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明朝弘治年间，有一个名叫吴能的武官，膝下有一儿一女。 这里单表他的女儿，这个女儿不但聪颖过人，诗书琴画兼熟，而且姿容出众，算得上是个漂亮的才女。 吴能的官职是千户，属于五品官员，品级是不低了。但他在彭城卫所任职，并非朝廷亲军，不隶属都督府，地位比较低下。 最主要的是，吴能年纪老了，已经退役，家境非常贫寒。 那么，吴能和妻子聂氏都把改变家庭面貌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给她取名“满仓儿”，意思是希望她能给家里换来满仓满仓的粮食，怎么吃也吃不完。 可惜的是：吴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吴能家贫亲疏，纵然满仓儿华容绝代，却无人得知，也因此无人上门提亲。
时间一年年过去，吴能夫妇一年年苍老，满仓儿一年年成熟——再不成亲，就会成为剩女，身价即将贬值。 吴能夫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在古代中国，基本上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能说会道的媒婆。 吴能所居住的街道，就有一个专门替人作媒的媒婆张媪。 “不如，就让张媪替满仓儿物色一个合适人家？”吴能和妻子聂氏商议。 也只能这么办了。 生活中，有些人热衷于为青年男女牵线搭桥，这些人，并不指望得到什么回报，完全是一副热心肠，属于行善积德，我们会尊称他们（她们）为月老或红娘。 但也有些人，会把作媒当成一项事业来做，从中牟利，收取种种好处，这类人，视作媒为职业，眼里只有钱，未婚男女往往会成为他们摆布的对象。 现在，某些电视相亲节目、某些婚姻介绍网站，都带有这种性质。 媒婆张媪属于后一种。 她欺负吴能一家社会地位低下，属于弱势群体，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把满仓儿介绍给与自己同姓的乐户张氏，并隐瞒了真相，骗吴能夫妇，说对方是周皇亲周彧家。 《水浒传》里著名的媒婆王婆把潘金莲说给了西门庆，成了千夫唾骂的对象。 这个媒婆张媪为了钱，把好人家的女儿说给乐户，心眼比王婆坏多了。 要知道，明朝的乐户是一种半妓半伶（表演）的低贱职业，政府规定她们只能戴绿色的头巾，一旦进入乐籍，便世代相传，不得除籍。乐户不能享受正常人的权利，不能做官，不能参加科举，不得与非乐籍的良人通婚，不能进入祠堂，名字不得入族谱……除了“绿头巾”这个称呼，乐户还被冠以“王八、龟家、行道、吹鼓手等”蔑称。 媒婆张媪把满仓儿说给乐户家，那是把满仓儿往火炕里推了。 吴能夫妇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情，领了“彩礼钱”，就把女儿交付给了媒婆张媪。 媒婆张媪，不，人贩子张媪就这样明目张胆地将满仓儿卖给了乐户张氏。 一开始，满仓儿哭哭啼啼，每日寻死觅活，张氏生怕她死了自己落个人财两空，就转手卖给了乐工焦义。 焦义面临到与张氏同样的处境，同样没辙，再次转手将满仓儿卖给了乐工袁磷。 到了袁磷这一站，满仓儿已经对自己的人生认命了，不再哭啼了，听从袁磷的安排，出入欢场卖笑，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 前面说了，满仓儿聪颖过人，诗书琴画兼熟，而且姿容出众，很是替袁磷赚了不少银子。
吴能“嫁女”后不久，就患病辞世了。 吴能妻聂氏和儿子吴政相依为命。 大概过了两年时间，聂氏一直不见女儿回家探亲，好生奇怪，就到周皇亲周彧家寻女。 一来二去，打听出了女儿被人倒卖成了歌妓，不由得气恨交加。 改日，聂氏和儿子吴政到袁磷处找到了女儿，要接女儿回家。 满仓儿以为是父母串通人贩子将自己卖了的，对母亲心存怨恨，拒绝回去。 聂氏母子就强行把满仓儿押回了家。 满仓儿是袁磷花钱买来的，满仓儿就这样回家了，袁磷当然不同意，前来与聂氏交涉，表示愿出十两银子赎回满仓儿。 聂氏第一次受骗卖女，已经懊悔得肠子都青了，如果要了吴磷这十两银子，就属于第二次卖女了，良心哪里过得去？宁死不要！ 袁磷是个法盲，认为满仓儿自己花钱从焦义那儿买来的，自己理所当然拥有满仓儿的所有权，法律会支持自己，因此，无所畏惧地将聂氏告至刑部。 由负责审理此案的是刑部郎中丁哲。 丁哲和员外郎王爵会同审理此案，弄清了满仓儿被卖的真相，判满仓儿回家。 其实，《大明律》有明文规定：如果以收养过房为名，买良家子女转卖者，处杖刑一百，流放三千里。 但丁哲觉得袁磷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就没有对之定罪，只要求其不得再向吴家索要赎金。 