道又将病矣。”[24] 又在《蔡不瑕诗序》中说道:“当熟读汉魏及三唐人诗，然后下笔，切莫率自肣臆，便谓不阡不陌可以名世也。”[25] 这种理论表述与后传对徐渭的评价颇有值得玩味之处，即对“法”的偏重，在前传的诗风描绘，并没有什么理论术语，关注的重点始终是徐渭诗歌“真”的一面；但在后传的描述中，“真”也是有的，但焦点却转向了“法”。这“真”与“法”有意的焦点移动，展示了公安派前后的诗文学思想转向。 从这些理论表述中便可看出这前后两传徐渭形象变化的原因。文学思想的表达，可以是大张旗鼓的理论倡导，也可以采用较为隐性的方式——塑造文学典范。徐渭典范形象的塑造是与袁宏道的极力提倡分不开的。陶望龄的《徐文长传》称：“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谭乎！”在塑造徐渭时，正是袁宏道大力提倡其“性灵”理论之时。一旦理论转向了，这个文学典范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钱谦益在《徐记室渭》中引用陶望龄和袁宏道对徐渭的评价，似乎并不直接表达立场，但其微言大义还是有迹可寻的。引陶语中有“然其文实有矩度，诗尤深奥，往往深于法而略于貌”，这与袁宏道后传中的表述十分相似，此语出自陶望龄《刻徐文长三集序》，原文为：“其为诗若文，往往深于法而略于貌。”还有一句：“然其文实有矩尺，诗又深奥。”大致相同。陶望龄的这种表述是与后传处在相同的文学背景下的，其《序》说“方其自喜为新奇之时，而识者已笑其陋，此必弊之术也。”郭预衡说“不知何所确指”[26]，就其表述诚不知何所指，但联系其文学背景，则可知其用意。耐人寻味的是，钱谦益引了陶望龄的话后又引了袁宏道前传的话，并说：“微中道，世岂复知有文长！周望作《文长传》，谓中郎徐氏之桓谭，讵不信夫！”钱氏整合了陶望龄和袁宏道的评价，表明这两种论说他都认同。在引陶望龄的论说中，陶氏对“法”的重现和突出，是符合钱氏的诗学要求的。而对袁宏道论说的引述，其突出的“真”亦为钱氏所认可。但对于袁宏道云“偶尔幽峭，鬼语幽（前传作“秋”）坟”，结合钱氏对竟陵派的抨击，钱氏对徐渭或有微词。钱氏既重“法”，也重“真”，并且对幽深孤峭之风的抨击，使其论述有综合的色彩。“法”的强调之外又重视徐渭“真”的一面，又与后传遥相呼应，可见这种综合为一时风气。 综上所述，面对同一个传主，不同的传记作者总会把自身的主观色彩投射到传主身上，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中心，多样辐射”的复杂样态。这些并不那么喧哗的众声，让我们对传主徐渭有了多样的观感。而这或是较接近人之存在的实际。徐渭身上同时混合着“奇”与“畸”的色彩，其对“文”与“道”同样重视，反映到文学上，“真”与“法”交融混杂，这些共同构成了“徐渭”这一富有晚明性格的人物。 注释 [1]彭志：《生前身后名:明末清初徐渭传记发微》，《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5][14][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15—719页，第717页，第717页。 [3][20]郭英德、张进德：《中国散文通史·明代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页，第219页。 [4][清]顾景星：《白茅堂集·徐文长遗事》卷四十三，清康熙刻本。 [6][7][9][10][11][17][18][明]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25—1326页，第1328页，第1341页，第1341页，第1342页，第638页，第639页。 [8]如入胡宗宪幕，在他人看来实是徐渭风光的经历，但正如徐朔方指出：“徐渭在总督府做幕僚，最痛苦的是他的内心。”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之《徐渭年谱·引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12]赵园：《制度·言论·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6页。 [13]赵宪章：《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9页。 [15]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6]在陶望龄的《徐文长传》中也有涉及，但那是引用徐渭本人的叙述。至于其他的徐渭传虽也胪列徐渭的学术著作，但并无展开。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徐记室渭》也是胪列而已。明史中的徐渭传仅出现季本这一名字而已。 [19]如尹守衡《徐渭列传》就将徐渭的《代初进白牝鹿表》《拟上督府书》收入传中，尹守衡撰：《明史窃·列传》，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 综录类》，明文书局1991年版。 [21]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 [22]这也仅就此事例而言，其具体论述参看宋克夫：《徐渭与唐宋派》，《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23]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8页。 [24][25][明]袁中道：《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62页，第459页。 [26]徐渭的文艺思想、美学特征学界多认为是“本色”“真我”，参看傅琼：《徐渭研究百年述评》，《艺术百家》2004年第1期；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上海古籍出版杜2011年版，第211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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