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老寿眼中的上海#关于孙中山故居那些事

  最近在整理一些照片，同时在南昌路一带走读时也再次参观了目前位于香山路的孙中山故居，发现人们对于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曾经的居住地或活动场所的了解实际上还是比较匮乏的。于是搜索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发现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40期发表的《辛亥之后，孙中山在南京与上海》(作者魏一平)写的内容比较详实，也比较靠谱，于是在此与我曾经拍摄过周边的照片整理后一并与大家分享。

  1947年的老地图上显示的是启秀女子中学，老上海人还记得这条弄堂口有“伟民邮社”,现在挖掘历史后定位为孙中山行宫。

 这篇文章中写道：1911年12月中旬，唐绍仪受袁世凯之命到上海议和，与伍廷芳谈判的那天下午，伍廷芳慎重地向各位宣布，有家报纸报道“孙逸仙在赴上海的途中，已与一些美国将军抵达新加坡”。……

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迎接，并劝说孙中山留在广州，因为北方形势复杂。结果，孙中山反劝服了胡汉民，与其一起回上海。抵达上海时，按照端纳后来的回忆，当时无人知晓，所以没人在场欢迎。可是，据一位与孙中山同行的中国人张大椿回忆，船抵吴淞口，是沪军都督陈其美派了一艘小火轮前去迎接，船上还挂了代表新政权的五色旗。

宝昌路408号行馆原来是法国人屠榭的产业，抵达这里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召集同盟会骨干召开会议，讨论选举和组织政府问题，并最终确定了总统制而非内阁制，推举孙中山和黄兴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候选人。第二天，又开会讨论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文中描述的宝昌路408号就是2018年12月份曾经做过一次短暂的开放的淮海中路652弄内650号的孙中山行馆，也曾经入内参观，拍摄过一些内景的照片。

 前段时间刚好在周边航拍，一眼看到上次参观过的孙中山行宫，于是拍了一下俯视图。

该文还提到：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离开南京的孙中山，选择返回上海。他从这里出发，寻访武汉、南昌等地，北上北京，与袁世凯进行了13次会晤。

……

从政治巅峰上走下来后，孙中山在上海开始筹划铁路救国。后来赴日本考察实业，惊闻宋教仁被刺，于1913年3月24日返回上海，仍住宝昌路行馆。在这里，他策划发动了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可惜很快失败，只能再次流亡日本。

也就是说孙先生过了一段时间孙先生又回来居住于此。那么他是否就仅仅在居住在这里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文中继续描述：时隔3年，1916年5月1日，孙中山再次返沪。所不同的是，这次，紧接着抵沪的还有新婚妻子宋庆龄。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孙中山早年的革命伙伴，至今在上海的东余杭路还有一栋普通的两层楼房，就是当年宋耀如在上海建的第一座房子。从南京卸任后，孙中山在上海就寄宿在宝昌路491号宋耀如家，直到二次革命失败这段时间，只是当时并未对外明确公布。这次返沪，由于袁世凯的追捕行动并未撤销，两人秘密入住法租界环龙路63号寓所（这栋深灰色的二层小楼房，位于现在的南昌路59号），直到袁世凯死后3个月，才对外公布了孙宅的地址。

南昌路59号1947年的老地图上显示是靠近思南路的老建筑。

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1947年老地图上南昌路59号和香山路7号的建筑规模，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建筑规模并没有像部分介绍中讲的，“因为原建筑太小，显得比较寒酸，然后众多孙中山的追随者买了莫里哀路7号送给孙先生”。相反这栋建筑的体量还超过了现在的故居，可见从南昌路搬到香山路是由其他原因所引起的。

 注意文中提到的宝昌路491号，由于淮海中路上的门牌号码多次变更，暂时没法了解到宋家这栋房子在哪个位置？而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后面说的那个环龙路63号（后来的南昌路59号），根据老地图的对应，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目前科技会堂新大楼的位置，当然这就是平时一直在说孙中山故居以前的住所。

