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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我一直是颇有些踌躇的。这不仅因为，“原创”这个概念已经一定程度上被中国学界泛化为“学术创新”“材料发现”“第一次使用西方新方法”等现象，从而消解了“原创”应该是思想理论的“中国当代创造”的意义，使一种学术境界的较高追求，可能降低为每个学者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寻找价值支撑的借口，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宗经思维”已经形成了中国学者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一方面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会从传统经典中去“发现中国思想”并误以为这就是原创，从而将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理论创造放逐了，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会以“西方的经”来代替“中国传统经典”，以“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创新”来代替理论的“中国创造”，把“原创”理解为以西方理论为普世基础来形成“中国特色”，从而把原创理解为“阐释和运用西方理论之个性”而本质上还是依附西方原理。更多的学者，则是在西方“传统经典”和“现代经典”之间做“观念选择”，一旦失去了“选择的对象”，便以“文化认同危机”自况，根本不能产生“中国理论创造”的冲动，与此同时，另一些曾经参与过“文化启蒙”的学者，同样会再次从中国传统的经典中去寻找观念依托，以至于像某丹的论语心得这样介入媒体的行为，也缺乏对《论语》《庄子》《老子》的批判改造的努力，仍然从属学界流行看法，把“追名逐利”与“自然精神”相对立，倡导“知足常乐”“越简单就越快乐”“超脱世俗”的人生态度，用来简单化地面对中国今天的问题……更不用说网络上的“原创”网站和“中国原创文学”这样的栏目，也无时无刻不在消解“原创”的“理论创造”之严峻的意味，把本来一项应该让人产生虔诚敬慕的工作廉价化了、搞笑化了。这些，就是理论原创在中国的陌生化基本境遇。 从我自己的研究来说，当然是喜欢面对和挑战这样的难题的，而且近20年来也是这样做的。中国当代理论家，应该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上做建立有自己理论逻辑起点的理论之持续的、坚韧不拨的努力，但要让更多的学者也能够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面对和挑战这样的难题，我还是有些犹豫的。这种犹豫同样来自这样一种学术现象：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真正在理论上有原创性的学者，总还是少数，多数学者在世界观和重大的思想理论上，总还是依附性的、选择性的，并且只能在对经典的理解和阐释上形成一些自己的看法，加上东方文化本没有西方理论那样严格的逻辑思维和理论批判传统，我们不可能要求多数学者在思想和理论上产生原创性的成果；因为放眼展望东亚，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也没有产生影响世界的东方现代理论，何必唯独来要求中国？但原创之所以不是一种“学术要求”而是一种“学术倡导”，原创问题之所以在中国今天提出来，作为学术界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共同期待，又是因为：岂今为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和理论，均主要是西方人提出来的。如果这些思想理论，或其中一些思想理论对中国建立自己的全球范围内的“主体性形象”是有用的，如果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可以经过学术论证和思想推理，能够成为中国现代人的价值规范与人生依托，原创问题或自主创新问题自然在中国就不是那样的迫切。问题是，全球范围内的理论创新很多，但中国学者基本上还没有原创性的、对全球现代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成果，也还少有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有重大理论贡献给世界，特别是还没有在全球市场背景下提供出不同于西方宗教、也不同于儒家伦理的解决精神和心灵问题的思想方案，并通过影响东方人的现代精神生活来影响世界，这可能会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世界范围内的自信心，作为素有对天下负责传统的中国，如何能轻言不再承担这样的责任？如何能以东亚诸国“也是如此”为缘由放弃这种责任？ 也许有学者会说，有没有中国人的思想理论原创并不是很重要，普世伦理的存在可以没有必要去区分中西，只要有道理就可以。像民主、正义和自由，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这个问题的论证可以写长篇论文，这里我只想指出这样几点问题： 一是且不说中国人是否能形成西方人那样的“民主”“自由”的理性和社会结构，以至于我们常常借西名行中实——比如像最近实施的高收入者纳税，看起来也像与国际接轨，但有网友就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取之于民”纳税人能快乐起来吗？退一步说，即便中国人经过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可以做到人的“表里一致”，精神、心灵、信仰这些问题是否也可以靠基督教去解决？