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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到遵义（新声韵） 不忘初心寻足迹， 身临其境梦圆时。 眼观物品忆决策， 早感前途更可期。 伟大转折从此写， 辉煌普照自当奇。 百年奋斗知来路， 华夏征程党举旗。 （此片为北国之春拍摄） 观遵义会议展览有感（新声韵） 照片文物引人行， 几度由衷感叹声。 艰苦卓绝迷泪眼， 牺牲无悔见英雄。 感恩会议及时雨， 舞动红旗正义风。 使命在肩得伟业， 初心不忘付新程。 恰逢建党百年，我总想寻觅一处党一路走来的红色印记，来一次红色之旅。 本次贵州之旅，正是因为见到有遵义会议会址，才欣然报名，这也是贵州旅游的最重要的目的。遵义会议，过去我也曾经了解一二，这次亲临，对遵义会议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更加认识到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 当2021年4月10日，我们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前时，只见一座门楣上由毛泽东亲笔题写“遵义会议会址”的棕红色墙面、装饰精美的二层小楼，大门两边各有一棵细高的棕榈树，如卫兵般一年四季守候着这处红色基地，一种敬畏感油然而生。 从大门处需绕过一个居民街道，才能进入遵义会议会址。眼前这座灰色廊柱的两层小楼，与我们印象当中的遵义会议会址完全吻合。因为我们在电视中屡次见到这一座建筑，早已熟悉了她的英姿。 （此片为红叶先生拍摄）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红旗路(原子尹路)80号，老地名叫琵琶桥。会址原系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建筑为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一局(负责作战)即驻在这幢楼房里。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主楼楼上原房主的小客厅举行。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今天这里挤满了前来游览的游客，有一个游团的游客，无论男女老少，都带上了闪亮着鲜红五角星的灰色的红军帽，这是游客追寻红色足迹的内心表达。 广场北侧有一座黑底金字、棕色镶边的石碑，上面刻有毛主席诗词《长征》。广场上另一支队伍打着工农红军的旗帜，身着灰色红军服装，再现了当年工农红军的风采。 （此片为红叶先生拍摄） 从小楼北侧大门可以进去参观。穿过走廊，来到一个四合院，可见这座建筑是中西合璧的建筑，外面有一个镶嵌花草人物的尖顶门洞，一面门眉刻有“庐慰”二字，另一面为“笃慎”。 这里有彭德怀，杨尚昆住室。室内摆设十分简单，两张窄小的床铺，两把椅子，一个小方茶几和分挂在两面墙上的斗笠。 彭雪枫的办公室摆设也十分简单，一张双人床，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 这里有参谋人员的住室。 门房有警卫人员住室。
这是红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驻地。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下设作战科、机要科等机构。这里是机要科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住室。
一座四合院建筑，各个住室分布其间。有机要科科长毛庭芳的住室。
有机要科工作人员住室。
这里有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办公室。
办公室里，几张桌子拼在一起，几把木椅摆放整齐，桌上有一部电话，两只马灯，几个大碗，几个茶杯，墙上是一幅早已老旧斑驳的作战地图。遥想当年，就在这里红军将领不知指挥了多少战役。
有总司令部厨房，简陋的厨房，其实还兼作餐厅。一张木桌，几条板凳。一个灶台，几个箩筐。还有脸盆，水桶和碗柜。
我们只参观了一层，而遵义会议是在小楼二层召开的，二层暂未开放，还有点遗憾。 小楼外有一棵160年的大槐树，如今枝叶繁茂，花开朵朵。这棵大树与这座二层小楼共同见证了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会址对面有一处建筑宏大的展览馆。一面红色镶嵌着五星镰刀锤头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大旗雕塑迎风招展。
踏进展馆大门，一组金色人物雕塑跃入眼帘。毛泽东主席站在中心突出位置，周恩来等领导分列两边。他们个个威风凛凛，气宇轩昂。
大厅左侧则是棕底金字石制横幅，刚劲有力的“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几个大字跃然其上，这突出了遵义会议的主题。
（此片为红叶先生拍摄） 偌大的展馆分若干个展室，前言部分介绍了遵义会议的情况。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粉碎百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这个主题展览就是为了生动的展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史。重点展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及红军转战贵州等重大事实，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及遵义会议精神。”
战略转移，开始长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国民党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兵百万“围剿”各革命根据地。由于中国共产党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从1927年至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图为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
从一张老旧的照片上，可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景。只见主席台上悬挂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横幅，中间是印有镰刀锤头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分列两侧。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称呼从此渐渐在人们中传播开来。图为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成立。下图为1931年11月7日，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右起王稼祥、毛泽东、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 右侧上面的是中央苏区时的毛泽东。1931年8月至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由闽西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到达瑞金。 左侧为中央苏区时的周恩来。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右图为中央苏区时的朱德。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里可见四张四次反围剿的地图。
见到有毛泽东、张闻天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等书籍。有两本儿已经老旧泛黄的书上还印有五角星和镰刀锤头的图案。
还见到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方面军团总政治部印刷的《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等书籍。
毛泽东《渔家傲 反第二次大围剿》的诗词笔力浑厚。
由于左倾错误的危害，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排斥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等总结的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原则，致使党的领导在1931年至1934年间陷入了新的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是兴国县委翻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第四次全体会议议决案》。 王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成员，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李德）的支持下，实际上操纵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王明曾著有《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就作战方针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再一次同中央的进攻路线发生严重分歧，并受到批评和指责，被迫回后方工作。会后不久，毛泽东实际上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区政治委员职务。这里有宁都会议会址和毛泽东在宁都时住过的地方，胡氏家祠的照片。 1933年1月，在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秦邦宪)等因为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无法立足，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直接领导。图为时年26岁的博古。 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
