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往事 ‖ 穆宜亭：我在巫山的从农经历

巫山人文地理 202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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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穆宜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初建。举国上下，无不涌动着弃旧图新的建设热潮和对建设人才的渴求。

1956年底，我辞别故乡四川省铜梁县，从四川遂宁农校提前毕业，分配到云阳县沙沱区马槽农技站，因表现突出，又被调到云阳县农业局。此后调到巫山县大昌区农技站。

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我在大昌农技站工作期间，虽然有伙食团，但没等那餐早饭，往往天不亮就起床，三块石头架口锅煮碗面条吃了就下村。到了村上，我又怕农民做午饭太费时间，不等吃午饭便急急忙忙出门“转田坎，看庄稼”去了。久而久之，农民晓得了我的这个习惯，进村之时就给我塞上一包事先准备好的花生、红橘之类可以生吃的食品，关切地说：“人是铁、饭是钢，经常饿肚子要不得。你一定把这些东西带起边吃边走，保险不会耽误工作。”我由于抓紧了各种可以利用的工作时间，一年到头除了回县城参加会议或者遇到恶劣天气而外，很少离开过农民和农业一线。

在农业第一线长期从事科技工作的丰富实践，为及时发现和解决农业技术问题提供了机会和有利条件，并且反复证明了“实践出真知”这一永恒的真理。至今记得1972年大昌区的水稻栽插不久便遇上了“倒春寒”天气，大面积的水稻不但不能正常生长，反而渐渐“萎黄”。见此情形，从干部到农民无不心急如焚。问题层层反映到地区，地区农业局很快派来了专门负责“植物保护”的行家里手。他们经过田间调查得出结论，“这是一种无药可治的生理病害”。虽然说清了病名，但令人生畏地指出“这病无药可救”，把我们推到了进退不得的尴尬境地。欲进，的确拿不出治病的办法；欲退，又怎么对得起农民？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反复自问：“难道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农民千辛万苦种下的水稻岂不白费了？我真有些不服气、不甘心。当即约农技站的小谭同志一道，再去凤凰村发病最重的“马牙湾”看个究竟。

我们站在高处一望，水稻的发病程度在各个田块之间明显存在轻重不同的差异。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在田坎上转来转去，总想弄个明白。猛然间,听到重病田似乎有鱼群吃水时发出的“嘁嘁喳喳"声音。仔细一看，哪有什么鱼群，其实是田里头不停外冒的气泡在水面破裂时发出的声响，而轻病田则静悄悄地一派寂然。莫非水稻发病与这种声响有关？按照常理推论“倒春寒”年份的气温、水温、田温都比常年低，土壤微生物活动难免受阻，栽秧施下的有机肥容易形成缺氧分解。在“缺氧分解”条件下，必然释放甲烷、乙炔等可燃气体和有机酸。想到这里，连忙叫小谭拿出火柴来试试看。果然，聚集在水面上的大小气泡火柴一点就着。拔起秧苗来看，更是一目了然：多为黄根，极少白根，还有部分黑根。搞农业的都晓得“白根有劲，黄根有病，黑根送命”的规律。我和小谭大致弄明白了病因，喜不自胜。立即请来家在附近的村支书黎定诗，在同样经过一番演示和解说之后，便蹲在田坎上共同商议治病之策。大家本着“简单适用”的原则，提出了“放掉深水关浅水，提前薅秧打石灰”，试图通过这些措施达到改善土壤通透状况和酸碱度。

大家说干就干，马上选了三块田做实验。过了六七天后，试验田的水稻白根增多，叶色转绿，恢复了生机。大昌镇党委迅速决定，召开全镇村支书参加的现场，推广凤凰村的成功经验，使全镇的水稻很快转危为安。

粗略计算，从1972年到1983年的十多年，通过试验示范，并在巫山县大面积上得到推广采用的新兴农业科技成果有“两杂”良种推广、耕作制度改革、红苕藤尖越冬作种、废瓦窑储存红苕、水稻隔年浸种催芽、磷肥拌土塞秧蔸、小麦单粒播种、小红苕直接作种高产栽培法、棉花套种生姜、棉花玉米方格育苗等十多项。这些科技成果的推行，有力促进了粮经作物增产增收，为解决长期困扰山区的吃饭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各级党政的充分肯定和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1974年，红苕藤尖越冬作种技术在大昌获得成功之后，省内县、市、区纷纷来到大昌镇参观学习，大昌也相继派出了三十多名农技人员分赴各地作技术指导。同年，国家将“红苕藤尖越冬作种”技术摄制成科教片，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放映推广。

