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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95年冬，汉高祖刘邦与黥布的军队在蕲西（在今天安徽宿州）对阵。黥布军队十分精锐，高帝便在庸城坚壁固守。远远望去，黥布军队的布阵如同当年的项籍军队，高帝心中厌恶。他与黥布互相望见，远远地质问黥布：“你何苦要造反？”黥布回答说：“想当皇帝而已！”高帝怒声斥骂他，于是双方大战。（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汉纪四》）-这场汉高祖平叛之战的最后结果我们都已知道，那就是刘邦大获全胜，黥布败走，并最后为乱军所杀。但是，在这里，让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个，而是黥布与刘邦对阵之时，回答的一句话：欲为帝耳！为什么我们对黥布的这句话特感兴趣？那是因为似乎无论是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很少有人这么直率地说过。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其他人胆量不够，也可能没有这样的机缘，还可能是不同的人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不尽相同。举例说，秦朝末年最先举起起义大旗，打响颠覆秦王朝第一枪的陈胜，我们就知道他曾经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黥布同为西汉开国功臣的淮阴侯韩信临死之前，则仰天长叹“悔不听蒯通之言”——其言下之意是后悔当初没有能够听进蒯通劝他自立为王的建议。而黥布呢，他的表达来得最为豪爽与直接，并且我以为，他这话其实是应该是很多人的心声。我们或许都听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说法，相对于这样的来自西方的说法，滋生于我们本土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则更为人们熟悉也为人们所理解。那么，在旧时代，“人往高处走”的最高处是什么地方？是帝位，是龙椅。但是，鉴于皇帝只能有一个，而且按规矩只能传给自家的血脉，所以，别人可以羡慕，可以觊觎，但却不宜说出口——那可是灭门之罪呀！至于黥布，他反正已经走上了“谋反”的不归之路，再无任何顾忌了，所以，他才能为人之所不能，大胆地把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对于刘邦来说，其实，他绝非如司马迁的《高祖本纪》开头所说那样，是他母亲刘媪“梦与神遇”的产物，而就是寻常人家的孩子，秦朝地方政权的基层官吏——泗水亭长。既然他能够做得皇帝，那么，对于黥布来说，为什么他就不能做皇帝？更何况，在这之前，刘邦对于异姓王的猜疑与“绞杀”，让他汗毛立正，以致眼下不能不为自己可能的下场担心：韩信之死如果说，还仅仅是给了他莫大的震撼的话，那么，刘邦派人杀死彭越后，把他剁成肉酱分发给诸侯的做法，则让他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安分守己未必就能够让高祖放心，韩信与彭越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想要彻底结束这种胆战心惊的日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做上皇帝。过去，治史之人似乎有这样一个观点：当战乱结束，天下归一之后，谁都不该再去试图通过战争的方式，掀翻既有政权，夺取帝位，因为这不利于社会的安定、百姓的生活。这样的人，是可以用“乱臣贼子”来批判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同时该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不只有抱负而且有能力，但却不可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让他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样的社会正常吗？国家能够真正安定吗？比如说，我们就知道，唐太宗如果按照既有的皇位继承法，就只能一辈子位居做他哥哥李建成之下，做他的臣子，而就中国历史来说，如果这样，那么，至少盛唐的历史就有可能改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其实，很多做臣子的人心里都藏着“欲为帝耳”的小心思？仅仅乎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不敢明说而已，不敢付诸行动而已！汉初“三杰”韩信、张良、萧何三人，韩信似乎是他们中的“欲为帝耳”想法比较明显的，可张良、萧何谁能说一定就没有？或许只是他们天生胆小而已！而对刘邦来说，对后两位事实上也都曾有所顾忌，并逼得他们不得不以不同的方式，努力拉开与龙椅的距离，以免祸及自身——张良是以身体欠佳为理由，晚年很少过问朝政；而萧何甚至不得不采取“自污其名”——低价购买老百姓的房地的做法。故意引发民怨，进而的让刘邦放心。所以，“欲为帝耳”恐怕不能说是什么错。错的是一个社会不能给所有人以公平竞争的机会，让其中的一些人只能采取非常手段寻求上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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