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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大马群山的滦河，古称濡水，由西北向东南带着大量的泥沙注入渤海，年复一年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堆积成大片平原。乐亭就在这片冲积平原的下游。在乐亭这片土地上，人类居住繁衍的历史究竟有多久，众说纷纭。笔者借助考古文物和文献资料，对乐亭清代以前的人居繁衍史，做些粗浅的考证，以飨读者。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阎各庄镇小石庄村西北，出土新石器时期的石凿、石斧、素面细泥陶片和夹砂陶片等文物，经河北省文物局复查鉴定，属于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历史（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所以被称为仰韶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同一时期，在马头营镇黄坨村，出土新石器时期素面细泥红陶钵片、罐片等生活用具和残石磨棒、石凿等劳动工具，经鉴定相当于红山文化，距今约五千余年历史（红山文化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000年，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遗址而得名）。这两处文物是目前所知乐亭境内最早的远古人类遗迹。由此可见，早在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在全新世中期已经成陆，并有人定居”。 乐亭地处滦河入海口，在古代，由于洪水经常泛滥，滦河下游分支众多，据旧志记载和实地考证，大的滦河入海口就有十余处。由此形成境内河流纵横、水泊众多，鱼虾蟹贝，水中皆是，给先人的生息繁衍提供了条件。但乐亭处在渤海沿岸，土地低洼盐碱，滦河又十年九泛，多次改道，生存条件艰苦，因此，人口稀少的历史很漫长。 乐亭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乐亭自从夏商周开始就有归属。旧志载：夏（约为公元前2070~约前1600年）属冀州（先秦文献中所谓九州，仅为人们的一种地理概念，并非有具体范围做行政区划）。商、周（前1600~771年）属孤竹国，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231年）属于燕国。秦始皇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归属秦国。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分天下为36郡，地属辽西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属地入燕，属辽西郡海阳县。县志记载：“汉书渤海郡临乐，下注曰：侯国莽曰乐亭，盖元始四年王莽更郡县为亭，以应符命也”（清代学者史香涯对此有疑问）。东晋以后，晋书载纪曰乐安镇，水经注曰乐安亭。北魏武定八年、北齐天宝元年（550年）归属卢龙。晋为乐安镇，属辽西郡。北魏为乐安亭，属肥如（卢龙县，旧名肥如，隋改卢龙）。隋属北平郡卢龙县。唐属平州（今卢龙）马城县。辽设马县属平州。金天会元年（1123）始建乐亭县属滦州。元初置溟州，四年后废州。明仍设乐亭县，属滦州。清为乐亭县，雍正前属滦州，乾隆元年后直属永平府。由此可见，乐亭历来归属明确、传承有序、历史悠久。 夏商时期，传说全国只有1350万人。乐亭虽有记述归属冀州的文字记载，但除去黄坨和石庄出土的文物以外，没有发现这个时期的其他墓葬与遗址，说明那个时期人口稀少，没有形成大的居住部落。东周以后，诸侯争霸，烽火不断，人们为了躲避战乱，逃难的人群自然流向了这个相对安全的沿海边陲地带，这一时期乐亭人口数量有了大量增加。1978年文物普查时，在阎各庄大罗庄、于坨、陶庄、高常庄、兰坨老母庙、石庄、流世佛等地发现七处战国遗址。表明早在汉代以前，滦河三角洲平原已大部成陆，并已有人定居。1979年，在马头营王庄子村挖水渠时，在2~2.5米以下的海相沉积中，发现有与今海岸近于平行的古贝壳堤，经C14测定，其年代与渤海湾西岸起于天津市东南的小王庄经巨葛庄至沙井子的第Ⅲ贝堤相当，共同组成渤海西北部距今3400年至4000的古海岸线。 两汉时期，县以下的基层政治单位有多种名称，有里、亭，也有乡。汉朝后期，乐亭境域纳入行政区划，成为三国时曹魏海阳县的一亭??乐安亭。“亭”为秦汉时的一种机构，“亭长是县政府派驻各亭部的亲民之吏”。汉代的亭可分为边疆亭与内郡亭两大类，内郡亭又可分为都市之亭与乡野之亭。亭有多种职能，但其基本职能是治安。《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主要是针对乡野之亭做出的概述。前者强调亭舍间的距离，在社会实际中基本得到了体现；后者强调一乡之内亭的分布密度，它往往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亭”这个等级规格说明，乐亭当时虽然人口不多，但人口分布已很普遍。这个时期，所存文献中没有确切的人口记载。在汀流河蒋庄、蔡庄、中堡大店上、独幽城张庄、刘庄等地发现五处汉代遗址；在高庙、邰赵庄、独幽城张庄、井坨刘庄等地发现多处汉墓。其中陶庄乡遗址范围最大，南北长五公里，东西宽两公里，涉及烧纸庄、焦庄、邰赵庄、邰王庄、邰刘庄、前后院、周庄、郑各庄数村。 到东汉时乐安亭改称乐安城，北魏以后称乐安镇。乐安城始见于史册是东晋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十六国的后赵建武六年，石虎（后赵皇帝）代替慕容?（前燕的开国君王）“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粮豆一百万斛于乐安城（今乐亭）以供军粮”（后赵录）（斛，容量单位。〈古〉十斗为一斛，南宋末年改为五斗为一斛）。