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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以审美的姿态度过一生

 贺兰山民图书馆 2021-11-25

导读:可以说,作为官员的苏轼,曾经少年得志、直达天庭,心怀鸿鹄之志、身兼经世之才。

但他的一生,却在䈣治上起起落落,屡遭贬谪,一再流放。上半场被王安石为首的新黨迫害,下半场又遭司马光领导的旧黨排斥,从来不合时宜,两头不受待见,空有一身才华能力,始终没有施展的机会。若论做官,苏轼实在算得上一个悲剧人物。

但是,即便人生高开低走,苏轼却越活越明朗,越活越率真,总能随遇而安、有滋有味。孔夫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苏轼就是如此,无论他走到哪儿,都不失那份坦然和幽默。 

苏轼曾对苏辙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人生境界,究竟如何修炼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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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以审美的姿态度过一生

 | 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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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曾写过一本英文畅销书,叫做《苏东坡传》。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以说活灵活现、有血有肉、举重若轻、酣畅淋漓,他说: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

是个悲天悯人的道德家;

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

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建设的工程师;

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

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

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䈣治上的坚持己见者;

是饮酒成性者,是月下漫步者,

是诗人,也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但是,这仍远远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

有趣的是,此书的英文名叫做The Gay Genius。而其中gay的意思是“欢乐”或“放浪不羁”,正如尼采有本名叫The Gay Science的书,译作《快乐的科学》。所以,林语堂的书名直译过来就是《放浪不羁的天才》。
 
林语堂显然是苏轼的铁粉,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因而林语堂在自序的开头就说:
我写苏东坡的一生,其实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想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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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苏轼像 元赵孟𫖯绘

还有一位名叫熊逸的思想隐士,开了一门深入浅出的网络课程来解读苏,他说:
尽管苏轼身上有许许多多的标签,但其中最醒目的一个,就是他的完美人格
苏轼实在堪称多才多艺,他几乎通晓了那个时代每一种重要的学问和技艺。比如:
论文章,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论写诗,他是诗坛领袖,代表宋诗的最高成就;
论填词,他是豪放词的创始人;
论书法,他是北宋“四大家”之一;
论绘画,他是湖州派的一员主将;
论学术,他是蜀学的旗帜;
而且,在儒学以外,他对佛学道教的知识,远在很多高僧和名道之上;
即便说到日常生活,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甚至亲自发明了东坡肉、东坡饼、东坡豆腐等等,闻名世界、令人垂涎的美食佳肴。
可以说,苏轼绝顶聪明、有幽默感、情商极高;而且,他不但诗词文章无人可及,居然做官也做得及其务实,并不像李白、杜甫等大诗人那样不切实际、不得要领,而是每到一处都能做出像样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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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命途多舛
 
历史上的苏轼,形象率真幽默、才华横溢、且魅力十足;他既富于理想主义的浪漫气质,也不失理性主义的务实风格,难怪被无数后人奉为偶像、或是人生楷模。然而,苏轼的一生却并不一帆风顺。
 
苏轼,字子瞻,从小就是个神童,后驰骋科场、少年得志,皇帝欣赏他,前辈栽培他,他还成了被万人追捧的文化明星。更重要的是,苏轼不但智商颇高,而且情商也非常高,所以无论是钻研理论、还是弓身实践,无论是搞文学创作、还是处人际关系,苏轼都统统游刃有余。
 
但是命运对苏轼来说,却好像造化弄人。正在他入朝不久,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之时,苏轼的母亲忽然病逝,他只好回家服丧三年;而紧接着又是父亲病故,他又继续服丧三年。这下,苏轼不但错失了近6年的大好时光,更要命的是,在此期间,不但器重他的仁宗皇帝不幸驾崩,就连继任的宋英宗也驾崩了。
 
