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中国读者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制约和影响非常深，常常会把伦理性文化以及由此奠定的常识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尺度,“忍辱负重”、“清廉正直”、“大义凛然”等人物形象就会被视为正能量的英雄，承载这样形象的作品也因此会被称为好作品。反之，考虑自己生命、欲望和利益的人物形象一定程度上就不会得到正面评价甚至是反面和负面评价，这正是“文载伦理之道”传统的具体体现。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又把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民主自由思想以及今天的市场经济思想，当作我们看待文学作品价值的尺度，动辄以“个性解放”、“个体尊严”、“自我意识”、“市场效应”这些观念去评价人物形象及其作品，这同样属于“文载西方之道”。可是我们看看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其人物形象和文学立意，却不是上述中西方文化观念可以解释和概括的。无论是哈姆雷特、格里高利、萨宾娜，还是贾宝玉、韦小宝、孔乙己，都不是上述这些文化观念可以概括的。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学在生存性质上基本上没有现代化，把西方各种人文观念和文学观念引进过来阐释一番,也没有触及到“文学不承载任何观念而是消解任何观念”这一文学本体性问题。忽略这样问题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自然在我看来性质还是的传统“载道”文学。即便写出了再多的“个性解放”的作品、符合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品，也不一定是体现文学创造性的好作品。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现实伦理、政治以及常识的评价中突围出来，用作家是否有“个体化体验性理解”为尺度来改造群体化的人文观念，才可能发现文学的本体世界，文学鉴赏与批评才是触及文学性的，也才可以解释古今中外优秀文学和时代的、传统的、伦理的价值观念保持着的一种审视性的关系。 讲汉代的文学，《史记》是不可回避的。因为讲中国文学史，如果同学们只知道四大名著，唐诗宋词，你在各个场合进行学术交流和闲谈的时候，你不知道汉代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伟大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在相对文化禁锢的汉代也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那么你的文学经典的知识结构就是有缺陷的。我在对《史记》阐发之前先提个问题：什么是历史？回答这个问题请注意历史史料是否是客观真实的问题。历史事实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根据什么说历史事实？除了考古，我们大部分阅读的历史文献，能不能说是历史事实？一般我们的历史观念都是建立在尊重事实和史实基础上，但似乎很少对历史文献说的史实进行甄别。如果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叙述记载，我们常常会进行比较找出中间值作为历史真实的依据。但中间值是否真的可靠？如果两种或三种不同的描述差异过大，存在不存在三种描述都加入了主观成分的问题？如果无法证实和证伪历史事实描述的主观性、倾向性，我们就很难说这些史料就是记载了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如果历史史料是从不能避免主观性的文本上获取而来的，那么就很难存在完全客观真实的史实。因为任何文本一旦经过了人的记载，就经过了人的价值选择和过滤，同样的事实，人的因素的介入会产生不同的说法。这就是殷商文化的文字记载多半都是周代以后的儒家记载故很难避免主观评价一样。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找不到纯粹客观、纯粹真实、或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和史实。 克罗齐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对过去历史材料的描述、分析和评价。每一个时代的描述、分析和评价很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像曹操这个人物形象，我们过去是怎样去评价的？“奸雄”。今天你还这样认为吗？即便《三国演义》把曹操写得问题很多，但是历史中的曹操不是小说中的曹操，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并不是奸诈的形象。曹操在历史上一会儿是红脸，一会儿是白脸，似乎都能说通。真实的历史人物可能就是复杂的，不能进行单向度的分析和评价。如果我写曹操，他可能是不红不白的。