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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的国庆，我在上海南站买票回家过节，你被一个陌生人插队，我帮了你一把。 那天的旅客实在太多了，早一点的票都已售罄，我俩买到的都是傍晚的票，离发车还有六七个小时，时间很长。 你说要找个地方坐坐，吃点东西，南站附近有个小饭馆，人流量很大，刚吃完我们还没怎么聊，老板就来赶人了。 没办法，我们走了出去，外面阳光很好，我们在一个花坛边坐了下来。 那年我20岁，你18岁，你告诉我你来上海找一个朋友，在朋友这儿待了半个月，现在生活费用光了回家去。你似乎知道我想问什么，你说这个人是自己的好闺蜜，在上海工作，你来找她只是自己最近心情不太好。 我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你什么朋友，这不关我的事，我不该多问。 我问了你别的，因为你年龄小，我问你不上学吗，你说上不上学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问你为什么，你说自己不是个好学生，我似乎也懂得了。 你还说家里人已经不管你了，于是你就自暴自弃。 我看你特别烦恼，然而你的烦恼却是春花秋月似的烦恼，我也觉得可笑。 你问我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当时我阅历浅，没法回答你，甚至阅历可能都不如你，但我还是胡扯了一大堆。 下午很快过去，你的车即将出发，你去你的城市，我去我的城市，我们并不同路，所幸这两座城市紧挨着。你说你在朋友开的一家奶茶店打工，让我去找你玩，你还热情的给我留了联系方式，当然这个联系方式在我以后多次换号码的途中弄丢了。 我们原本就是萍水相逢，坐下喝杯茶，聊一聊，然而离去，不该有更多的牵扯。真要去找你，我怕自己会胡思乱想。 说到上海，我压根儿就不喜欢这座城市的节奏，我离开了一阵，后来我又回去了，因为我在别的城市找不到的东西在上海能找到，可是我在上海得到的东西又让我很疲惫。 谈到北上广就是梦想，我没法反驳，这是真的。 这些年，我被周围陌生的人群裹挟着往前走，一次一次地怀疑，一次一次地反抗，再一次一次地妥协，说实话，我过得不是特别好。 两年前，我一个人去电影院看《后会无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看这部电影，但总觉得要去看看。 其实这部电影就是一个文艺青年的自我纠结，自我怀疑的过程，唠唠叨叨的似乎经历了无数苦难，但仔细看看又没有什么。 不久以后，我发现生活的刺刺在了我一些朋友身上。 我就像当年的你，他们就像当年的我，像我当年跟你解释什么是生活那样试图去说服我，我也每每被他们说服。 我终于可以跟你说一下生活是什么了，生活总有能把你打败的方式，比如房价，比如事业，比如婚姻，比如年龄…… 用你能够看得到的亦或是你看不到的。 这个国家有很多人是过得不好的，这部分人你是看不到的，也许你就是这部分人中的一个。他们无意中死去没有人知道，他们好好地活着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一个一个个体，个体的消亡非常脆弱。 从去年夏天开始我就极少写东西了，因为不知道要去写什么，我的人生经历就那么多，写得也差不多了。 最早的时候我是为了发泄而去写的，后来有点怕了，因为这些都是太私人的东西，我不想去剖析自己，而且我也不想老重复自己，就一直犹豫着，看到一些现象，想写两句，却又无从下表，我怕写不出深度，我又怕引来非议，我变得越来越沉默。 于是我去做了编剧，我还可以编编故事，毕竟我对电影还有一片热爱，我确实写了点什么，但真不知究竟写了些什么，写出来的剧本没有一部是我喜欢的，这是残酷的。 在这四年之中，长越大，越发现浪漫主义只是年少时的一个梦，你没法去改变很多东西，很多东西甚至会把你改变，你会发现世界没有变样，自己的认知却逐渐变了。 你时常会对自己说，不要再去批评这个社会，不要再去抱怨人生，要做一个正常人，要钱，要权，要世故，要圆滑，要变得虚伪。 不要再去追求正义，不要再为少数人发生，要为多数人演讲。 你是要与这个世界为友不是为敌。 我早就失去了一颗真诚的心了，我变得举步维艰，我开始羡慕周围的人，羡慕他们做事的方式。 这个时代我们谈的最多的是诗跟远方，这代人太累了，可是诗跟远方永远留在了八十年代，那个年代还是浪漫和开放的，这个年代的诗跟远方其实还是房子和金子。 成熟就是不跟这个世界对抗了，我完全同意这话，但是很多人并不是成熟了，他们只是妥协了，我害怕妥协，我一直在抗争，我想这是我时常焦虑的原因。 至于我为什么会跟你说这些话，因为我俩毕竟是一对陌生人，虽然相识，那也是四年前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说我想说的，周围没有掐着我的脖子对我醍醐灌顶的人，说我腐朽了。 今晚，我突然想好好写字了，不去奉承权贵，不去迎合主流。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这些年，我也走了不少路，可能没有你多，也不见得比你少，总之有话说，我想找一个陌生人掏掏心，而且这个陌生人也并不能太陌生。 虽然我无法得知你过得好与差，总之希望你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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