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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开国大典背后,暗藏多少凶险?

 茂林之家 2021-11-20

1949年9月24日,天刚蒙蒙亮,街道上还没多少人。

前门大街上,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挑着两筐沉甸甸的菜,往亚州饭店走去。

正在饭店门口执勤的战士手一伸,拦住了他,“你是干什么的?来这儿做什么?”

“俺叫吴瑞金,是给饭店送菜的。”吴瑞金回答得非常爽快。

执勤战士弯下腰,边检查菜边盘问,“是谁叫你来的?”

“是王强,是他叫我来的。”

当时,亚州饭店里,住着许多民主党派人士,他们是来参加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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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里每天都需要大量新鲜蔬菜,采购员为了方便,经常请郊区的一些菜农送菜过来。

执勤战士查了下,饭店的确有个叫王强的采购员,于是,他点点头,让吴瑞金进去。

吴瑞金一边连声道谢,一边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就是这样一个极小的动作,让执勤战士心中猛的一紧。农民天天在地里忙碌,风吹日晒的,胳膊怎么可能这么白?

他立即叫住吴瑞金,将对方带进了值班室。

战士们迅速对吴瑞金展开审讯,先是地名、菜名,吴瑞金都回答得头头是道,但是,当问道“菜是咋种的?村里都有啥人?村中情况怎么样”这些问题时,吴瑞金支支吾吾,显得非常紧张。

突然,他说了声“我渴了”,然后立即掏出一个水壶就要喝水,说时迟那时快,一个战士猛地冲上前去,一把夺走了水壶。

原来,水壶里面装的是毒药,这家伙是想服毒自杀。接下来,战士们又从他身上搜出了定时炸弹。

吴瑞金的真实身份很快就被查了出来。他是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受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指挥,打算以送菜为名,潜入亚州饭店进行暗杀。

要不是执勤战士心细如发,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距离开国大典举行仅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但像吴瑞金这样的特务还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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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按照毛主席等人的计划,本来是要等到1950年1月1日再举行开国大典。

但是,斯大林认为这样不妥,国民党政府退出大陆,内战还在继续,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某些国家以此为由插手干涉,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斯大林说的的确在理,美国很有可能使出这招毒计,我们不能不防。

因此,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将日子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这件事是6月决定的,此时,华南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解放,国民党的势力依然强大。

就拿北平来说,虽然和平解放时25万国民党守军撤出城外,但撤出的是正规军,城内至少还有近2万国民党方面的人。

这些特务早已收到任务: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开国大典!

北平城内,看似平静无波,实则暗流涌动。

对于国民党特务的阴谋,中共中央早有准备。

6月初,正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的罗瑞卿突然被召到北京,周总理当面交给他一个任务:担任新中国的公安部部长。

罗瑞卿第一反应是不答应,他满心都是继续打下一场战役。罗瑞卿向周总理举荐李克农,谁知周总理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李克农有李克农的安排,你就别推脱了。

当天晚上,毛主席把罗瑞卿叫到身边,再次谈及此事,罗瑞卿无法再拒绝,只好收起了去前线打仗的心。

作为未来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要负责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保证开国大典的安全。

而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足以证明这项任务的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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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时任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收到一条绝密情报:

蒋经国专程飞到重庆,和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秘密商议派遣特务破坏中共新政协一事。

不久,又传来第二条情报:

季源溥曾单独和一位体型较胖的中年男子会面。

看来,这个胖胖的中年男子很可能就是赴北平执行蒋经国指令的特务。但是,这个特务是谁?在北平哪个地方落脚?这些我们一无所知,怎么追查?