实际上考察任何人，他都可能是既有红的一面又有白的一面，还有其它的颜色。严格意义上人都是复杂的生命体，身上都是善恶并存的，只不过你可能并不想发现它。如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观点去看《史记》的话，《史记》就是史马迁自己的历史叙述。 为了“一家之言”的司马迁 于是我们今天读《史记》的价值就在这里：因为史马迁进行了有自己史观的历史叙述，所以其价值不在历史真实，而在历史选择、描述、分析和评价上。《史记》的文化价值首先体现在司马迁写历史的态度和追求，体现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化建设中每一个体的人生价值取向的启发上。今天我们每个文化人应该追求什么？司马迁已经做出了很好的实践。所以我的创造性人生追求的看法并不是凭空得出的，不是望尘莫及的，司马迁其实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司马迁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对自己当时正在编纂的《史记》的评说，他把“立一家之言”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有如此的追求，人才会忍受任何艰难和痛苦，哪怕忍受人身人格的侮辱也要坚持下去。这才是司马迁为什么选择宫刑的原因。换句话说，自我的创造性实现才是一个人不在乎贫穷、艰难和痛苦的终极动力。 实际上，琢磨司马迁的人生实践，我们就会想到中国的一些伟大的著作都是这样写出来的。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韩非囚秦写《说难》、《孤愤》，更不用说曹雪芹穷困潦倒创作《红楼梦》了。西方作家也同样如此。我曾经和同学们提到过的梵高，一生都是在生命的贫困中挣扎的，常常需要亲人的救济，其情感生活也是一次次失败，但是梵高的作品现在拍卖价值却是最高的。这说明一个道理：人生得到的和失去的是一样多。有的人活着功成名就、养尊处优，但是往往进入不了历史，或者在历史中占据不了像样的位置。典型的例子就是欧阳修。欧阳修当时的地位远远高于苏轼，是苏轼应试时的主考官，但是在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人们对苏轼的爱戴和敬仰远远超过了欧阳修。这种反差甚至被当时的欧阳修当时就意识到了。活着的时期被人们拥戴的多，死了以后就会拥戴的少，活着的时期被人冷落，却有可能被世世代代拥戴，司马迁同样属于后者。 说到司马迁，就要说一下他所受到的宫刑。当时司马迁为了他的朋友李陵将军打抱不平。武帝派将军李广利和李陵领兵讨伐匈奴，李广利有三万兵马，但李陵只带领步卒五千人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皇上用兵不当。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汉武帝给司马迁的选择是，一是死亡，二是比死亡更残酷的刑罚——宫刑。司马迁因为要完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最后选择的是后者。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甚至想到了自杀。当时的司马迁已经开始写《史记》了。因为司马迁对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高官都秉性直言，从不隐瞒他们的缺点，所以当朝的最高统治者并不喜欢这样的著述，这其实也是司马迁入狱的原因之一。 我有时候就在想，如果我在当时会怎么样去选择？属于自己想做的重要的事还没有做完，我还不能死。如果仅仅是为了活下去，那还不如选择死亡。台湾作家三毛也是这样。她的作品是人生和艺术一体化的，所以你分不清她哪些是生活哪些是艺术。三毛自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她已经在爱情上完成了自己，无法超越。她和荷西的爱情无法超越，在荷西死后据说她曾经遇见了西北歌王王骆宾。她也曾向他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之情，但是没有被接受。这可能打击了三毛，但是这个打击从侧面更加体现出她与荷西的爱情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顶点，三毛已经不可能投入她和荷西那样的感情了。一个女人，爱情往往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所以是可以为爱牺牲的。就像《色·戒》中的王佳芝为和易先生的感情愿意去牺牲一样。其实易先生也爱王佳芝，在真实的历史中，易先生并不想杀了王佳芝，而是易先生的老婆逼着他杀王佳芝。 司马迁的选择是为了自己《史记》一家之言的建立。言下之意是为了创造自我，人才可以什么都可以忍受。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思想和理论之“我”来，才是人生的最大意义，这就具有穿越世俗人生以及生与死的重大意义了。或者说，为了这种意义的实现，死亡和屈辱人都是可以穿越的。