袁磷却不服，强词夺理，大闹公堂。 丁哲于是对袁磷处以苔刑。 袁磷不经打，回家后不久，竟因伤势过重死去。御史陈玉、刑部主事孔琦上袁家验过尸体，确认是笞刑致死，也没有多说什么，让袁家尽快安葬。 话说，满仓儿在袁磷家做歌妓时，经常陪宿东厂太监杨鹏的侄儿杨彪。 杨彪私下与丁哲有嫌隙，认为这是整倒丁哲的大好时机，唆使袁磷的妻子向东厂上告。 杨彪还亲自出马，找到媒婆张媪，要她咬定满仓儿是她亲妹妹，并已经卖给周皇亲。 并另派贾校尉，找到满仓儿串通供词，还撺掇她离家出走，到外面躲藏起来。 案件经杨鹏上奏，发交锦衣卫镇抚司审理。 袁磷妻指控说，聂氏母子从自己家强行带走的歌妓并不是聂氏的女儿，而是张媪的亲妹妹，聂氏的女儿已经卖给了皇亲周氏。丁哲故意杀害无辜，必须偿命。 镇抚司受杨鹏叔侄操控，对丁哲和王爵两人进行严加鞫问，最后拟罪，奏覆皇帝。 明孝宗并没有糊涂透顶，他觉得案情如果真如镇抚司所报，那是简单明了，不至于牵扯到刑部官员落水，命都院，大理寺、刑部三法司，会同锦衣卫联合审理，必究其实。 会审官员通过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吴能的女儿是本案的关键人物，必须传讯到场。 既然张媪和袁磷妻都说，吴能的女儿卖到了周皇亲家，不妨到周皇亲家将之带来。 周家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件事，矢口否认家里有“吴能的女儿”。 “三法司”和锦衣卫官员找不到“吴能的女儿”，就难以结案，案子就久久拖着，悬而未决。 这样一桩小案，竟然拖延、推诿了三个多月。 明孝宗大为不满，传旨交由部院大臣和谏官们组织“廷讯”，再由都察院拟具处置办法，报批执行。 这一次，会审官员不敢马虎，大力侦查，终于找出了满仓儿，经过一审再审，张媪和袁磷妻也吐露了实情，真相宣告大白。 但左都御史闵珪惧畏东厂权势，不敢秉公处理，更不敢将杨鹏叔侄绳之以法，他维持锦衣卫原判，再一次拟定：刑部郎中丁哲“因公杖人死”，处徒刑；会同审理丁哲首审此案的员外郎王爵，为袁磷验尸的刑部主事孔琦监察御史陈玉，以及聂氏、吴政、满仓儿一家，均处杖刑。杨鹏叔侄和媒婆张媪、乐户张氏、焦义和袁璘却判定无罪。 这样的处理结果明显有失公平。 不过，迫于东厂权势，举朝虽不平其事，而莫敢言。最后，是刑部小典吏徐珪站了出来，独上疏直之。 徐珪指出： 一、袁璘咆哮公堂，理应处以杖刑，丁哲的处断清楚公正。 二、杨鹏在背后指使镇抚司拷讯聂氏，镇抚司与东厂相互勾结，欺君罔上。三法司与锦衣卫同样惧怕东厂，不敢明言，有串供事实。 三、满仓儿诬陷自己的亲生母亲，按罪当诛，丁哲等无罪反判其刑，可谓轻重倒置。 四、东厂和锦衣卫镇抚司这些年来，挟私诬陷、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种种恶行，伤天害理，善恶必报。 五、请革去东厂，限制宦官的权力，废除弊政。处死杨鹏叔侄、贾校尉，谪戍锦衣卫镇抚司官员到边疆。对于刑部郎中丁哲、刑部员外郎王爵、御史陈玉、主事孔琦等人，应各晋升一级。 明孝宗读了徐珪的奏疏，认为这个案子事关重大，再交都察院审理。 都御史闵珪等人却坚持说这是徐珪诬陷会审官员，其所奏与事实严重不符。 最后，徐珪背上“奏事不实”的罪名，被发回原籍为民。 不过，丁哲等人也得以从轻发落。 丁哲补偿袁家安葬费，罢官为民；刑部员外郎王爵、御史陈玉、主事孔琦处杖刑，赎刑后官复还职。 满仓儿，处杖刑后发交浣衣局执役。 媒婆张媪、乐户被判无罪，逍遥法外。 是让人愤慨的是，杨鹏叔侄、贾校尉一根寒毛也未伤到，依然坐在原来位置上，继续作恶。 为此，在刑部观政的进士孙磐又上疏，就徐珪上书揭发东厂遭到罢官一事上疏展开讨论。 御史胡献的上疏尤其尖锐，他说“东厂校尉，本来的职责是惩办奸恶之人，现在却成了宫中太监和外戚发泄私愤的工具。”弹劾杨鹏等宦官借小事制造冤案，打击异己，请求罢除东厂。 一年后，清宁宫发生火灾，刑部主事陈凤梧借机为徐珪鸣冤，希望能够给他官复原职，或者授予他其他官职以安慰他。 明孝宗经过再三考虑，同意下令授予徐珪正八品职衔，任浙江桐乡县丞。 又过了一年，为了平息官愤、民愤，杨鹏被削职为民。 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皇帝病逝。其子朱厚照继位，帝号武宗，改元为正德。明武宗于正德二年（1507年）查办宦官刘谨，听人说起徐珪于弘治九年呈交有“革去东厂，限制宦官的权力”的奏章，便找出翻阅，为徐珪的谏言所动，下令：撤销东西两厂、限权宦官，明令宦官不准干预朝政。 也在这一年，丁哲所受的冤屈才得以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