由于早年对名人故居并没有重视，以至于这个实实在在的孙中山故居消失了，遗憾的是所有摄影师恐怕都没有留下过它的照片。

文中还描述：对面就是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应该就是南昌路100弄5号陈其美的旧居，现在挂的文保牌子上就是中华革命党机关的牌子），一来孙中山可就近领导革命工作，二来也可保障安全。在这里，孙中山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完成了《民权初步》（又名《会议通则》）的创作，并开始着手用英文撰写《实业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孙中山与唐绍仪、廖仲恺等人紧急磋商，于7月8日乘军舰离沪赴粤，成立护法军政府，开始护法运动，环龙路寓所的使命由此结束。

民国十三年在莫里哀路29号（中间那栋楼），某党庆祝双五节。

然后我们根据文中的最后描述回到了现在香山路孙中山故居：1918年6月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重新回到上海，在法租界的大马路码头登岸，随后与迎接他的汪精卫等人一同乘车驶抵莫里爱路29号，也就是现在位于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故居。铺满深灰色鹅卵石的外墙面，在梧桐树的掩映下，呈现一种英国乡村式的风格。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研究室主任李丽告诉本刊记者，当年的莫里爱路，是取自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名字，这栋房子是四位加拿大华侨集资买下赠与孙中山的。一生奔波革命的孙中山，终于在他52岁的时候，拥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所以我认为南昌路的住宅当时是属于没有孙中山个人产权的住宅，而香山路的房子则属于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的个人产权房）

现在的孙中山故居

文中总结性的内容中有这样一句话：宝昌路上的行馆和宋宅、环龙路63号居所，莫里爱路的家，都位于当时的法租界内。据考证，从1894年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算起，孙中山一生共27次来过上海，这可能是他到访次数最多的一个城市。

  恰好这里提到的都基本上集中在淮海中路思南路附近，所以都是这个区域的走读中不可忽略的重点。

关于启秀中学的内容，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有过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看看：#老寿眼中的上海#还南阳路170号贝公馆的本来面目。

有图有真相才是本公众号的特色。

最后还有那个关于宝昌路491号的悬念经过查询，发现还真有人写过相关文章，但是文中490号还是491号两个地址不断交替，甚至于单双号的位置都没搞清楚，我有点被搞糊涂了。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延伸阅读：

澎湃新闻上的“湃客”作者蒋伟明在 2021年05月10 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宝昌路（霞飞路）491号宋庆龄旧居探究》：

问题一：宋庆龄1915年是从上海哪一个家出走日本与孙中山先生结婚的？

 问题二：宝昌路（霞飞路）491号的地理位置在哪里？

一、在盛永华编写的《宋庆龄年谱》的书中写到：1912年4月14日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偕子女宿住法租界宝昌路宋嘉树宅（P72页）。1912年10月4号孙中山在其寄居的宝昌路491号宋宅接见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人员（P79页）。1914年1月份宋庆龄陪母亲回上海治病，致函昔日同学，告以在上海的生活和法租界的新家情况（P98页）。然而同年11月29日孙中山给上海的宋庆龄发挂号邮件，信封上用英文书写“Miss Rosamond 628C  YuhangShanghai CHINA” (罗莎蒙德. 宋小姐，中国上海东有恒路628号C) （P111页）。同样1915年2月7日孙中山给在上海的宋霭龄发电报收件人：宋霭龄夫人，上海东有恒路628号（Mrs,E.LING KUNG 628E Yuchang RoadShanghai）（P114页）。一直到1917年8月与由美归国的宋美龄、宋子文相聚，这是宋家第一次大团圆，全家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491号宋宅拍摄“全家福”纪念照(P154页)。

以上年谱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宋家虽然于1912年购买了宝昌路的住宅但在1914年11月-1917年8月这段时间宋家并没有入住。那么宋家为何不去宝昌路491号的新宅，而通信都寄往虹口东有恒路628号老宅呢？特别是：这期间涉及1915年10月宋庆龄离开上海哪个地址的家赴东京与孙中山先生结婚的问题。

