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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风采 | 杨琳教授访谈录

 許學仁 20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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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琳,男,1961年9月生,甘肃临夏市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语委汉语语汇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字学会理事。从事词汇、文字、训诂、文献、民俗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著作主要有《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语文出版社1996)、《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小尔雅今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训诂方法新探》(商务印书馆2011)、《汉字形义与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语文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19)、《汉语俗语词词源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古典文献及其利用》(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等,发表论文3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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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训诂学是不是“冷门绝学”?如何看待训诂学的学科特点和作用?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冷门绝学”是指那些很少有人关注的学问。其实任何学问一旦进入尖端前沿,进入高深领地,都是很少有人关注的,正如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所说的,“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若以关注者稀少来判定冷门,可以说几乎所有学科都有冷门,我们目前所说的“冷门绝学”显然不是这个意思。一门学问是否冷门关键看其价值是否得到决策部门的重视,如果决策部门没有认识到一门学问的价值而将其排斥在主流价值之外,将其边缘化,那它就是冷门。比如你苦心孤诣钻研的学问,尽管达到很高的境界,但研究成果难以发表,即便发表了,在评奖评职称的时候决策部门对你的成果不予重视,这表明你所从事的学问在主流话语中没有地位,没有市场,这样的学问自然就是冷门。在传统“小学”的三驾马车音韵、文字、训诂当中,音韵学因能与西方语音学接轨,从未失宠;文字学虽无轨可接,但地不爱宝,简牍不断出土,想冷也难;唯独训诂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是名副其实的冷门,列入“冷门绝学”自是“众望所归”。但这并不意味着训诂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价值不大,恰恰相反,只要我们不想彻底割断历史传统,不想抛弃传统文化(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训诂学就是不可或缺的学问,因为三千年积累的文献典籍是传统文化最主要的载体,要解读利用这些文献就离不开训诂学。

举一个训诂学与科技史有关的例子。司南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前身,在很多教科书及科技史、文化史的论著中都有介绍,其造型由磁勺与铜盘组成(见下图),国人司空见惯,已成文化常识。然而这种磁勺与铜盘组成的司南并非来自考古发现,而是出自科技考古专家王振铎的构拟,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王振铎的构拟当然不是凭空想象的,他依据的是东汉王充《论衡·是应篇》(《四部丛刊》景明嘉靖十四年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中的下面一段话:“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鱼肉之虫,集地北行,夫虫之性然也(《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四引作'自然之性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杓即勺的分化字,柢指勺柄,应该说王振铎据此记述构拟出勺状司南是站得住的。但有位科技史专家说《论衡》宋刻本中“杓”作“酌”,他把“酌”训为使用,“柢”训为横杆,“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被解释为:“使用司南车,把它放置在地上,其横杆就指向南方。”司南车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记载,它是一种机械装置,跟以磁石的指极性为原理的指南针没有继承关系。于是一项国人引以为荣的科技成就就被颠覆了,国家博物馆也已不再展出王振铎构拟的司南模型了。我们从训诂学的角度肯定了王振铎对《论衡》原文的解读,指出理解为司南车缺乏依据(见《勺形司南未可轻易否定》,《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年第3期)。关系到中国科技成就的问题难道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所以让训诂学成为“热门”才符合振兴国学、弘扬传统文化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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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结合您的学习和研究经历,谈谈从事训诂研究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训诂学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它探讨的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术”,而非玄想思辨的“道”,虽然“术”中有“道”,但其中的“道”并不深奥,往往三言两语即可道破,所以训诂学本身并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我们看目前出版的训诂学通论方面的著作,讲述形训、声训、义训之类的训诂方法,传注、音义之类的训诂体式,“读若”“读为”之类的训诂术语,这些都不过是对现象的归纳介绍。有些著作还讲述音义关系、词义引申方式之类的内容,固然是理论阐述,但这是词汇学、语义学的理论,拿到任何语言中去都能适用,恐怕不能说是训诂学的理论。

训诂学虽然没有系统高深的理论,但有自己的基本原则和学术规范。我们曾提出训诂学的三个基本原则,即本原性原则、普遍性原则和共时性原则。本原性原则是训诂活动的基点,共时性原则是训诂活动的域界,普遍性原则是训诂成立的准绳,违背任何一条原则都会使结论的可靠性大打折扣,造成训诂的失误。

