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石祥丨谈新版《鲁迅手稿全集》“辑校古籍编”与“金石编”

书目文献 202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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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藏书报》2021年11月1日，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报为准。感谢石祥老师授权发布。

谈新版《鲁迅手稿全集》“辑校古籍编”

与“金石编”

石祥

今年是鲁迅诞生140周年。新版《鲁迅手稿全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在9月底鲁迅生日之际问世发布，无疑是可喜可贺之事。关于新版手稿全集的总体情况与特色优长，王锡荣、黄乔生诸先生已有发言，或撰文介绍。这里拟专就“辑校古籍编”与“金石编”，略做评介。

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与金石手稿，未被收入上世纪80年代的旧版《鲁迅手稿全集》（文物出版社），而是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3年）、《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的名义单独出版。《鲁迅辑校古籍手稿》6函49册，收录手稿7712页，《鲁迅辑校石刻手稿》3函18册，收录手稿3280页；新版全集“辑校古籍编”收录手稿11249页，“金石编”收录手稿6058页（以上均按国图社统计数据）。相较前次影印，“辑校古籍编”的手稿数量增加了近50%，“金石编”则近乎翻倍。

无论是已知的现存手稿，还是未知但实际存世的手稿，鲁迅手稿的存世总量必然是有上限的。近年来，虽有一些辑校古籍手稿与金石手稿（如西泠2016年秋拍的《齐谐記》、嘉德2013年春拍的《许氏志怪》）重现于世，但为数有限。新版全集增收手稿数量如此之多，一是延续了前次影印的未完工作，二是编纂思路的转变所致。

关于前一点，当年曾有继续出版《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7函的计划，拟收《出三藏记集》《易林》《易林丁晏释文》《墨经正文》4种，因故未能实现（见徐小蛮《<鲁迅辑校古籍手稿>成书过程与思考》）。除以上4种之外，未刊辑校古籍手稿（零散手稿居多），也还有一些。新版全集以全面收录、无有遗漏为思路，将之前未刊的零散手稿尽数收入。虽然这些零散手稿的篇幅有限，却也是反映鲁迅辑校工作环节与具体操作的珍贵材料。比如，《古小说钩沉》中的《甄异传》，除最终稿本之外，《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只收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初稿（末有1964年周作人题记），内容是自《北堂书抄》《太平御览》抄录的佚文。此次增入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另一初稿（末有1956年周作人题记），内容是自《太平广记》抄录的佚文，并以《太平御览》所载佚文对校。此件初稿的公布，不仅与最终稿本中的《甄异传》兼有《北堂书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佚文相吻合，而且使我们得知：在初稿阶段，鲁迅的工作顺序是先检索《北堂书抄》《太平御览》，抄出佚文，后从《太平广记》抄出佚文，再以前者与后者对校。

新增手稿中也有篇幅较大者，此类手稿的价值相对更高。其中最典型的是《幽明录》初稿（现藏北京鲁博），大多被裁成散条（入藏时已如此，应是鲁迅所为），有近300条（页）之多。《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只印了该件最后一页（此页完整，末有周作人题字“右鲁迅手写古小说钩沉稿一叶”），新版全集则全部印出。笔者初步分析的结果，这些散条来自至少4个彼此独立的初期手稿，足见鲁迅辑校过程之繁复；更重要的是，这些初稿是珍贵的过程性材料，对它们进行分析，可以复原初稿阶段鲁迅工作的具体步骤以及工作思路的演变。若单看《古小说钩沉》最终稿本中的《幽明录》，固然也能明了鲁迅搜检佚文范围之广，进而约略体会到辑录过程之繁复。但最终稿本是经过“整齐化”后所形成的，绝大多数的过程性痕迹已然消失，故而很难从中探究鲁迅工作的具体历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该《幽明录》手稿所含的4个手稿中，可以分辨出其中一件属于《小说备校》。提及《小说备校》，一般是指鲁迅从《北堂书钞》《初学记》《酉阳杂俎》抄辑的《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搜神记》《搜神后记》《王子年拾遗记》《异苑》7种书，这部分手稿现存国图。1952年，唐弢编纂《鲁迅全集补编拾遗》，按上述顺序，将这7种标点整理，由此形成了现今人们一般认知中的模样。若从鲁迅辑校古小说的整体视野下重新观照，可知《小说备校》实为《古小说钩沉》多个初期手稿中的一组。《小说备校》手稿的特征明显，有别于其他初期稿本：使用“绍兴府中学堂试卷”蓝色格纸，各书首页左上贴有小签，标记编号与书名，作“一拾遗记”、“二搜神记”、“三搜神后记”、“五十洲记”、“六神异经”、“八异苑”（均为鲁迅题字）；《洞冥记》的小签未标数字，仅题书名（周作人题字），其他特征则与以上6种相同。可见唐弢整理时未按鲁迅标识的次序排列著述，且缺“四”、“七”两件。这两件实际没有丢失，现藏北京鲁博，未曾影印公布。一为《述异记》，仍保持最初的整页状态，首页左上小签作“四述异记”，另一便是已被裁成小条的《幽明录》，所幸小签仍存，作“七幽明录”；这2件所用格纸与前述7种一致。换言之，《小说备校》至少含有9种书，这是新版全集增入未刊手稿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发现。