另一方面，“民主”“自由”“正义”的积极意义，是不是对赞成这样观念的民众没有素质和其它价值观念上的要求？对中国传统中愿意以“个人权利”换取“发财致富”和“平安即福”，对一个说不出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别人怎么过我就怎么过的依附性的民族，“民主”和“个人主义”真的会产生现代性的意义吗？于是这样的提问就产生了：历史上曾经有过适应解决整个人类心灵问题的思想和理论吗？如果没有，我们如何论证靠西方人的理论就能解决我们自己的“满足于世俗化快乐和安逸”之问题？又如何解决学术界普遍的变相抄袭西方理论而不以为耻之病症？如果不能论证，我们今天就没有可以依傍西方理论的理由。 二是我认为笼统地说“西方理论对中国有没有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西方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产生了大革命，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新潮文学”，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产生了巴金的《家》，但这样的有用，却不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代表去影响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所以鲁迅、巴金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亚洲或本土，中国的新潮文学更是走不出中国，如此，依附西方原理的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自然也就不具备与西方对话的资格。所以上述创新也就不能揭示出真正的“中国没有自己创造的现代文化影响世界之问题”。上世纪80年代喧嚣一时的“主体性”也是如此。因为西方的“主体论”难以面对“由理解世界贫困的个体能否形成主体”这样的“中国问题”，其实践功效就会与反封建性的个性解放混同，在“中国究竟需要建立什么样的主体”“中国式主体如何处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中国现代主体建设的方法论”等问题上，如果我们的审美抒情大于原创思考，这样的“主体性”理论再有影响又有什么作用？与此相关的是，认识论哲学进入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可以建立认识论哲学的“谈论方式”，但并不一定有认识论哲学之“质”。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并没有在对世界的基本理解上百年来产生了自己的“认识”，而只是不断地选择西方认识论的各种理论成果，并且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和时代需要所制约，也受自己的情感和感受所制约。这是理性的贫乏，当然也是认识论的贫乏。 三是在不少学者的心目中，如果以日本等国家为参照，传统的文化与西方的制度在东方语境中并立，是一种理想的现代化形态，并且有《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作者贝尔的“三分天下”理论做支撑。而我之所以对类似观点持保留看法，是因为文化与制度分离的背后必须有价值同构性，这种同构性在今天的中国是什么？因为同构可以是“二元对立”，但不可能是在中国这样的“什么都混在一起”的文化中能实施成功。如果日本文化是以“白天的高度谨严认真”与“夜晚的随意放纵”建立起一种“互不相干”的文化理念的话，那么，在中国这样的浑然一体的文化国度，“分离”就容易导致“文化碎片”和鲁迅所说的“一盘散沙”，我们要建立“互不相干”的文化，就必须有创造性思考。即便这种三分天下在中国某种意义上是可行的，中国人自己也有一个协调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与西方市场经济状况下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原创性课题，而不可能像奥运会冠军刘某歌那样，赛后说自己常常读《道德经》——如果竞争和成功是一种哲学，成功后又是另一种哲学，这就会导致观念的破碎。因为得不了冠军你就不好说自己常常读《道德经》，得了冠军还是不能用《道德经》去作为自己奋斗的指南。所以，在中国如何尊重“整体性”又“可不限于整体性”，需要建立新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出场的话，必然也不同于贝尔所说的“三分天下”之观念。 关键是，解决上述难题，在中国不是一个由少数精英去努力、大多数学者拿来使用就行的问题，而是如果没有原创性努力的土壤，如果没有形成尊敬原创性努力并在现实学术评价中建立与这种尊重相匹配的评价机制的话，少数人的原创性努力，不是可能会被扼杀，就是不能得到应有的鼓励和重视。尤其是在讲究群体化努力的中国，如果先秦没有百家诸子的努力，后来怎么可能有“儒道互补”的模式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体制的“同一性”结构？而没有夏、商、周的文化积累，孔子的《论语》又怎么可能形成独特的话语形态？如果说集群性的努力氛围是中国式原创的文化土壤，那么，原创在今天就应该是每一个有责任的学者的事情，而不是“少数搞理论创新的人”的事，至少，这是每一个学者都应该有的一种审美意识和状态。更重要的是，这也不是一个仅仅提倡“理论原创”就行的问题，而是要在现实评价机制中建立以“理论原创”为学术最高境界的“共识”并以此来评价学术现实的问题。果真如此，中国理论创新的“低程度创造”问题将一目了然。 