训诂学的核心应该是讲述行之有效的训诂方法,指导人们正确地从事训诂实践。每种训诂方法背后都有其所以有效的原理,阐释每种方法的原理才是训诂学最重要的理论。

至于从事训诂研究应该具备的基础知识,词汇学、音韵学、文字学、文献学都是必不可少的,缺少其中一种知识,都会给训诂造成障碍或失误。

举例来说。程甲本《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䀉’,妙玉斟了一䀉与黛玉。”“点犀䀉”有些版本作“杏犀䀉”(如庚辰本、戚序本),谁是谁非,红学界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无定论。周汝昌等校订《石头记会真》采取“杏”字,注云:“杏犀,谓犀角颜色红黄。改点犀者妄笔俗义,损害雪芹本旨,变高洁之文为儇薄之语,最是可恶。”看来周先生对自己的观点十分自信,然而没有真凭实据。“杏犀”的说法不见于古今典籍,“点犀”的说法则有佐证。清李敬修纂修《费县志》卷三:“至于吏胥之弊,明若点犀。”点犀当是可以透光的犀角,故云“明若点犀”。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中:“岭表所产犀牛……又有骇鸡犀、辟尘犀、辟水犀、光明犀(原注:处于暗室则有光明)。”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中:“敬宗皇帝宝历元年,南昌国献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四:“十八日,夏贾携透明犀杯一、琥珀带环一、旧玉玦一来看。”可知犀角确有透光的。清石韫玉《独学庐初稿》卷八《庆十一协府惠红毛酒》:“九酝凝成琥珀红,双瓻映澈琉璃绿。点犀古椀斗鸡缸,滴滴真珠清可掬。”“点犀古椀”指点犀材质的古碗,而䀉也是碗类器皿,所以“点犀古椀”与“点犀䀉”应该是同一器皿,只是前者是通俗的叫法,后者是曹公取的古雅称谓。可见“点犀”是正确的,“杏”应该是不知“点犀”之义者的臆改。“點”俗字作图片,在与下文连书的情况下容易认作“占”,进而臆改为“杏”。解决这一疑难词语主要靠的是文献检索能力及俗字知识,这两种技能薄弱就难以解决问题。

由于训诂要解决的是字词的意义问题,而意义包罗万象,很多情况下我们对词语不能正确理解是由对其记述的内容不了解造成的,从这一角度来讲,训诂学对知识的需求可以说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倒不是说一定要提前储备好百科知识,遇到问题多查阅相关文献,敢于跨界探求,往往也能凑效。

《金瓶梅词话》第二回夸说王婆的各种本事时,说她能“阳腊灌脑袋”,前人有“给人戴绿帽子”“比喻为人油滑”之类的猜测,无一靠谱。古代用将蜡融化后灌入疮中的方法治疗肿疮。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二十:“火炙蜡,灌入疮中。”明朱橚《普济方》卷三百三《金疮门》:“治金疮因风水肿:取蜡不计多少,镕了,入塩少许,滴在疮中,大验。或先以塩罨,痛上后,镕蜡令冷热得所,灌疮中,亦可。”《词话》第十二回中刘婆子说她老公“会针炙(灸)收疮”,王婆自己说她“也会针灸看病”,可知“阳腊”为“烊蜡”音借,“阳腊灌脑袋”是为脑袋“收疮”的意思。因人们不了解古代医学知识,所以难以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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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有关训诂学的代表性论文、著作有哪些?主要观点、主要贡献是什么?

一篇论文在刚完成寄出去发表的时候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自认为还有遗憾的论文我不会拿出去发表。然而事实是论文发表一两年后,往往会发现其中仍有缺憾,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原因在于学术日新月异,从无止境,你看到的资料多了,接受的信息丰富了,自然会对旧作有所修正补充乃至否定。黄侃发誓“五十之前不著书”,大约是怕发表早了会留下遗憾。其实不管你多少岁著书,遗憾总是难免,若自以为无憾,也只是表明自己不知而已。所以论文我就不谈了,这里不妨谈一下我的两部专著。

一部是《训诂方法新探》(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本书专门探讨训诂方法。不是任何一种对训诂有用的手段都可认定为训诂方法。设立训诂方法目的是让学习者掌握并运用它,如果一种方法只是调用已有的基础知识,那就没有设立的必要。如统计的方法训诂中有时也会用到,但这种方法调用小学数学知识即可,因此“统计法”是无需列为训诂方法的。书中提出确立一种训诂方法应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有效性,即在训诂实践中确实管用,能解决问题。二是必要性,即这种方法对具备古汉语基础知识的人来说有专门学习的必要。训诂是一个根据已知线索推求出未知信息的过程,本书根据推求时所利用的已知线索的状态,把训诂方法分为静态训诂方法和动态训诂方法两类。静态指词语的存储状态,动态指词语的使用状态。利用词语的静态线索考求词义的方法就是静态训诂方法,利用词语的动态线索考求词义的方法就是动态训诂方法。词语的静态线索不外形、音、义三项,利用这些线索的训诂方法,与“形”相应的有因形求义法,与“音”相应的有因声求义法,与“义”相应的有词例求义法、方言求义法、异语求义法等。词语的动态线索就是词语出现的具体语境,利用词语的语境线索的训诂方法有连文求义法、对文求义法、文例求义法、异文求义法、义理求义法、名字求义法、文化求义法等。本书共设立了十二种方法,阐述了这些方法的原理机制,分析了各自的优劣利弊,目的在于在前人的基础上使训诂方法更加系统化,更具操作性,以帮助读者提高训诂能力,为研究古代语言文化打好基础。

