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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问题是三冗：官多，兵多，费用多，总之是花费太多，而非财政收入不足。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是现成的答案王安石不用，非要自己瞎折腾，不去节流，搞开源，钱生钱。恶名天下的青苗法强制摊派，年利息40%，这种捞钱的方法还不如明强。 地方官员凡是大力推广的受奖，不积极的受罚，甚至开封的市民都摊派了青苗法，赵顼问他，他搪塞说是这个法太好市民都想享受下。赵顼当太子的时候就是法家信徒，喜欢韩非子，他的老师责备他，他辩称抄书练字。王安石罢相后他重用王安石的余党一直到死都忙着变法，最后一地鸡毛。 王安石是想通过宏观调控加快财富流通，从而增加社会财富。只是在执行的过程，新法中被一层层的歪曲了，比如青苗法如果实施好肯定是有利于百姓的，结果最后演变成了地方政府强行放高利贷。导致王安石变法在后来被描述成“与民争利”。荆公做丞相之前在宁波搞过试点，效果非常好，后来全国都在拆庙的时候，只有宁波还在坚持为他祭祀。 变法前王安石在鄞县做了试验，他的“青苗法”通过剥夺高利贷者利益使政府和农民同时获益了。所以说王安石变法的初心是从官僚地主等既得利益者手中削减利益补给国家和民众，达到“强国兼济民”的目的。但王安石忽略了这种试验背后的几个问题：样本太小、弊端与应对、执行者的变化。特别是最后一条，在鄞县王安石本人就是执行者，他当然能贯彻自己的目标，取得不错的效果。但当他从地方去到了中央，还能像鄞县那样穿透式管理？地方上的执行人又有多少和他一条心？政府评价新法执行效果重点是财政、马匹等有形数字，并不关注民生。于是“惠民”的初衷被忽视了。治世先治吏，变法也要倚靠良吏推行，治吏需要大手段和充分的时间，很遗憾神宗和王安石做不到也等不起。 关键是王安石变法不具备先进性，和商鞅变法对比，商鞅变法那是新兴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奴隶主的革新，所以有动力推行下去，不会出现人亡政息的情况。王安石变法是庶族地主阶级的一次内部变革尝试，不能指望地主们自己革自己的命吧，除非有超级强大的领袖坚持推动才有可能成功，显然神宗和王安石都不是。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强国富民”而非“削民富国”。但从神宗任用王安石的情景来看，很像孝公遇商鞅，赫然是一套法家的速变体系。有了当朝就要出成绩的计划要求，“王安石变法”没有循序渐进，而是快速全面地铺开。加上北宋比起孝公时的秦国体量翻了很多倍，多个维度的变法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消化能力，各种弊端也纷纷暴露。 然而神宗、王安石这个变法组合大权在握又刚而不纳，在得不到朝中望臣支持的情况下没有耐心循循劝导，而是迅速放弃他们转而任用了一批资历浅上心足的年轻人去执行变法，这些人的上台本身就带着明显的政治要求，于是“急功近利”成了变法的主旋律。 “富民”主旨逐渐被忘却，政府眼里只剩“强国”。随着变法的深入政府的财政确实越来越厚，民生却没有改善甚至更差。王安石罢相后这种情况更是越演越烈。由于“王安石变法”缺乏“商鞅变法”那样的民生效果和社会支持度，变法在得罪既得利益者的同时并没有得到民心，于是随着权力机构的重组（神宗去世），变法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最终甚至演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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