1934年初，周恩来从前线被调回后方瑞金，2月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此后，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了，只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图为1933年12月，周恩来和红军第一方面军部分领导人在福建建宁合影。右起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 张闻天，又名洛甫，1933年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张闻天当选为中华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战略转移，这组照片上面录有邓小平1987年5月12日的文章《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片段：“三十年代前期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个错误导致我们多数革命根据地受挫折，使三十万革命军队减少到三万，我们为什么要长征？长征是被迫进行的。” 1934年夏，为筹划红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当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并没有适时做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的进行。
1934年8月7日，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率红六军团9700余人从湘赣根据地横石和新江口出发，突围西征。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到达黔东根据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木黄会师。随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红二，红六军团。
红二方面军某部使用过的行军锅。
1934年10月10日开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9万余人，分别自江西瑞金，于都地区出发，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
长征出发时随中央队行军的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依次是秦邦宪（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毛泽东、朱德、王家祥、李德。
血战湘江，1934年10月10日至2月10日，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向湘西转移。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图为项英和陈毅。
从展柜中三件物品来看，当时部队也重视宣传和士兵的文化识字教育。
武器和手榴弹的展示。
一把冲锋号，成了战场上鼓励了无数人冲锋陷阵、勇歼敌人、取得胜利的号角。
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调集几十万军队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他们是人民的罪人，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喋血湘江。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指出：“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从于都出发，出发时八万多人，号称10万人，辗转三个月到达了遵义地区。三个月中间，坛坛罐罐都带着，连机器都抬着，那简直是不堪设想的。哪有那种大转移呢？那是大搬家。当然那些东西都纷纷丢掉了，大概没有出江西机器就丢掉了，经过广东、江西，然后又转到湖南，在湖南多次转移，然后才进到贵州。”
一幅《湘江》的油画，行军中抬单架、背战友、战士衣衫褴褛拄棍、扛枪前行的壮烈场景让人感慨万千。这让我想起了湘江战役。
那一天，湘江是一条血洗的河。 宽阔的江面上，浓烈的硝烟中，红军踩着早已磨穿的草鞋，行走在浮桥上。头顶上，几十架飞机轰炸着、扫射着，行进的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落入江水，和着那些死亡的骡马、散乱的文件、零落的钞票、圆圆的斗笠…… 那一天，湘江是一座血肉铸成的丰碑。 那一天，是1934年12月1日，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最后一天。 中革军委命令红1军团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以开辟西进的道路。拂晓，湘军在飞机掩护下，采取正面攻击与迂回包围的战术发动猛烈进攻。红1、红2师奋力拼杀，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于17时前渡过湘江，向西延地区前进。 这天下午，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趟着刺骨的江水踏上湘江西岸，回头看时不禁热泪盈眶，他的身后只剩了一个小红军，肩上还扛着一架油印机。 一批一批将士倒下来，一批一批又往前冲。 此间，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在由新圩向湘江撤退中，被桂军分割包围大部牺牲。在新圩、脚山铺、光华铺阻击战的同时，担任红军总后卫的红5军团，在永安关、水车一带阻击“追剿军”第3路的追击，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及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该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18团余部被阻于湘江东岸，转战于灌阳、道县一带，虽经英勇战斗，予敌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包括师长陈树湘在内的绝大多数指战员牺牲。 据不完全统计，湘江战役我军总损失5万人，从一开始的8万人，到最后成功撤退的时候，只有3万人。这些牺牲的队伍，大部分都是成建制的伤亡，甚至全军覆没。在战场上，红军将士和敌人英勇血战，并消灭敌人1万人多人。湘江战役结束后，整个江水都被鲜血染成了红色。为了纪念在湘江牺牲的勇士们，当地百姓便从此立下规矩“3年不喝湘江水，10年不吃湘江鱼”。 在以后的年代里，聂荣臻元帅回忆起1934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这两天，认为那是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 见到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的画照，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刘伯承《回顾长征》中有这样一段话：“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的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1934年12月12日，中央有关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城恭城书院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即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进军方向问题。图为恭城书院。 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的赞成和支持。
黎平会议是红军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肯定了毛泽东转兵贵州、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193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这组图片中录有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的片段。“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里有黎平会议会址、会议室、黎平县少寨群众为红军搭建的板凳桥，今红军桥、红军经过黎平县地青侗寨及红军在黎平县留下的宣传标语：“武装起来，行动起来，要打倒土豪，分田地！”等图片。
12月下旬在随军行进至黄平地区时，张闻天向王稼祥说出要更换中央军事领导的决心。某日，他们行军到一片茂密的桔林内，二人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交谈当前形势的看法。张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给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段话摘自《张闻天年谱》。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作出《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朱德命令：全军每人发元旦菜钱两角，以资慰劳。 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中指出，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指挥作战。