另一部专著是《汉语俗语词词源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理想的俗语词研究成果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落实每个俗语词最早的出现时代,二是阐明每个俗语词的词源理据,三是理清每个俗语词的演变过程及其繁衍分化。目前的俗语词研究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得很不够,本书就是为改变这种现状而做的努力。书中考释了今天常用或典籍常见但来源不清、理据不明或众说纷纭的俗语词八百多个,分为生动化视角、系统化视角、陌生义视角、音变视角、义衍视角、文化视角六种类型。生动化是俗语词的一种独特的造词方式,此前我们并不熟悉,从此视角考索问题,可以正确揭示用这种方式创造的俗语词的理据。系统化视角立足于思维认知的共性及同一语义场词语之间的关联性,将相关词语通盘考虑,避免了摸象式孤立求解造成的失误。陌生义指一个词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意义后来消亡了,后世的人们不知该词有此意义,但该意义作为语素义残留在俗语词当中,致使人们不能正确解析俗语词的理据,只有发掘考求出这一陌生义,俗语词的理据才会水落石出。音变视角指一个词在历史上因读音转变而字随音变,致使由它构成的俗语词理据灭失,通过音变的还原就可再现俗词语的本来面目。义衍视角通过爬梳词义的历时衍生演变,一步步展示俗语词及其今义的形成过程。文化视角适用于源自历史上的某种文化习俗的俗语词,这种文化习俗今天已不复存在,或残存于个别乡村,发现并探明这种文化习俗的历史面貌就成为破解这类俗语词理据的关键。这六种类型不仅是俗语词词源具体研究成果的类聚呈现,同时也是笔者从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考求俗语词理据的六种主要门径,具有演示方法、启迪思路的作用。书中提出的相邻引申、词汇生动化、俗语词演变规律等理论与训诂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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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我们怎样继承传统训诂学的优良学风,又如何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

传统做学问的方法是眼睛逐行扫书,有用的资料及即时的感想记录在卡片上,以备后用。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对所读之书有全面深入的体悟,可以避免断章取义的误读,其缺点是效率太低,一生读不了多少书,解决不了多少疑难问题。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由于资料检索空前便捷,容易获得各种相关信息,从而视野开阔,角度多元,众多前人议而不决甚至无从下手的疑难问题完全有可能很快破解,其效率是传统方式不能望其项背的。南宋许棐《泥孩儿》诗云:“牧渎一块泥,装塐恣华侈。”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91):“牧渎,牛喝水的小河。”程千帆《宋诗精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97):“牧渎,牛喝水的溪沟。”钱、程二位虽然博览强记,但此注并不正确,毕竟靠披览纸书看到的资料是很有限的。我们检索古籍数据库,看到明王鏊《姑苏志》卷五十六记载说:“袁遇昌居吴县木渎,善望(塑)化生摩睺罗,每抟埴一对,价三数十缗。”可知木渎是苏州吴县的一个小镇,当地所塑泥孩儿闻名于世,传本许棐诗中的“牧渎”应为“木渎”之误。大数据的功效由此可见一斑。当今之世如果不利用大数据搞研究,其成果的质量恐怕要大打折扣。鉴于数据库的巨大优势,我们在《古典文献及其利用》(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一书中设有“电子文献及其利用”一章,专门讲述电子文献的利用问题。

数据库自然也有它的缺陷。古籍数据库都主要是通过OCR识别建立起来的,存在误识衍夺之类的差错,传统功底深厚的学者容易发现其差错,可以避免误用。另外,数据库中的资料都需要自己断句,断句的正误也跟学术功底息息相关。所以,要想很好地驾驭数据库先要修炼好相关的基本功,否则就像驾驶技术低劣的司机开着豪车,难免“翻车”。




编辑:刘  芳   吴慧欣 
审核:真大成



踵武前贤硕儒,

续开训诂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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