至于编纂思路的转变，新版全集最显著的特点是扩大了“手稿”的界定范围，将鲁迅抄写的古籍、在古籍原书上的批校、补抄的原书缺页、所题写的拓片签条，亦纳入影印范围。换言之，这里的“手稿”实际包含了鲁迅的一切手迹。或许会有人从“原创性”角度提出异议，认为如此界定“手稿”，过于宽泛。其实，筹划编印《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之初，关于收录“宽窄”，就有分歧。方行等人主张“一网打尽”，谢辰生、启功、顾廷龙、林辰等主张有所选择，最终议定：对于单纯的抄录，仅收完整成部且抄写精美者（详见叶淑穗《几部鲁迅手稿影印出版的缘起及其历程》）。

新版全集的编纂，可以说是方行思路的延续。至少就古籍与金石部分而言，“一网打尽”更利于展现鲁迅的古籍与金石学研究的全貌与个中细节。就抄写古籍而言，鲁迅辑佚古籍，往往首先抄写前人辑本，再翻检各种文献，对其修订增补，最终形成自己的辑本。所以说，鲁迅抄写古籍，未必是为抄而抄，恐怕是他原有增补辑佚的念头，只不过有些付诸实施，有些止于初步。就批校而言，典型实例是《会稽郡故书杂集》，此书刻成后，鲁迅在一部刻本上做了校改修订（现藏国图，此次影印了有鲁迅批改的页面）。上海图书馆的陈先行先生研究古籍稿抄本，便主张此类有作者校改的刻本实质是著述创作的延续，应视为修改稿本。至于鲁迅题写的拓片签条，数量众多，其上不仅标记石刻名称，还记录石刻年代、原石所在地（或现藏何处）、前人著录与考订意见，等等。这些内容反映了鲁迅对于该石刻的认识判断，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前人成果的参考利用。

新版全集编纂思路的另一特点，是注意交待鲁迅手稿的物质形态特征与现存状态，尤其强调“件”的概念。以页边注的方式，标记每件手稿的册数、页数、原件尺寸、现藏地等基本信息。这些信息之于手稿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各函虽均有《编辑说明》，但仅作简单介绍，上述信息往往付之阙如。研究者利用起来，多有不便，容易引发误判。新版全集在此方面的努力，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此外，新版全集采用全彩原大影印（个别手稿尺寸巨大，无法原大印成，稍有缩小），不加修润，只做色彩校准，遂能准确清晰地呈现鲁迅手稿的原貌。《鲁迅辑校古籍手稿》《鲁迅辑校石刻手稿》是去底色的黑白印刷，有朱笔批校之类的彩色处，再加套色。二者之间的优劣，不仅在于新版全集的阅读体验更为良好，还规避了旧影印本的某些失误，呈现出旧本未能体现的细节。例如，《玄中记》的初期稿本中，有2件被装订在一起（现藏国图），前后相邻，其一写于素纸（1页），其二写于“绍兴中学堂”蓝色格纸（6页），均被印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3函第10册。但或因两件相邻，造成干扰，用素纸书写的那件被错误地加上了套色，印成用“绍兴中学堂”蓝色格纸书写。新版全集为彩印，无须后期套色，自然不会出现此类讹误。又如，个别手稿上有被火烧灼的圆形破洞，显然是鲁迅吸烟时烟头掉落所造成的。《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以去底色方式印刷，无法体现出这种痕迹；新版全集原色印出，便将鲁迅工作时的鲜活细节呈现出来。——这也是新版全集所带来的饶有趣味的一点。

新文学手稿存世量巨大，有待深入开掘，高质量的、成系统的影印自然是第一步。不同人物的手稿面目各异，不可能有通用的影印实施方案。而鲁迅手稿的类型丰富，涵盖了创作、编译、学术研究等多种著述样态，从这一角度而言，新版《鲁迅手稿全集》至少可以为今后的手稿影印工作，提供某种程度的参考。笔者有幸参加“辑校古籍编”的审稿工作，又获读“金石编”校样，收获良多，谨撰此文，作为点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