这就不是为了“活着”而忍受屈辱，而是为了“信念”可以穿越生死与功名利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很多围绕功名利禄的“活着”，这种活着如果不是为了“创造一家之言”的话，当然就不可能有超越生与死、荣与辱的力量。即便有“忍辱”的行为，也就不具备司马迁的能够忍受“宫刑”的意义。也就是说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要问一个“我为什么要忍受屈辱”之问题，才可以将“为了过读书思考写作的生活”与“为了创造一家之言”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区别开来。 从“一视同仁”到“一视同人” 那么如何理解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呢？在说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之前，我们首先要总体把握一下司马迁对于世界的理解视角。“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对世界的一个总体的思考视角。“天人之际”意味着世界就是人与历史、社会、世界、政治和伦理的关系，这些关系总体上并不受天人合一关系的制约，“之际”不同于“合一”。也就是说司马迁借助了“天”所包括的自然、文化、伦理与“人”的关系命题来思考人的个性、能动性和复杂性对历史的作用，于是历史的主体只能是“人”。儒家文化是人对天的依附的思维框架。“天”可以具体化为伦理、皇帝等，如果人对天是依附的，那就只能用儒家文化来分析判断历史事件和人物，也只能用皇帝和圣人的观念来看待芸芸众生，也会用“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等价值观念去评价历史中的人和事，在历史书写中就不能体现用“一家之言”来进行人事的分析和判断。司马迁突破了这个框架，重点研究的人对天的“动”，这直接造成了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人的历史”。我认为这是司马迁很重要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也是中国历史书写中弥足珍贵的历史书写。 首先，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表现在他是写“人”的，“人”是大于“事件”的，从而突破了中国正统史学以史实、事件为主的描述方法。班固的《汉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也非常重要，但是它属于以天、伦理、史实为主体、重点，而不注重对人的思想、性格、缺陷的刻画分析。所以扬雄、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是不高的。扬雄认为史马迁的《史记》违背了孔子学说，班固觉得司马迁的作品不符合传统史学的框架。也可以说，汉代以后司马迁作品的史学地位是不高的，因为这是扬雄和班固制约史学界的时间段。在宋明以后，司马迁的历史地位和独特贡献才开始被重视。所以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一定要抓住一个字，那就是“人”。司马迁是借事件来写人。司马迁认为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和决定因素。所以如果把人遮蔽了，那就不是真实、深刻、可感的历史。《史记》中写人的最著名的是《项羽本纪》。项羽自杀之前说了一句话：“天之亡我，我何度为？……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这是非常典型的“天命观”和“面子观”在项羽身上的体现。如果按照正统的儒家伦理去看待的话，天命关照刘邦，天命不关照项羽，历史事件就可以这样去评了。但是司马迁在这个事情上是不赞同“天命”观的，而将项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这个人的个人因素。或者说，他的思想和性格，正是他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看待项羽思想和性格的问题有两个角度：第一，急于称王。还没有打败刘邦他就开始称王了，不仅帝王思想相当严重，而且好大喜功。争强好胜。第二，杀人如麻，草菅人命。项羽打败秦军之后对其俘虏本来是可以充分利用的，结果项羽把二十多万俘虏全部杀死，这就以不尊重生命的暴戾形象把民心也杀死了。这两个问题说明项羽不仅缺乏帝王的素质和资质，而且也是一个心狂气躁把”英雄”称号看得过重的肤浅的英雄武夫，难成帝王之气，也难成女娲那样的拯救苍生的大英雄之格局。这方面刘邦就不一样了。项羽一路屠杀，刘邦一路安抚，两种价值取向的区别就显露出来了。不管刘邦的安抚是政治策略还是政治目的，至少获得民心和呵护百姓是一个好帝王必备的资质，尽管刘邦比项羽在人品上不如项羽坦荡、率真、勇敢、重情，而好色和阴险，也使刘邦背负“小人”的恶名。但这实在是我们的价值判断的问题。“好色”是生物本性，好色又尊重女性是人性正常，好色不尊重女性则是人性之丑恶，好色又没有胆量的偷看则是人性之猥琐，刘邦属于哪一种呢？恐怕不同时空和前后期的刘邦不能做一概而论的简单评价。在这点上，司马迁对人的复杂性把握得非常准确：刚愎自用、狂妄暴烈、长胜将军助长了项羽的性格缺陷，而游手好闲、贪图富贵、偏听偏信、能屈能伸，又使得刘邦的性格和品性复杂起来。