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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死在巴黎，在一个下雨天”，诗人巴列霍在名为《黑石叠在白石上》的诗里如是说。非常幸运的是，他不幸地预言了自己的命运——1938年4月15日，他果然在雨中的巴黎去世了。 秘鲁诗人巴列霍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另一位拉美文学巨匠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的经典叙述技巧——“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只需要对他的这句带有自我预言色彩的诗歌稍微进行还原手术，就能获得预言实现后的精妙——“多年以后，巴列霍死在雨中巴黎的时候，准会想起他写下'我会死在巴黎，在一个下雨天’的那个遥远的日子。”对于一位诗人而言，生命终老于自己先知般的诗歌裁决下，无疑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幸福。事实上，他的命运就如他在诗里判决自己的死刑一般由死而生。生前的巴列霍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成功，在他死后却影响深远，尤其是近年以来，他的声誉逐渐超越了另一位更为世人熟悉的秘鲁诗人聂鲁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句诗又像是一个悖论——他会重生在巴黎，从一个下雨天开始。 巴列霍于1919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黑色骑手》，他用语言展现了伦勃朗在绘画中表现出的调控光影和色彩的才能。对于表现形象，比起语言来无论多么抽象的绘画都是写实的，巴列霍仅用语言就企及了伦勃朗的天赋，这不得不令人折服。这本诗集中的同名诗歌《黑色骑手》，仿佛是诗歌中的《夜巡》，彼此跨越两大艺术领域形成了互文。苦难与憎恨构成了生命中巨大的黑幕背景，“它们是灵魂的弥塞亚门的严重倒退”，“宝贵的信仰”遭受“命运的嘲笑”，生命被耽搁在光明与黑暗交织的边缘。“可怜的人”背对无限的黑暗、面朝一线光明，可领路的人却是 “死神派到我们这里来的黑色骑手”，他的脸比任何的人都清晰可辨。最后，诗人感慨道——生命中有如此猛烈的打击……而我不知道缘由！尽管《黑色骑手》与《夜巡》在主题上并不相同，但在构型上却极为相似。巴列霍将画面中的光源定格在死神的领地——无限黑暗的深渊，黑色骑手处于被光明围绕的画面中央，可怜的人紧随其后由黑暗走向光明。与伦勃朗不同的是，巴列霍的色彩点金术具有明显的反讽性，“生命/死神”所对应的是“黑暗/光明”，刻意颠倒黑白的反讽修辞营造了一个明暗诡谲的悖论世界——可怜的人时刻生活在黑暗与光明互相渗透的混沌之中，分不清两者是朝着哪一个方向蔓延，更无法分辨冲着他们袭来的“如此猛烈的打击”是出于光明，抑或是出于黑暗。在微弱而又扑朔迷离的反讽后，巴列霍嘎然而止，他回归到了先知的身份，并且回归到了正谕话语。他宣告了人间一切苦难的表现形式——生命中四处都埋伏着不知道缘由的猛烈的打击。 巴列霍早年对于诗歌中色彩和光影的迷恋绝不只是如此，其中蕴藏的反讽性也从不曾停止过，最终反讽修辞和悖论特色构成了他诗歌中的世界图景。“在黑暗中地球有棺材的边缘”（《黑杯》），诗人看见在明暗交错的边界上地球和棺材并排而放，犹如一对孪生兄弟般亲昵；“我曾梦见飞行”（《暗光》），飞行是最浪漫主义方式的迁徙，梦里微弱的光亮就足以指引远离现实的动力；在《朝圣》中色彩和光影的象征意义被进一步发挥，构成了巴列霍诗歌世界的整体风貌，“我们一块走，紧靠着，/踏着蹒跚的脚步，不可战胜的光；/我们一块经过墓场的 /暗黄色丁香花”，在他的世界中，生与死、脚步与蹒跚、暗与不可战胜的光、墓场与鲜花够成了终极的二元对立。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显然，“光”是一切神学问题的发端，上帝通过创造光从而创造了世界，希伯莱先知透过上帝播撒的光目击整个人类的苦难，那么以话语形式重新表现这种光的人便是降临世界的诗歌先知，他们用诗与思构筑起充满终极追问的二元对立的灵魂世界。 就如同先知在传道中必须经历的多舛命运，向往光明的巴列霍以“知识分子煽动者”的罪名被关押进监狱，就在这个象征着无限黑暗的地方，他写成了第二部诗集《特里尔塞》。巴列霍诗歌的英译者、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如此评价说：“这些诗就像光，闪烁在一个已经有光的房间里。”在一个文明世界中，当一个人把监狱看作是“已经有光的房间”，那么他多半是文人或是艺术家，并且他本人就是文明的光源。陈独秀曾发表一篇惊世宏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当中国的青年人正在揣摩其中意味的时候，差不多相近的年代，地球的另一边这位充满希望的秘鲁青年，在监狱中已经切身实践着去探索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他的诗歌之光，在监狱之光的衬托下，愈加明亮耀眼了。 出狱后的巴列霍奔赴巴黎——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他开始研究马克思著作、参加共产主义团体活动。这几乎就是一道划分他前后期不同诗歌风格的鸿沟。前期的宗教色彩被现实题材取代，神学追问被革命倾向取代，这一风格转变的时刻堪称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即便如此，他仍旧扮演着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先知角色，革命的内容与神学概念在这批左翼艺术家们看来几乎同形同构：天堂与地狱经过现实这块玻璃时，折射为黑暗的万恶旧社会与光明的美丽新世界。这种转变，使得他在《发现生命》这篇散文诗中欢呼“今天我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的存在”、“生命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存在过，除了现在”，革命的激情刺激了巴列霍的生命激素，他好似重获新生，并且将难以自持的冲动写进诗中，诗歌中深沉的神学追思逐渐被荷尔蒙稀释了。在巴黎期间，他与妻子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而他的诗歌也开始关心食物、关心世俗生活，最本质的转变是他关注政治，投身于正处在内战期间的西班牙（这是他的母语国，他以西班牙语写诗）的共和国筹建。 从诗歌走向现实，他的内心依旧充满着先知般的职责——他要给人以光，批判现实的黑暗；而不是借由诗歌的口吻宣布神谕，或是透露神性的光辉。然而，最后一切又都走向了悖论的另一边，西班牙共和国最终失败，他最后的一本诗集《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最终也未能在他有生之年面世。就在那个他死去的下雨天之前不久，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随后他所生活的巴黎也被攻陷，整个欧洲陷入一片动荡。这位诗歌先知通过他的死亡，从现实又回到了诗歌，哪怕他的现实政治主张从未获得成功，然而他的诗歌毕竟还是如同先知书一样流传下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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