东汉末期, 北方少数民族崛起，多民族纷争，逐鹿中原，战乱不断,田地荒芜,瘟疫流行,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曹操写诗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并不夸张。乐亭地处北方民族冲突的前沿，归属变换无常，经济严重受损，再加上海浸（啸），人口大量减员，人员几乎到了灭绝状态。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就发现“天津郊区、黄骅北部和宁河南部，仅见战国和西汉遗存，不见西汉晚期和东汉的遗存，再迟的就是唐宋时期的遗物，在年代上不连续，中间有一个突出的割裂现象”。经近年天津市文化局对于秦皇岛、昌黎、乐亭、唐海等县以西，天津、黄骅、宁河渤海湾西段文化遗址的探查，又经中科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在以东辽宁沿海大孤山段文化遗址的探查，情况跟乐亭文物普查一样，均未发现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即1??5世纪500年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址和生存遗迹。这次文物断档的原因除去战争原因以外，主要跟公元前47年，发生在渤海的一次大海浸有关。据史书记载：“元帝初元元年(前48)五月，勃海水大溢” （《汉书?天文志》）。（初元二年秋七月）“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同样的记载在《汉书?沟洫志》再次出现，王莽时，“大司空掾（西汉末王莽专权时，改丞相为大司徒掾、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新名号）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韩牧（司空）所欲穿处。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质帝本初元年（146）五月，海水溢乐安、北海，溺杀人物。（《后汉书?质帝纪》，《续汉书?五行志三》）后来，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云：“昔在汉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广，当同碣石，苞沦于洪波也”，又云：“昔燕齐辽旷，分置营州，今城面海滨，海水北侵，城垂沦者半”。乐亭邻居的昌黎于西汉初期置?县，隶属于辽西郡。?县历经200余年历史至西汉末年突然消失。东汉时，?县因西汉后期的海侵被撤销,县域并入同属辽西郡的临渝县境。《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当时每县约合户2830家，口16345人（并县前骊城、?、临渝三县总人口）。并县时的原?县人口应不足5448人，约是西汉时期的五分之一，即?县于西汉末期人口的死亡率是78.4%，这一现象说明?县遭遇了特殊的自然灾害。因此，废弃?县故城主要直接的原因，应是西汉末年渤海湾的大海侵，使得?县故城沦入了渤海。乐亭海拔低于昌黎很多，（现今最高海拔15米）海啸损失肯定大于昌黎。综上所述，西汉元帝初元二年秋七月发生在渤海的巨大海啸，是可信的，时间为公元前47年。 隋唐和五代时期，从县志上看，新寨、略军坨、撒马店、溪家坨、大店上等村均系唐朝建村，但无人口数字记载，也无文物佐证，仅在胡坨和马大庄发现两座唐墓。这个时期，平州辖卢龙、石城、马城三县，约当今卢龙、昌黎、抚宁、迁安、滦县、滦南、乐亭和秦皇岛等县、市范围。据《旧唐书》记载，平州的人口数为3113户，25086人。以此估算，唐朝乐亭之地的人口约为三、四千人。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历史再一次进入了大割据时代。在北方广大地区，军阀混战的结果是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较强大的王朝。史称“五代”。在南方和河东地区，还先后存在过十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国”。五代存在了53年，更换了八姓十四君。这个时期，群雄逐鹿，狼烟四起，政权频繁更迭。由于战争和统治阶级的争权杀戮，人们为躲避战乱和抓兵，被迫离乡逃亡。北方人口大减。当时乐亭偏安一隅，地偏人稀，交通闭塞，非兵家所争之地，再次成了逃难人的避难之处，在这一时期，又流入了较多的人口。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个时期，乐亭大多被辽金所统治（人口数字不详），但也受到北宋（960～1127年）很大影响，人口骤增，边贸繁荣，商业发达，从出土的古钱中就可见一斑。在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物中，北宋铜钱占据最大比重。上世纪70-80年代，大尖坨小尹庄出土1400余斤，阎各庄北沙坑出土一小缸，公安局院内出土半缸。兰坨老母庙和尚园出土一大瓮，汤家河陈庄出土半缸。在这些古钱中夹杂有汉代的“半两”、“五铢”、“大泉五十”、“货泉”，唐、五代的“开元通宝”、“乾元通宝”、“周元通宝”、“唐国通宝”等。其中以“开元通宝”较多。没有发现“建炎”、“绍兴”等南宋钱和辽钱。说明藏钱的时候是在北宋末年（公元1127）以前，也说明铜钱是可以互通互换的。这个时期，乐亭长期处于北方各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及其它）碰撞融合的历史时期，其间经历了辽宋对峙、辽金对峙、金宋对峙、金元对峙、元宋对峙，因地处对峙前沿，经济和文化发展很快被战乱破坏。乐亭靠近宋辽金政权边界地带，战争不断。辽金兵在这一带残酷烧杀抢掠，民不聊生，人民无奈埋下钱财，含泪逃往他乡，大片田地荒芜。以后仍烽烟不止，钱主无法返回故里客死他乡，窖藏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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