1935年1月1日至1935年1月5日，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
红军强渡乌江的指挥员：总参谋长刘伯承、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红一军团二师政委刘亚楼、红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宗逊、红三军团五师师长李天佑、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
我站在在突破乌江战斗中帮助红军强渡乌江的船工之一宋月钊和红一军团炮兵连连长神炮手赵章成两张照片前，思绪万千，似乎那艰难的渡江场景就在眼前。
神炮手赵章成使用的迫击炮。
突破乌江英模名录，他们是人民的英雄，国家的功臣，我由衷的向他们致敬。
在众多图片展中，我见到了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怀玉山作战失利。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抒发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同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余部在粟裕领导下，转战闽浙皖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在一张遵义老城的图片右上角：有1935年1月13日，周恩来通知李卓然、刘少奇参加遵义会议的电文。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一幅有众多人物的巨幅彩绘，展现了遵义会议的场景。
电视屏幕上滚动播放，再现了遵义会议的历史瞬间，驻足其间，历史场景历历在目。
会议选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同时还选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及其他人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展览中对遵义会议参加者情况进行了逐一介绍。
还有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展示。
周恩来长征时用过的望远镜。
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虽然纸张残缺不全，但文字却完整如初。
1937年王稼祥暂住上海治病时使用过的药箱。
聂荣臻长征时使用的左轮手枪。
“中国工人阶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一致团结起来，才能完成其在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先锋任务。”这是时任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80多年前书写的心声。
无数将领和战士留下的“一九三五 光辉足迹”。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三万多人在长征途中转战黔北，召开了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他们在遵义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在革命斗争中砥砺锤炼，成为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重要基石。
红军在遵义县城使用的马灯。
红九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王友发使用过的钢笔和过雪山时使用过的风镜。
红九军团司令部住湘期间使用的电话机。
遵义会议的延续。 “鸡鸣三省”会议。1935年2月，周恩来到博古处与他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周恩来实事求是的一席话，解开了博古的思想疙瘩，使他决定把党中央总责的任务交给张文天，维护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习惯上称总书记。 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云南扎西境内，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会议指明了中央苏区和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重新开始实施中央对全党工作的领导。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和决定，对中央红军各军团进行缩编。
1935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又称三人团。三人团是在战争环境中党最重要的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遵义会议关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决策的基本完成，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村举行扩大会议。就是著名的会理会议。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他充分肯定了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广泛实行机动作战的经验，批评了个别人企图改变中央领导的严重错误，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里有会理县城的老照片，还有会理会议会址。最醒目的是一块白色的会理会议纪念碑，上面五角星中镶嵌了镰刀锤头的党徽。
在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女红军照片中，我们见到很多熟悉的名字，邓颖超、蔡畅、康克清、刘英、贺子珍等30名女红军。 还见到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主任林伯渠、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副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组长钱之光、中央纵队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李井泉的照片。照片中还有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后发行的钞票。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途中，红军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宣传，组织武装群众，为此，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命令，“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门板上，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老旧的、大小不一的木板上写满了口号。“要想救国，必须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特别是“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一句，也许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最初版本。这些铿锵有力的口号在当时军民中激发了无穷的力量。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副总参谋长张云逸，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
一渡赤水，摆脱被动。
主要将领有红一师参谋长耿彪、红一师师长李殿奎、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钓、军委干部团政治委员宋任穷、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二渡赤水，遵义大捷。
战士用的背包与饭盒。
红军经过遵义时使用过的背篓、红军经过遵义县苟坝村使用的提水桶。
红军战地医院使用过的红十字布包和药箱、有红军送给吴满妹的银针筒。
红军送给刘华的羊皮帽、红军送给张干娘的棉衣。现在看起来，这羊皮帽和棉衣已经破烂不堪，但是这却彰显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
黔东人民用生命保卫红色苏区，保卫新生的工农民主政权。
红军在贵州留下的重要遗址遗迹名录共1029处。
参观过后，我们来到“红军食堂”，喝着南瓜汤，在遵义会议会址及展览馆的所见所闻再次在脑海中一一展现。
那座遵义会议会址的二层小楼、展馆中那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都无声地宣扬着无数先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不惜牺牲的革命精神，也有力见证了中国革命那段历史，行走其间，好像是一次历史的再现，更是一次珍贵的党史教育课。
更加认识到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而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我们追寻党的红色足迹，就是要传承红色基因，激发爱党、爱国情怀，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更加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人民的幸福生活。
（此片为红叶先生拍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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