宝昌路——1900年法租界公董局兴建，初称“西江路”，1906年改称为宝昌路（Avenue Paul Brunat）,1915年6月更名为霞飞路（Avenue Joffre）,东起西藏南路，西至华山路，全长5500米。

经查询1914年-1917年上海街道名录，其中临近491号宋家的488号一直是Mr&Mrs A.E.Moses 一家住着始终没有变动过，这为证实宝昌路在1915年路名变更为霞飞路时，门牌号码并没有变化提供了依据。1914年宝昌路491号登记的是Sun Kung Kwan，1915年登记的是Mr&Mrs R.Kupsch(德国人库施先生一家)，1916-1917年霞飞路491号没有登记，而在490号出现了一个中国人名字（Sih Pao-Zung）。分析:Sun Kung Kwan就是孙公馆，宋家为支持孙中山先生，把自己的家当做了孙中山先生的公馆，孙中山经常入住已成常态。Mr R.kupsch是顺利洋行的经理，1916年11月12日的《The ChinaPress》有一则他的报道：Mr.Richard Kupsch,a late member of thefirm of messers kirchner and beger,died yesterday at his home no.491 avenueJoffre ,following an illness of three weeks of dysentery. (理查德·库施在患了三周的疟疾后在霞飞路491号的家中去世)。而另在1916年6月7号的《The china press》中，找到Mr M.A.Bassity has moved from the kalee hotel to 491 avenue Joffre(巴西提夫人从客利酒店回到霞飞路491号家里)的报道，经查证：巴西提先生是美国人，担任过开滦煤矿的高级经理，他的夫人是位教育家，常去南洋公学讲课，并在1917年担任Shanghai Jewish School(上海犹太学校)校长。通过这二则报道，说明宋家在上述时间内，是将宝昌路（霞飞路）491号的房子用于出租，这也就解开了为何1915年宋庆龄陪母亲回上海，以及宋霭龄在上海时入住的是虹口东有恒路628号，而且孙中山与她们的通信地址也是虹口的原因了。同样第一个疑问也有了答案：宋庆龄在1915年10月应是从虹口东有恒路628号离开上海去的日本，并与孙中山先生在10月25号结婚的。

二、宝昌路（霞飞路）491号的地理位置

在查询宝昌路491号的街道路名时始终没有出现过宋家的信息，前文所述1917年490号出现过“Sih PaoZung”的中国人名字，这应该是宋家的邻居，经考证Sih Pao Zung 是当时上海颜料大王薛宝润（1859-1929）。1919年1月10日的《The china press 》有一则报道也为这一考证提供了可靠性：The marriage of Mr Sih Yin Sung son of Mr Sih Pao-Zung,490 avenueJoffre and Miss Peh,second daughter of Mr.Peh Zung-Sung …（薛宝润的儿子薛炎生在霞飞路490号娶了贝润生的二女儿…）。史料记载：薛宝润出生于江阴，15岁来到上海，在同乡开设的颜料号里当学徒，后自设“咸康颜料号”专销德商颜料，一战中代管礼和洋行等业务及存货，因颜料断货，价格猛涨，其获利很大，在今“襄阳公园”旁购地40亩，构筑一幢“醴泉别墅”。虽然此别墅地也已不复存在，但“襄阳公园”原为薛宝润的私人花园部分在1938年被法租界公董局购入，1941年建成公园。此公园保持至今，地址明确（上海市淮海中路1008号），宝昌路491号作为其邻居应该就在襄阳路附近，而不是现在认为的重庆路或陕西南路或茂名南路等地方。

宝昌路491号的建筑已淹没在上海历史中，有幸的是虹口东有恒路628号（现东余杭路530号）宋家老宅还在，它承载着宋庆龄1915年10月从这儿离家去日本与孙中山结为夫妻的记忆。2021年5月29号将是宋庆龄去世40周年的日子，规划、保护好虹口老宅将是我们对她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