也因为此，对“理论原创”的理解，不是说要求中国理论家必须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理论和观念的独创，也不是排斥一般有新意的学术论文，而是希望中国学术界、期刊界都能建立这样一个平台： 其一，把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当代原创性思想、理论，作为我们的一个持续的、潜在的价值追求，通过个人的努力为之增添一砖一瓦。这样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每个学者满足于介绍和阐发已有的思想和理论，由这样的学者构成的学术群体，就很难使得在全球格局中发出自己影响世界的声音；而把发出这样的声音当作与己无关的事情，很可能会造成一个“经济强盛、文化虚弱”的状态。而文化的虚弱又会反过来使经济的强盛处在不稳定的、非持续性发展的状态，所以中国文化整体上的自主创新，来自每个人的努力。这就跟没有群众性的足球爱好，靠训练少数足球队员就想不是偶然而是持续地走在世界足坛的前沿，是不可能的一样。既然是努力，它就包含和尊重“不太成熟的自己的看法”，而且把“有争议性”看作是有思想原创价值的一个具体法码。在思想史上，有独创性的思想总是有争议的、有误解性的，因此也是有启示性的，最没有争议的是习见和常识——后者从原创角度看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但是，在中国学术评价体系中，不少学者宁愿认同引经据典、材料充分而学术见解大同小异的论文和论著，也不愿意认同自成一说、但还不一定成熟严密的理论新说，就是一个“阻碍理论原创”的充分的说明。 其二，“理论原创”应该是我们看待和分析中国文化、思想、文学状况的一个“价值坐标”，以暴露我们在学术上、观念上、思维方式上可能存在的各种“中国问题”……我个人以为，有没有这样一个“价值坐标”，是你能不能发现有特性的“中国问题”的关键。你可以依据西方后现代理论说中国处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也可以依据传统理论说现代中国有“道德失范”之问题，但你更可以像鲁迅以“虚妄”为价值依托发现中国民族性中的“阿Q”问题一样，说今天的中国问题是“多元”和“失范’均概括不了的。于是，那是个什么问题？就成为你发现“中国式问题”的一个契机——因为“失范”可能意味着回归传统伦理价值中心，而没有现代理性支撑，也不可能建立起有意义的“多元”，如果也难以建立西式的现代理性，这个“中国式现代理性”是什么，就成为一个需要创造性思考的命题，笼统地说要建立“现代理性”是没有用的。为此，我不是一般提倡“问题意识”和“中国问题”，而是特别提倡“独特的中国问题”，并通过面对这样的问题，去发现原创性理论的生长点。如此，问题性研究和局限性研究，就作为理论原创的基本方法论之一。我之所以提倡这样的一种努力，首先是因为我自己的学术研究经验在告诉自己：只要你不放弃努力，其实就可以不断体验到这样努力的成绩。虽然每个人的性格、智商和水平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有没有这样的努力，其学术格局和境界肯定会有差异。我个人认为：原创性追求是一个学者毕生应该努力的目标，不管这种努力是否有原创性认同的文化土壤。 其三，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从大学、中学到小学，均应该从“满足于知识传授、传播和竞赛”向“以批判创造能力激活和穿越知识”的方向转换，才能逐步建立起支撑“中国式理论创新”或“理论原创”的土壤。要完成这样的教育转换，首先需要改造儒家“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观念，建立起“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批则殆”的新的“学”“思”“批”缺一不可的新型“学习观”和“思考观”。即：思考如果满足于“理解”“消化”性思考而不能对所学知识进行“批判创造”性思考，使学的知识不是“死”的，就是“异己”的，知识就没有通过“批判创造”化为自己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能通过“批判与创造”建立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看法，也就不可能形成走向原创的研究状态。 所以，中国学者为什么功底深但缺乏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观，原因概在于从中国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均没有完成上述教育观念的转换。所谓“现代教育”，只不过是借鉴西方学校方式传播西方知识而已，以“博学”为学术最高境界的教育观也就没有得到根本的反思和改变。这同时也是中国理论界只是“呼唤原创”却不知道“如何进行原创”实践的原因。其结果，也就会产生“没有知识积累就没有原创”这一根本不能成立的看法。因为用这一看法去检验中西方思想家，多半他们都是不合格的。于是，“什么是理论原创意义上的批判”？“什么是理论原创意义上的创造”？就应该成为中国学术界、理论界、教育界共同努力探索的一个首当其冲的重大课题。 作者介绍：吴炫，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哲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原创》主编。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太原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他建构了否定主义理论体系，涉及文艺批评学、文艺学、美学、哲学，出版著作20部，编著17部，发表论文370余篇，学术随笔200余篇。本文发表于2013年《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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