大面积丰产片的试验示范工作中，也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果。1972年大昌镇的千亩棉花的皮棉亩产量一下跃升到91斤，其中产量最高的大昌三队平均亩产达到154斤。

1977年，巫山县委农工部易继魁部长带队，从县级有关部门抽调十多人组成工作队，安排我负责农业技术指导，长驻素有“包谷粮仓”之称的骡坪乡兴办包谷丰产片。工作目标是：以推广新近面世的杂交包谷良种为中心，全面实施以合理密植、科学施肥、防病治虫为重点的科学栽培新技术，努力开创包谷生产新局面。丰产片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频频受到传统观念的抵制。骡坪乡多年来习惯种植株型高大、松散的迟熟地方种“九月寒”，固守“要得包谷结，莫要叶挨叶”的祖训，满山遍野都是种的“稀大窝”。杂交包谷种运进村，有些人抓起种子一看就嚷开了：常说“娘壮儿肥”，这回的包谷种恰恰反起来了，全是没长足气的胡椒籽，哪有出“天子”的气象！暗中向生产队出主意，如果工作队硬要种，就在路边、地边种几窝交差，剩下的种子分给大家喂鸡、喂猪算了。

到播种的时候，工作队实地示范种植规格，到场的人又气呼呼地质问：“同志，这是点包谷还是栽辣椒？如果硬要这样种，只怕今年有牛吃的包谷秆、没人吃的包谷坨哟！”工作队的全体人员立即分头进村入户，面对面地向群众着重讲清两条道理：

一是杂交包谷的株型比“九月寒”紧凑得多，而且具有抗逆力强、丰产性能好等“九月寒”所不具备的杂交优势；

二是杂交包谷株型紧凑有利于适当密植，同时还采取了适当扩大行距、缩小窝距的种植方式。这样可以推迟包谷的封行合林时间，使每个单株与群体植株的生长发育得到协调。

工作队员还坚持参加田间劳动的工作制度，并向群众作出了“包谷不收进屋、工作队不离村”的承诺，想方设法消除群众的疑虑。终于冲破阻力，使各项科学种田措施得到认真实行。经过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赢得了比预期更好的特大丰收。丰产片1300亩包谷一举创造了平均亩产420斤的新纪录，比上年增产七成多。1978年，骡坪乡包谷丰产片的面积迅速扩大到10316亩，平均亩产量仍然高达401斤，比上年增产46.3%。

1979年，巫山县农业局继骡坪乡推广杂交玉米大获成功之后，为了进一步支撑全县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赓即做出决定，选派工作组到稻田集中分布的双庙乡双庙村蹲点，兴办水稻丰产片。以推广杂交稻良种为中心，全面实施湿润育秧、宽行规范栽植、科学管水、科学施肥、防病治虫为重点的科学种田新技术，力求改变水稻低产现状。工作组进村之初，正值农村“春荒”缺粮之时，广大农民尚且半饥半饱，我们下村难免遇到吃饭难的问题。

工作组只有几个人，解决吃饭问题相对好办，特地在驻地称了几口袋红苕充饥。解决全村人的吃饭问题就难了，当即商定由工作组出面向余粮村借粮应急。大家心里清楚，长远出路在于抓紧动员农民群众齐心协力办好丰产片。谷种催芽是水稻生产的起始环节，技术性较强，农民群众也不完全过关。对此，我决定搬进队上的保管室与负责催芽的农民同住，一丝不苟地坚持“淘净谷种、热谷上堆、高温破胸、适温长芽”一整套技术规范，达到了“谷芽粗壮、根芽齐长”的质量要求，增强了农民对工作组的信赖。他们评价：“工作组的同志不光是口头讲技术，手上也有一套实在功夫”，为办好丰产片开了个好头。