如果按照莎士比亚的戏剧看法，他认为人的悲剧多来自于自身的性格。当然性格的范围是比较大的，性格和品性有时候是有关系的，性格很难有首恶，但品性会使性格产生首恶的行为。性格可以改变吗？性格属于天性很难干部，我们只能改变自身的思想和品性。如果项羽有尊重生命的观念，刘邦有尊重人才的观念，可能就不是《史记》所呈现的形象和命运了。两个相爱的人是否能在一起生活，往往也在于性格上是否相处和谐，观念上是否能一致或相互理解。但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就是按照自己的性格去要求别人，从而产生矛盾，或者按照自己的观念去改变他人，产生专制。 刘邦和项羽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其实都有毛病。项羽是不学无术的，凡事只想用武力解决，而刘邦实际上是好逸恶劳的。这两个人都有缺陷，但是刘邦成王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成王的人其人品也不能得到我们的肯定，人品有问题的王能造就什么样的国家，由此也成为一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儒家要求一个人成为“人品好”的人呢？其中最主要的人品标准在于“无私无欲”，这样就不会与政治的功利要求发生冲突，而“君子坦荡荡”，自然也就不会因为“阳奉阴违”消解政治的集权力量。所以某种程度上孔子的学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史记》虽然非常推崇孔子的影响力，但是并没有按照儒家学说那样去观照历史，而是展示帝王将相的思想性格缺陷，这就突破了儒家文化美化帝王的窠臼。写英雄和帝王目的是在写人，是让后人把帝王将相当复杂的人去看。所以可以说司马迁是中国最早的人道主义者。如果“阳奉阴违”是一个贬义词，那么司马迁写《史记》也可以是用“阳奉阴违”的方式写历史。“阳”是赞扬儒家的，“阴”是消解儒家的。 其次，司马迁写人，不仅仅只写帝王和将相，而且侠士、商人、妇女等，司马迁都给他（她）们立传。只有一视同“人”，人不分等级，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传统的史书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故事，普通老百姓是进入不了的历史的。《汉书》和《资治通鉴》基本上都是官史，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是司马迁突破了这个格局，所以《史记》里面什么人都有。仅此司马迁就完全可以和西方文化打通，《史记》是最具有现代意识的，甚至可以与贾宝玉对待女性尊重观点相关联，因为司马迁尊重所有人，这是因为他把所有的人当人，而不是从等级、地位去看人，仅此一点司马迁就属于一家之言了，在古代没有人像他这样去写史传的。如果是苏轼，他也会为和尚、歌姬立传。所以大家看中国的文学史一定要注意这些把人当做人来尊重的作品，这些往往是异类的、独特的、边缘化的，但是也是最有个体创造价值的。 关于《货殖列传》 《史记》还有一篇要去读，《货殖列传》。所谓“货殖”就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简单的说就是“发家致富”。在这一篇列传中，司马迁说了很多包括不同阶层各种发家致富的方法。这说明中国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是无法分开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应该是彼此渗透的关系。孔子的弟子子贡是最富有的，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子贡经常去帮助他，使用钱物去帮他宣传，所以孔子能扬名天下与子贡的奉献关系很大。在中国，人的影响、名声不可能完全脱离物质性的东西，“轻物轻利”在司马迁这里得到了审视和扬弃。在司马迁总体的观念中，农工商是并立的，所以他列出一章写各种各样的商人。越王勾践也是通过范蠡、季然这两个人的经商头脑来使越国强大，所以司马迁在列传中把这两个人作为重点进行记载描述。他认为钱财对国家、家庭的幸福稳定以及个人声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点是《史记》的一大特色。 汉代作为中国文化史上非常繁盛的时代之一，其原因是什么呢？得益于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人人的欲望都能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一个朝代经济和文化都宽松的话，往往来自于政府较高的开放程度。但是我们应该想想，汉代经济文化就已经开始繁盛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几千年了，为什么我们建立不了重视商业和文化并立的新型文化结构？原因在哪里呢？ “轻商”和“重商”是一种恶性循环。在改革开放以前，实际上是“轻商”的文化，明清之际的商业也有很多机会和资源，但是没有得到发展，原因在于我们的儒家文化观念还没有得到改变。轻商和重商都是错的，轻等于重，扼制就会导致放纵。