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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点击右下方在看或点赞 以示鼓励 】 【编者按】上期《天下之货仓》作者从历代泉州古城发展方向论证了刺桐港的实体位置。为了进一步推翻“后渚说”，本期作者再从泉州市舶司的遗址方位来论证南关港即刺桐港。作者一再强调：“'后渚说’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港口远离城市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乡音君认为，作者从海舶出入港口到泉州市舶司报关来寻找“刺桐港”地理位置的角度十分巧妙，令人拍案叫绝。 泉州市舶司 2021年7月25日，包括市舶司遗址在内的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系列遗产项目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个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市舶司自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至明成化八年（1472年）近400年间，管理中外商船的出入境签证、检查、征税等事宜，同时兼有海关、外贸、港务等职能，为泉州港乃至中国的对外贸易、经济发展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宋朝政府规定，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①。其时宋人到海外贸易，需向市舶司呈报出国船只、人员、货物，经验实后，市舶司签发公凭（即出海贸易许可证）。回国后，从原发舶港缴上公凭，就地抽解。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政府批准泉州设置市舶司之前，泉州海舶放洋或返航必须寄泊广州，办理出入关手续，受尽盘剥欺凌。泉州市舶司设置后，刺桐港即为国家法定通商口岸，出入泉州的商船可径直通航海外贸易。 值得注意的是，泉州市舶司所在地及其“报关”路线为确认刺桐港的位置提供了无可厚非的佐证。据清《晋江县志》载：“宋市舶司，在水仙门内，即旧市舶司址。”②《泉州府志》称市舶提举司“在府治南水仙门内。” 《八闽通志》称：“市舶提举司，在府治南，水仙门内，旧市舶务址”， “南薰门（俗称水门）在旧市舶司旁。” 毫无疑问，宋市舶司就在今水门附近。据上世纪50年代初庄为玑调查考证：“宋时水仙门，在今涂门街南三堡附近，曰水仙宫，即市舶司。”②
市舶司遗址东北发掘区考古发掘鸟瞰图 （图源：王俊/摄影） 
泉州市舶司遗址 明泉州市舶提举司隶属关系图 （图源：《天下之货仓》） 2019年泉州市舶司遗址再次进行考古发掘，自此发现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范围大致为西南依竹街，东北到马坂巷西侧道路和马坂巷之间，东南至水门巷，西北靠八卦沟，院落整体在面阔89.4米、进深134.1米的区间之内，面积约12000平方米。2020年5月至11月，在原人民电器厂院内的考古发掘，揭露出铺砖地面和石墙、石墩、石构、鹅卵石铺面等宋元时期建筑基址，出土了花卉纹瓦当、脊兽、文字砖等建筑构件，还有包括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等较高档陶瓷器16551件。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收藏画报》主编余光仁先生收藏的泉州市舶司出土的龙纹盏碗，显示出当时市舶司高规格的生活器皿。这与2020年泉州市舶司遗址出土的高规格建筑构件相互印证。 市舶司遗址南有水门巷，东有“舶司库巷”，水门、马坂两巷之间是“市舶司仓库”，即市舶司榷买香料的贮藏地遗址。马坂巷口有井径4米、井深8米的特大古井，旧称“火喾”，乃市舶司防火之用。入水门巷竹街尾，可见旧护城河之水沟及石桥“通粜桥”，“粜”为卖出，通此桥即卖出或通通卖出，此桥名的确很有意思。桥下便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水门关（水门之称由此而来），至今仍有水门关的石闸沟，石闸放下，水道便不能通。景炎二年（1277年）1月13日，蒲寿庚便是命人以蜡丸裹降书从此水门关潜水出城纳款于元军，正式降元。 从《晋江县城池图》可看出，从南关港走水路入通津门（南熏门）到市舶司报关最为便捷。 距通津门水门关遗址百步之遥便是泉州市舶司遗址。宋元海舶纲首放洋之前或进港之后便是大船泊南关港而后乘小舟沿巽水（又称笋浯溪，今称破腹沟）溯流而上，进入八卦沟，过水门关到市舶司办理出入关手续。市舶司官员亦是乘小舟沿此水路进入南关港上海舶验货。自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至明朝成化八年（1472年）间，笋浯溪至八卦沟就是海舶出海入港“报关”的传统水路。
