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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第一次见到孙逊先生是一九八三年在山东菏泽召开的一次《水浒传》研讨会上，那时的他还是个讲师，我则仍在淮阴市的中学工作。他年轻潇洒，一表人才。同行的好像还有何满子先生。 孙逊兄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几句话是：要尊重前人的记载和意见，在没有可靠资料的情况下，绝不轻易否定。十几年后，我从陈庆浩先生的口中也听到了类似的话：在没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否定前人的意见。 这话时刻提醒我，在研究时，一定尊重前人的的记载和看法。可以说，我的研究深受着孙逊先生这句话的影响。此后我们成了朋友，一直联系着。 记不清楚是哪一年，上海师大中文系成立了古代小说研究所。孙逊先生写信给我，要我去上海师大工作。其时我已借调至江苏社科院文学所。为了我的调动，文学所的领导亲自带着时任社科院党委书记xx的信去找淮阴市委组织部长协调，我的调动因得办成。我觉得不能辜负社科院的领导，于是只好辜负孙逊先生的厚意。因了此事，我一直内疚，我对不起不弃弃材的好友孙逊先生！ 到了一九九零年，我们江苏社科院举办“海峡两岸第一届明清小说研讨会”，孙逊先生当然是我们邀请的对象。邀请函发出，其时孙逊先生心情不大好，谢绝了这个邀请。我知道后，单独给他写信，又去电话，力邀他来南京开会，即使是散散心也好。终于他答应了。 会议期间，他一言未发，只是默默地听着别人的发言。会后，他去南京的书画市场购置了一些书画。我忙于会务，疏于关照，也不知他买了些什么。 大约不想麻烦，他独自买票离开了南京。知道他一个人离开南京，我连送他一程也没有，心里很不好受，一直内疚至今。 浙江富阳召开《三国演义》研讨会，我和孙逊先生都参加了，参会的还有齐裕焜先生等。那时，我刚任文学所副所长。因为种种原因，我不想做这个副所长，向齐先生提出，能否到福建师大去？齐先生说设法为我协调（后来果然发了商调函，院里不放，我对不起齐先生）。 在这个会上，我问孙逊先生对xx有关《红楼梦》的看法，他明确表示，他不同意xx的观点。不过他又明确说：“有关的问题，别人都写文章说了，我们是好朋友，我会私下和他交流”。 这就是孙逊先生！既坚持原则，又重情重义，与人为善。这教育了我。在以后处理争论时，要坚持原则，与人为善，又要重情重义。 最后一次交往是孙逊兄退休后，上海师大成立了光启学院。孙兄知道我在搞《古代小说序跋题记汇编》，为了学术，大约也为了培养后备力量，他和詹丹相商，聘请我为兼职教授，申报一个国家课题——《中国古代小说序跋题记汇编与研究》。为此，他还召开过评议会。可惜，课题未获批准，因之无缘合作。 我参加过孙逊先生两届博士生的答辩。对于学生，就我所知，他亦是关照备至、爱护有加的。对于詹丹，不用我说了。宋莉华是她们那一届唯一的女生，大约孙先生知道，我对宋莉华论文的评论写得较细。他私下里对我说：在评论宋莉华论文的时候，能否第一个发言？她是女同学，胆子可能小一点。我按照孙逊先生的要求，第一个发言了。 还在答辩以前，孙先生推荐了潘建国的一篇文章给我。那是一篇与我商榷《欢喜冤家》的文章。在信中他讲了文章的种种合理处。又说：难得一个学生有如此勇气和文笔，要我看能否在《明清小说研究》上发表。这文章的确不错，我发了。这是孙逊兄对学生的关心，也是对朋友的信任啊！ 潘建国师从袁行霈先生做博士后，出站在即，是留在北大还是回上海师大，颇费斟酌。孙逊兄当然希望他回上师大，但又怕耽误了他，于是征求我和陈庆浩先生的意见。我们都认为留在北大，对他的学术研究怕更有好处，孙先生同意了我们的看法，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李时人先生的学生也很关心。对于关四平就是这样。关四平博士毕业论文写的是《三国演义》有关方面的问题。孙先生就赞扬有加，私下对我说：这篇论文写得很不错，有材料有观点。 竺青同志代表《文学遗产》参加与上师大一起举办的会议，回京时路过南京，说孙逊兄得了一种病，肺纤维化。这是一种不可逆的病。乍一听到这不幸消息，如五雷轰顶，一夜未眠。又一想，孙逊兄重情重义、宽厚仁德，也许吉人天相，他会没事的。谁料想，老天竟然这样无情！今天开孙逊先生纪念会，出文集，孙兄有弟子如此，在天之灵应该感到欣慰了。 年岁大了，有些事情怕不说出来没人知道，唠唠叨叨就说了那么多，该打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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