现在是用扼制的方式来反腐，但是并没有在人的内心思想上解决人对利益的健康态度问题。所以一旦政策放开，民众就会拼命地消费。这是循环性的教训，在文学史上也是这样的。“载道”和“言情”的文学观就像是波浪似的运转和变换，这样的话历史就成为循环的，儒家文化就制造了这样一个循环的观念。“克制”和“放纵”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循环的奥秘。要突破这种循环，关键是改造儒家“节制欲望”、“轻视商业”等基本观念。 所以我的观念改造是：尊利而不唯利，尊重欲望但是不唯欲望，利益和欲望才能放松和健康，而放松和健康我们才能超越欲望。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轻视和节制欲望，而是尊重我们的各种欲望。因为人的生存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继承依附模仿学习认同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人的自然世界，自然世界的循环性使得我们以延续为生存性质。尊重这种延续和循环就不能掠夺自然、节制欲望、无视本能，但是对于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太过依赖，以至将文化创新问题也纳入延续的框架，那样就会“变器不变道”，观念之道就不会改变，始终不改变的“观念之道”如何应对新出现的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由于我们只能在轻利和重利之间循环，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会导致我们只能说出与利益相关的理想，我们几乎说不出我们还需要什么？如果我们不说个人利益，我们也只能说大多数人的利益，司马迁以“一家之言”作为人生理想这件事，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人生最重要的在于创造一个独特的我这件事，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如此一来，“创造自我”这个概念就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身体力行。 谁是真正的英雄？ 项羽和刘邦各自都有缺陷，但是一个英雄不会因为有缺陷就不是英雄，恰恰因为有缺陷才成为“人的英雄”而不是“神一样的英雄”。可惜，这正是我们在英雄观念上一个很大的问题。英雄首先是一个“人”而不受一个“神”或“圣”，人的英雄性不是克服人的缺陷,而是能容纳人的缺陷的。英雄性不是屈原式的人格完美，品格完美，人性完美。英雄性是就作为英雄行为而进行的努力，而不是将这种努力看成与人的缺点相冲突的。英雄性体现在他的人生追求以及达成的目标和方式中，而不是克服属于人的缺陷和欲望。对于刘邦与项羽而言，他们的共同追求在于什么？身为王者，都是要济天下的，去为百姓谋幸福。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刘邦虽然成功，项羽最后失败，但这不足以评价他们是否能成为真正的英雄。英雄不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项羽虽然失败了，但不见得不是一个英雄，关键是看他追求什么？无颜面见江东父老乡亲，是否透露出他的追求过于在意英雄之形象或英雄之名、过于看重所谓英雄的气概呢？项羽有勇有谋，武艺高强，这些其实都还不是我们评价作为王者的英雄性的主要标准。“勇”和“谋”不一定是服务于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勇”和“谋”是可以被利用的。“霸王”的“霸”，也许与性格有关，比如我们常说一个人“霸气”，这不是贬义，也不是什么褒义，如果是秦始皇那样的“霸”就有问题，如果是李世民那样的“霸”就应该没有问题。王者的“霸”可以是一种力量，也可以是一种专制，关键是看能否造福百姓，能否为天下百姓的幸福和安危着想，而不仅仅是“为江东父老”着想。能够造福天下百姓，这个人的“勇”和“谋”就是向善的，即使失败了也依旧是英雄，否则其英雄性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这样来看的话，项羽的一生都是在捍卫他的霸气。“霸气”在项羽这里是一种唯我论，是一种“唯我天下第一”的“英雄气概”。为了捍卫的这样的形象致死不愉，似乎死得很壮烈。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他死得壮烈和充满豪气而觉得是大英雄，那就缺少一个王者“为什么而死”的考量。为自己的英雄气概而死，还是为天下百姓谋幸福而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死。 这就牵涉到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先烈和前辈的评价了。在宽泛的意义上，敢于牺牲者都是英雄，在历代农民起义中，在抗美援朝中，国共两党冲突中，在抗日战争中，都有很多壮烈和英勇的牺牲。但是如果牺牲的目标是模糊的，死得再壮烈、表现再英勇，我们也不能称为真正的英雄。比如抗日战争是捍卫民族尊严、领土完整，目的非常明确，所有的抗日烈士都具有英雄性。