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芊霓的咖啡馆  作者Daminger Allison对32对“中产阶级异性恋高知夫妇”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秉持性别平等主义的夫妇在家务实践中却没能逃脱传统的性别分工，吊诡的是夫妻双方对于家务分工的不平等都有所察觉，但是在实践中却默认并合理化了这样的传统分工。 他们进一步认为这不是基于性别的分工，而是基于个人表达及个人特质等因素综合考虑后为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妥协。是基于性别中立理念进行家务劳动分工造成的偶然性结果，并强调这种偶然的结果与传统家庭分工有着截然不同。 可是果真如此吗？ 随着人们性别意识的提升，支持女性在公共领域提高地位、在恋爱关系中更加平等的人数大幅上升。实际上，女性相较于从前的确获得了更多就业机会和教育机会，受教育程度逐步与男性持平甚至超过男性。 但与此同时，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获得的经济回报仍然只有男性的79％，男女在家务劳动承担方面仍然保持在1：2的高度不平衡之中，西方性别革命似乎按下了暂停键。 而对于性别平等主义夫妻如何接受了不平等的家务分工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西方性别革命的“暂停”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经由对32对异性恋高知夫妇的访谈后发现，平等主义夫妇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形式平等”、“效率至上”及“去性别化”实现了家务劳动不平等分工的合理化。 那么，这三种不同策略是如何操作并生效的呢？ 南希的认知失调:她保留了她的女权主义理想，同时也为自己承担了更多家务劳动的现实找到了借口。 南希和埃文·霍尔特(Nancy Holt)是形式平等的典型例子:南希完成了家庭的大部分家务和照顾孩子，但她将自己的责任重新建构为“楼上”的活动。 在研究人员的估计中，南希的责任明显超过了她丈夫，但南希认为丈夫的工作与她自己的工作是平行的。南希表示埃文完成了“楼下”的工作，如照顾宠物、保养汽车和修剪草坪。创造性地将每个配偶的贡献重新定义为不同的但相等的，有效地解决了南希的认知失调:她保留了她的女权主义理想，同时也为自己承担了更多家务劳动的现实找到了借口。 在这种形式平等中最常见的便是消除无薪劳动的不平等或者为这种不平等辩护，南希·霍尔特的“楼上楼下”就是前一种策略的例证。南希厌倦了因为丈夫微不足道的贡献而与他争吵，但又不愿结束这段关系，她选择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种情况，把它重新塑造为平等的关系，他们平等主义者的身份可能会让这些夫妇通过一个特殊的镜头来解释他们的家庭活动，实现一种虚假的“形式平等”。 然而，更普遍的情况是，夫妻承认他们的家庭劳动贡献不平等，但是为这种不平等辩护。 例如，一些夫妇认为无偿劳动的不平等分配是公平的，因为他们认为每一方对家庭的总体贡献是相似的。例如，如果一方在外工作更长时间，夫妻可能会认为让另一方完成大部分家务劳动是合适的。 然而,这样的情况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男女差异，女性工作时间更长的家庭中，女性并没有承担较少的家务劳动。 讽刺的是，那些在工作场域表现出极强协调计划能力的男性，在家庭中却退化成了不善组织也不够细心的雄性动物。 对于家庭分工的性别不平等的辩护，最常见的第二种辩护模式便是忽视性别因素，认为现有的不平等的家务分工是基于不同家庭成员个人特质，为实现家庭内效率最大化而选择的理性分配。 “她比我更擅长制定计划，她比我更会照顾人，我太粗心了”，这是非常精明的措辞，区别于以往“女生更适合照顾孩子，女生更细心”的本质主义表达，将性别刻板印象通过语言加工转变成为个人特质归因，夫妻双方共同建构起对不平等家务分工的去性别化理解。 基于性别的分工是性别歧视，但是基于个人特质的分工便被认为是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合理分工。 讽刺的是，那些在工作场域表现出极强协调计划能力的男性，在家庭中却退化成了不善组织也不够细心的雄性动物。 在描述妻子喜欢为家人安排周末时，史蒂夫指出了一个类似的讽刺:“奇怪的是，我的职业是项目经理……但有时候我不想为周末做计划。”这些男人和他们的妻子认为自己受到“个性”、“天性”或“性格”的约束。 然而，这些所谓的固定特征随情境而变化，男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主动性和对细节的关注程度尤其不同。但是，很少有答复者愿意讨论这些矛盾，也许是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使他们的性别中立立场会受到质疑。 不管他们给出的具体解释是什么，最终的效果都是说服自己而已，他们害怕暴露出自己隐藏的性别歧视。 第三种是“去性别化”（De-gendering）的方式，掩盖家庭劳动分配过程中的性别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肤浅的“去性别化”将性别不平等重新定义为个人不平等，而不去思考家务分工过程中潜在的性别等级制度。 夫妻通过区分家庭劳动分配过程(他们认为是中性的)和分配结果(他们认为是偶然的与传统性别分工的撞车)来实现这一点。 他们解释说，他们的劳动力分配是为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做出的不可避免的、中性妥协的结果。 对于认知劳动（cognitive labour）来说，“个人特质”常常是解释不平等分工的常见托词，因为许多受访者认为，是因为作为家庭主体的她更擅长（而不是作为女性的她更擅长）认知劳动，因而由她来承担认知劳动，从而实现家务分工过程中性别因素的剥离。 而在体力劳动领域，“效率”是体力劳动分配不均的最大借口，因为当前的外在环境使得现有的分工是合理的，对于家庭集体利益而言也是最有利的。但是不管他们给出的具体解释是什么，最终的效果都是让他们自己放心，他们害怕暴露出自己隐藏的性别歧视。 这是一个自我规训与自我劝说的过程——“他们只是碰巧以性别传统的方式行事”。 这些折中的叙述十分值得玩味:对于办公室离日托中心更近的一方来说，接孩子可能会更有效率，或者对于更有条理的一方来说，管理家庭日历无关他们的性别。然而，当我们扩大视野，把每对夫妇的过去和现在都包括进来，并比较面对相似情况的夫妇的经历时，性别又成为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 受访者将他们现有的生活工作环境视为客观的外在的，但是这其实是一连串妥协的结果，包括选择学习什么、在哪里生活、做什么工作，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托儿服务。有意或无意地，这些先前的选择往往使性别传统的惯例变得最舒适和有效。 过往性别不平等与个人身份的关系研究发现：由于自我概念的高度性别化，女性和男性往往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加剧了性别隔离，因为他们自我选择不同的专业和职业领域。 作者Daminger Allison的研究则将这一理论扩展到家庭领域，将家庭劳动模式与个人按照他们隐形的性别身份行事的行为联系起来。 这些发现表明，性别既塑造了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也塑造了在特定环境下被认为相关的自我的特定方面。 文章｜Daminger Allison （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 编译｜邱博文 （中山大学2021级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 微博：@芊霓的咖啡馆 B站：@芊霓的咖啡馆 小宇宙：@直来直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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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吕杨鹏 > 《20211122-20211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