20世纪初的笋浯溪。（图源：乡音文化） 毋庸置疑，南关港呈向南迁移的态势，乃河床自然淤积之所逼。但从明成化八年（1472年）泉州市舶司移置福州之前仍驻水仙宫附近这一史实来看，南关港依然是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出入泉州的舶商仍然走的是溯巽水而上、入水门到市舶司“报关”这条百年不变的传统路线。永乐三年（1405年），明政府设立接待“海外诸国贡使”的来远驿就在南关港附近的“府城南三十五都车桥村”（原名车桥澳,又称“圆通港”），“海舶聚此”。“车桥市”则为集市，海外珍宝多在此交易，于是有了聚宝街。车桥澳衰落后，改为修船处，今尚有遗址碑记。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泉州市舶司迁移福州后206年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泉州府开设海关税口十所，“其隶泉郡者，在南关外及同安县、厦门港”，十所口馆有法石、安海、东石等，就没有后渚。而“南门外口馆”就在顺济桥边，至今仍称“海关口”。遗址尚有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所立的《奉督抚两院示禁碑》，禁止私增关税。此外附近还有三块清代渡头碑记：嘉庆十四年（1809年）所立《奉宪示禁碑》称：照得郡城新桥溪，上接安永，下通外海，商贾船只往来停泊，络绎不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所立的《重修馆口道头碑记》上记有22家行郊捐银修道之事；同治十年（1871年）所立《奉宪富美渡头碑》则称富美渡头关系南北、台湾、外洋船运。 以上碑记、史藉均证明直到清代，南关港始终为泉州重要的集散港口，而后渚港则无此类史迹或记载。即便是到了现代，南关港（今泉州内港）也从无废止，两千吨货轮仍可乘潮进港靠岸卸货。当然，现代泉州内港的岸线与宋元时期南关港的江岸已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原来南关港广阔的江面由于泥沙冲积，其江岸已向江中推移至现内港的岸线。从始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位于泉州南门外后武尾古富美渡头东侧的富美宫来看，今日泉州内港的岸线至迟在十六世纪初已经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自古以来泉州腹地安溪、永春至南关港的内河水运航线一直是山区生产基地陶瓷、铁器等产品的长途运输的“黄金水道”。这条内河水运航线的开辟可上溯至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安溪开先县令詹敦仁把兰溪航运便利作为申请建县的一个重要理由。安溪生产的货物便是通过兰溪航运至泉州。 北宋开宝二年（969年）,泉州东溪已通舟楫，航线为永春至晋江。德化瓷器便是通过“瓷帮古道”，依靠人工挑运至永春，然后装船顺流而下至南关港，每船可载60－70担货物。 这条内河航线对支撑和繁荣南关港具有重要作用，亦是泉州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水陆运输网络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顺济桥上游的笋浯溪（俗称五堡溪，古巽水与笋江下游交汇处）还是安永德山区沿江放流木排的水上货场。 一般认为，元末泉州“亦思巴奚”十年战乱，导致刺桐港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其实，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距1292年马可·波罗离开泉州273年后，即1575年7月11日（明万历三年），西班牙公使团来到泉州，他们看到的南关港依旧是千帆林立，奥斯定会士明确地记述了“这一个港口”：“这是个普通城市，环绕着一条长长的河流，可能有七万户人家，交通贸易繁盛，供应各种各样的东西。由于海只离这城市两里格，船舶顺流可入大海，有一个桥架在河上面，……靠近桥有一千多条船停在河里，那么多的船只和三檣帆船充满整条河流。”③。 奥斯定会士记述明代泉州城“这一个港口”为确认刺桐港的位置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诠释：“环绕着一条长长的河流”是晋江;“架在河上面”的桥就是顺济桥；“靠近桥有一千多条船停在河里”——这分明就是南关港的位置，也就是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雅各当年看到的刺桐港。”④ 这与上世纪20年代末张星烺到泉州考古时所作的论断是一致的：由中国往外国，由外国来中国，莫不于刺桐港放洋登陆。盖宋元时代之上海也。泉州南门外晋江畔，即当时之黄浦江。
①〈职官七·提举市舶司〉，《宋史》卷167，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②]庄为玑：《古刺桐港》，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0－58页。③［西班牙］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0月。【编后语】乡音君以为，《天下之货仓》作者以充分的、不可辩驳的论据推翻了“沉船在后渚发现，后渚港就是刺桐港”以及”蒙元远征爪哇大军从后渚港出发，后渚港就是刺桐港”的旧说，而作者提出的港市一体牵制历代泉州古城发展方向以及从市舶司遗址位置推断刺桐港所在地理位置的考证无可挑剔，从而终结了“后渚港是刺桐港”这一约定俗成的历史定论和争议。 乡音君认为，弄清楚刺桐港的地理位置很有必要，因为它是造就中世纪泉州这一座伟大商业城市和造就“宋元中国海洋贸易中心”的历史动因。值得注意的是，百多年来，泉人一直认为横跨晋江两岸的顺济桥是直通泉州古城的交通要道。而《天下之货仓》作者则认为，这一约定俗成的说法也应当推翻。下期乡音君邀请作者也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诸位看官继续关注，顺便点击右下方“在看”，乡音君这厢有礼了。 深度解读宋元刺桐 更新泉州历史知识 《天下之货仓》 三重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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