但是，每当推行的新措施打破了传统做法就会受到质疑和抵制。比如，为了缩短秧苗“转蔚”时间，为早分蘖、多分蘖、争大穗创造有利条件，提出“尽可能带瓷盆下田，栽带泥秧”，相当一部分农民不以为然，纷纷议论：自古以来扯秧子的时候，顺手就把泥巴洗干净了，挑秧、栽秧都轻省便当，何苦要来个“带泥栽秧”。再比如，针对磷肥容易被土壤固结，在土壤中的移动性较小，难以被水稻吸收利用的问题，提出带肥泥下田，在每四窝秧苗的正中间塞入一个肥泥团，以求省肥增收。“磷肥塞秧蔸”又有部分人认为“既然是施肥，又不是挑花绣朵”，把肥料撒到田头就行了，何须又来个“磷肥塞秧蔸”。特别是在科学管水上问题上分歧最大，工作组提出坚持按水稻生长发育进程适时调整灌水深度，力求做到“浅水栽秧、掌水活苗、深水含苞抽穗、干干湿湿到老”的要求。相当一部分农民以“水利设施不过关”为理由，坚持认为“只有看天、看水说话，根本无法调整灌水深度”，依然按照老规矩来了个“有水就关、缺水就干”应付了事。工作组先从自身做起，反复分析利弊，统一认识，要求所有成员把实行科学管水视为自己的天职，每次下村都实实在在地担当起“义务管水员、义务宣传员”的责任。经过干部群众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了秋后喜人的丰收。开镰之后，不时有人到工作组驻地报喜：“今年无论哪沟哪壕的谷子，只要按照要求做了的没有打输了的！”

晒干进仓统计，全村577亩杂交稻创造了平均亩产854斤的新纪录，比上年增产近六成，一亩田超过了往年两亩田的收成。全村农民基本还清了粮食旧债，沉浸在粮食自给有余的喜悦之中。不少农民争先恐后地煮醪糟、烧腊肉款待工作队。春节前夕，村上还安排10多个青壮劳力，挑了一千多斤糯米，翻过南宁观，跋涉三十多里山路送给县农业局的同志过年。

1976年，安徽师范大学孙昌璜教授亲临巫山，与县农业局联合推行“小麦单粒播种”新技术获得成功。次年，将这一新技术在秀峰区龙门村扩大试种，小麦试种面积达到482亩，同样表现了良好的增产趋势，平均亩产高达463.1斤，比上年增长57.8%。

我在农业科技试验示范推广工作中取得的积极进展，受到了党委和科技部门的充分肯定和表彰。1978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论断深入人心之时，我有幸出席了万县地区、四川省科学大会，被万县地区授予“在科学实验运动中做出较大贡献的先进工作者”称号，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在科学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1980年至1982年，我参加了全国首次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完成后，主持编写了《巫山县综合农业区划》一书，获得省政府软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我于1982年10月，经万县行署审批，由国务院科学技术管理局授予首批“农艺师”职称证书。

穆宜亭的销售经

　　梁平县县长穆宜亭在一个大型交流会上介绍梁平县如何发展自己经济的经验。报告完毕，随即语题一转说：“各位，利用这次机会，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会议室内安装的各种吊灯和壁灯。” 人们正欲离席，听他这么一说，都觉奇怪，于是又坐下来听。

　　穆县长继续说：“这些是我县华光节能电器厂自行设计制造的产品。这几种节能灯，亮度高，耗电低，光色好，寿命长，可广泛应于机关、学校、宾馆、会议室。”厂长、经理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广告吸引了，顿时掌声不绝。他们感动于县长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会后，穆县长收到许多订单。这些都为梁平县的经济发展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受人民的重托，我于1978年出席四川省人代会、于1983年出席万县地区人代会。我被选为巫山县政府副县长后，基本告别了农业技术工作生涯，开始步入行政工作岗位。同年，被选为巫山县政务常务副县长。1989年调梁平县任副书记，不久被选为梁平县政府县长，1994年被任命为梁平县委书记。1995年调到万县地区行署农村经济工作委员会，任党组书记、主任。

在近20年的行政工作中，由于严守纪律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工作，曾8次荣获上级部门授予的“先进工作者”称号，曾5次被机关工委和农经委党支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直至2000年12月，万州区委组织部通知享受副厅局级待遇，于2001年3月正式退休。

（原文标题为《巴山履痕》，刊发时编辑有所修改）

　　穆宜亭，重庆铜梁区永嘉镇人，1941年生，四川遂宁农校毕业，农艺师。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三十余年，热爱农村、农业、农民，在工作中作出了一定成绩。曾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被省、市授予“在科学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工作者”称号。1983年开始从事行政工作，曾任巫山县科技副县长、常务副县长，梁平县县长、书记，万州区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副师级调研员，一生从未离开过农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