侦讯处处长冯基平想到了一个办法:

既然是要破坏新政协,特务肯定会接触李济深、张澜等人,只要留心这些民主人士身边新出现的人,应该就能找到线索。

9月11日黄昏时分,前门外的撷英饭店,住进了一对夫妇,男的50多岁,略微发福,戴着副金丝眼镜,西装革履,像是个大商人,女的穿着旗袍高跟鞋,一副阔太太的模样。

男的叫赵冰谷,是香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妻子名叫杨淑平。

刚到北平,赵冰谷就忙个不停。他先是去拜见李济深,聊起在香港时两人的交往,说自己为革命吃了不少苦,目前正准备策动川康起义、迎接解放,接着,又去拜见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表示自己也想成为新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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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十几天,赵冰谷就拜访了许多人。

不管见谁,赵冰谷总是大谈特谈自己曾被国民党拘押40天这件事。

9月19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接到一封检举信,写信者是李济深的秘书陈此生,信中写道:“赵冰谷关系复杂、投机取巧是毋庸置疑的,请留心此人”。

此时,其他情报也显示赵冰谷这个人非常可疑。

按照中央社会部提供的信息,抗日战争时期,赵冰谷是国民党中统局驻上海负责人。上海解放前夕,赵冰谷前往香港,专门负责从李济深身上获取情报,其后情况不详。

一条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深入调查后发现,赵冰谷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高级特工。他此时来到北平,看似与各党派人士交好,实际上另有目的。

赵冰谷接受的任务有三条:

一是成为政协委员中的一员,长期潜伏;

二是搜集傅作义等国民党起义将领的情况、掌握政协会议的新内容等等;

三是成立政治小组,搞分化;

四是散布谣言。

为了增加可信度,国民党方面还导演了一出苦肉计,将赵冰谷关押了40天。赵冰谷逢人便谈的“受苦受难的牢狱生活”,其实只是走个过场,他在狱中过得十分悠哉。

9月20日晚上11点,市公安局出动,将赵冰谷夫妇逮捕到案,从他们的行李中搜出了国民党工作证件、电台密码等。

此时,距离开国大典还有10天,而敌人的阴谋活动也愈发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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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公安刘拴虎一身百姓打扮,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巡查。

突然,一个烟头引起了他的注意,刘拴虎蹲下一看,是“飞马牌”香烟。

这种香烟大有来头。

抗战时期,敌人封锁严重,眼瞅着战士们只能捡烟头吸,新四军供给部决定自己办烟厂,牌子就叫飞马。

飞马牌香烟质量好,很快就成了响当当的牌子,沦陷区的百姓们给它起了个暗号,叫“四爷的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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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拴虎看到这根烟头,心中疑惑,喜欢抽这种烟的,大多是南方人,北方人极少,北平老百姓很少抽这牌子的烟。

刘拴虎盯着烟头和上面的皮鞋印,暗自疑惑。

接下来的几天里,刘拴虎时不时就到捡烟头的这个地方转转。一开始,并没有发现可疑人物,等到第5天时,刘拴虎远远地发现,有个人正低头画着什么。

刘拴虎悄悄走近了些,这才看清,原来画的是路线图。

他立即上前查问,“你是干啥的,画的啥图?”

谁知,那人抬头看了一眼刘拴虎之后,二话不说,直接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往刘拴虎身上刺去。

刘拴虎身手利落,三下五除二打落匕首,将这个可疑人物抓了起来。

事后才知,此人名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安插在北平的特务。王以才之所以绘制路线图,就是准备等开国大典当天,对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实施爆炸。

9月30日当天,警卫员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做例行巡查,突然,大家闻到一股呛人的火药味,顺着气味追查,才发现城楼上竟然藏着一个炸药包,导火线顺着城墙铺到了城根处,引线已经被点燃。

看着这些破获的案子,罗瑞卿既欣慰又后怕。

敌人留下的特务数量实在太多,这几个月里,光靠拉网式清理,就抓获了3000多名,还搜出了大量枪支弹药。

但是,光清理暗箭还不够,要是敌人放明枪,那又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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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当天,国民党空军要轰炸天安门广场。”

这条信息已经得到多个情报部门的肯定。

事实上,蒋介石早就开始搞飞机轰炸了。

1949年5月初,北平南苑机场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死伤24人、4架飞机和196件房屋被炸毁。

开国典礼举行时,国民党飞机正盘踞在舟山群岛,随时都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

怎么办?