而其他国内战争和农民起义，其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就值得深入追问和思考了。是争夺权力的战争，还是为百姓谋幸福的战争？什么才是为百姓谋幸福？这都需要放在历史和全球化的视野中去考量和追问。是以强欺弱的战争，还是以弱抗强的战争？是捍卫人和民族尊严的战争，还是强国进行文化控制的战争？这些也都需要追问和考虑。战争双方都有各方视为英雄的现象，对这些现象的评价有没有统一或相通的标准？一般说来，为一个明确的、有价值的、全球通约的标准和目的牺牲你不会后悔，为一个不明确的目的牺牲你就会后悔了。比如为拯救生命、为对抗人格污辱、为爱情而牺牲的这些行为，我们始终不会后悔其价值和意义，当然这样的牺牲就具有真正的英雄的意义。所以为什么在《泰坦尼克号》中的杰克是不会后悔的，因为他是为了爱情牺牲，但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为共产主义信念而牺牲，今天保尔的后代可能会反思。苏联今天的发展已经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对这段历史的反思，这样的反思该如何评价？冬妮娅的行为在保尔的眼中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被批判，但今天的俄罗斯青年如何看待冬妮亚，就牵涉到我们对保尔是否是有生命力的英雄的评价？ 在今天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理性”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内容，因为现代化就是在笛卡儿“我思”的意义上拓展出来的。“理性”就是对“为什么而死”这个问题的追问，而不再是“死的壮烈就是英雄”的简单判断。刘邦的政治追求是什么我们先不做分析，刘邦的人品阴险、个人私欲明显，这些都可以作为在儒家人格上的缺陷来看待，但是这些缺陷与儒家的“伪善”又是分不开的，“私欲”与人性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是分不开的，这些有可以是中国第一个贫民出身的皇帝亲和民众心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刘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最稳定、被世人所认同的大汉王朝。造福于民就意味着对秦王朝的暴政、苛律做了重大改造。汉朝去除了徭役、田税，在用人上基本上容纳百川。这都是与作为农民的刘邦的亲民政治分不开的。所以尽管刘邦的英雄气概和人格品性上似乎不具备我们的英雄理解，但是作为一个为百姓着想而不是个人名利考虑的“王”，刘邦却可以作为一个真正的英雄来理解。但是刘邦人性上的缺陷也导致了汉王朝的问题，也导致了自身的问题。吕后篡夺政权实际上暴露了刘邦政治理念的缺陷，个人好色淫欲倒是其次。关键是如何呵护百姓的幸福要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教育理念。这就意味着刘邦没有在如何造福于民上进行持续的政治反思和改革。如果这样做的话，刘邦在我心中就是一个优秀的皇帝了，后来的君主可能多多少少不如他。可以说，后来的朝代都是延续了刘邦汉朝的制度。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虽然刘邦活着没有死，但是他的英雄性体现在造福于民的努力，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中权势、谋略也被他用于造福于民这样一个政治目的。 这样看待项羽、刘邦，也适合看待古代帝王人物、知识分子和民间人士是否是“王的英雄”、“人的英雄”、“民族的英雄”等等。这当然是在现代性思路下对“英雄”的理解。现代性的考量必须是能够尊重生命、造福于老百姓的，而不受权力的斗争。当然对“造福”也可以进一步追问。什么是百姓真正的幸福？也存在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回答，甚至也存在“中国现代的”和“西方现代的”有差异的回答。为此去努力，生也好，死也好，艰难也好，挫折也好，都不惧。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真正的英雄。做什么样的努力，有什么样的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有一个基本的理解，用它为尺度看他是不是英雄，不能仅仅根据生和死，个人的品格来论英雄，这同样是我们分析《史记》必须注意的问题。 作者介绍：吴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原创》主编。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太原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他30年来致力于否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涉及文学批评学、文艺学、美学、哲学，出版著作20部，编著17部，发表论文370余篇，学术随笔200余篇。 著作摘录，注释从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