担任阅兵式总指挥的聂荣臻愁得几乎每晚都睡不着觉。

天安门地处繁华,到时候几十万群众聚在一起,一旦被敌人轰炸,很难疏散。

要不把阅兵地点转移到西苑机场?那里疏散起来方便得多,但是太过简陋,而且地处偏僻,百姓来往不便。

考虑来考虑去,直到离开国大典只有一个月时,毛主席、周总理等人才拍板决定:阅兵地点就定在天安门广场,把开国大典的开始时间放到下午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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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国民党用的是美制B-24轰炸机,时速488公里,从舟山起飞到北平,只需要3个小时左右。不过,B-24是“夜盲”,只要天一黑,不管是飞行还是起降都无法安全进行。

也就是说,B-24要想在天黑前返回舟山,必须在下午3点前已经抵达北平完成空袭。

如果把开国典礼放在下午3点举行,就算是国民党空军飞临北平上空,他们也是有来无回。

当然,三点开始,也只是一个小小的预防,如果国民党空军抱着必死的心,非要空袭,该怎么办?

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槐向聂荣臻提出了一个想法:让受阅飞机带弹飞行。

带弹和载弹、挂弹不一样,“带弹”是指飞机机枪上带着子弹,“载弹”、“挂弹”则是指飞机装载或者挂上炸弹。

聂荣臻思考了好几天,最终表示同意。

做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艰难。

要知道,当时,我们只有17架飞机,其中有两架是美国的P51野马式战斗机、两架是英国的蚊式轰炸机。而驾驶这四辆飞机的四名飞行员,原本都是国民党空军的人,有的是起义,有的是被发展来的。

在开国大典这个无比重大的场合,将四架带弹的飞机交给他们来驾驶,这得多大的魄力和胸襟才能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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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上午10点,北京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了一条消息:开国典礼将于今日下午3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此时,距离典礼开始仅有5小时,之所以发布得这么晚,也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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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典礼正式开始,全场百姓激动万分,而罗瑞卿和聂荣臻则是紧张到了极点。

能做的已经全部做了,在这无比关键的重要时刻,谁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预料之外的情况。

下午4点35分,解放军空中纵队进入受阅航线,17架各类飞机排着整齐的队形,依次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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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万军民忍不住欢呼跳跃,整个天安门广场瞬间成为欢乐的海洋。

这几乎是当时解放军空军全部的家当,里面还包括运输机和教练机。为了保持队形整齐,周总理无奈之下,决定让9架P51野马式战斗机飞完第一次后,调头跟着后面的队列再飞一次。所以当时很多人以为有26架。

那两架带弹飞行的战机完成受阅任务后,立即上升到3500米以上的高空,继续执行警戒任务。

此时,蒋介石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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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蒋介石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已经来过好几次电话,再不出发,飞机就不能准时到达了。

周至柔不停催促,但蒋介石始终下不定决心,任务是他亲自布置的,但到了最后一刻,他还是犹豫了。

蒋介石心里很明白,就算把天安门炸个稀巴烂,就算破坏开国大典,他依然什么都得不到,中国人民会更加恨他、更加蔑视他,他将成为千古罪人、受尽唾骂。

“任务取消。”

其实,就算蒋介石不取消空袭任务,聂荣臻和军委也已经拟制了详细的防御方案。国民党飞机可能会从哪条航线进犯、我方在什么地方起飞拦截,这些都有周密的部署,我军还进行了演练,北京周边的高炮阵地也严阵以待。

永远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敌人的仁慈上!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聂荣臻甚至向受阅部队下了死命令:一旦阅兵当天发生空袭,不能动!下刀子也不能动!

按照事先安排,万一发生袭击,城楼上的众人立即进入后面的门洞避难,游行群众就地卧倒,广场外立即组织高炮对空射击......

1949年,开国大典背后,暗藏多少凶险?

72年光阴,弹指一挥间。

如今,再重温这段历史,依然觉得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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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国家,曾经步步维艰、处处险境,但是,不管有多难,先辈们始终满怀希望。

开国大典上,无论是站在城楼上的领导人还是广场上的数十万老百姓,他们的兴奋、他们的自豪、他们对国家的热爱,他们对未来的憧憬,总能穿越时空,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

不管多苦多难,都要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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