等苏轼服完丧,回到朝廷,他所面对的,就成了锐意改革的宋神宗和不近人情的王安石王安石正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张旗鼓地变法改愅,并得到了神宗皇帝的绝对支持原本器重苏轼的老臣们,则大多被迫离开了權力中心。而当朝红人王安石,却好像从来都不曾喜欢过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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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故宫南薰殿旧藏《历代圣贤名人像册》王安石像
右: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宋神宗圣孝皇帝肖像  (局部)  

当时,改革派与保守派相互争夺、不可开交。而儒家意识形态的一大特点就是妥协性差所以,技术层面的争议往往会升级到道德层面,于是,对错之争上升到正邪之战便成了你死我活。
 
苏轼发现自己一进京,就陷入了尴尬,朝野上下一片混乱,支持变法或反对变法,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则性问题,让人不站队也得站队。
 
其实,在苏轼早年的文章里,一直都不乏改革主张,有的观点甚至还与王安石颇为相似。但王安石和三苏父子积怨已久,苏轼在这时重回朝廷,就算想加入改革阵营,都已经不允许了。于是,苏轼只得明刀明枪地表示反对新法、索性与王安石针锋相对。
 
宋朝的体製可谓典型的开明专製到神宗朝虽然中央集@權有所加强,但依然是开明而温和的。因而,苏轼的确不幸卷入了黨争漩涡,而不幸中的万幸是,他所卷入的是宋代的黨争漩涡。
 
因为,宋朝有祖宗家法,士大夫不能杀。所以,提意见的官员就算再言辞激烈、再蹬鼻子上脸,“不杀人”的底线总算被守住了,始终没被突破。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上神宗皇帝书》的万言书,主要内容是,推行新法犯了众怒,而犯众怒的改革是注定会失败的。照理当时苏轼所站的绝对是多数派,众人都在齐心协力反对王安石,况且宋朝士大夫的言論环境又空前宽松。
 
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宋神宗支持变法的决心之坚定,也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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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宋神宗圣孝皇帝肖像

1067-1085年在位

事实上,王安石变法确实以失败告终。以苏轼的头脑,完全可以预见变法失败的必然结局。所以他最合理的选择,应该是静观其变,只要熬到王安石倒台就翻身了。
 
不过,苏轼的运气没那么好。几个回合以后,在宋神宗支持下的王安石虽然犯了众怒,但仍然大權独揽,变法继续。而反对派却纷纷败北、夹着尾巴离开了權力中心。
 
苏轼几经波折,也被打发去杭州做官。随后,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让苏轼的命运再次滑向谷底。
 
2、乌台诗案
 
乌台指御史台即古代司法监察机关据《汉书》记载,御史台里种着柏树,树上栖息着几千只乌鸦,所以也称乌台。苏轼的案子送交御史台根勘所审理,史称乌台诗案
 
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离开京城,来到杭州担任通判大约是副市长;此后8年间,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大约为正市长。
 
如此仕途轨迹,就说明苏轼的前途一片黑暗。因为宋代重内轻外,京城是内,地方是外。
 
在新法推行期间,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聚集京城发号施令,凡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大多被打发各地任地方官,无缘参与國家大计。这也形成了一个颇为荒诞的局面:京城的执䈣者推行新法、肆意而为;而被贬的地方官却拒不配合、阳奉阴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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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43岁的苏轼到湖州上任时,例行公事地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的感谢信,不想却招来了一场牵连广泛、影响深远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
 
其实,写这种感谢信很难出错,因为有固定的套路。比如,提到自己时,要谦称不配;说到皇帝时,则感激涕零;最后表态,一定好好工作、肝脑涂地、以报皇恩,这就算好了。
 
其实,苏轼也是这个套路,但却被新黨人士敏锐地在一篇骈文里,挑出了两句重点: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在新黨人士读来,这好像是在说:
 

皇帝知道我耿介老实,没法昧着良心去追随趋炎附势、投机取巧、平步青云的变法新贵。因而皇帝也一定清楚我也不会没事儿瞎折腾,所以这才放心让我去地方任职,也好让百姓休养生息。

 
当时,朝堂上新旧两派斗得不可开交,而苏轼的冷嘲热讽,则毫无悬念地招来了严厉的弹劾。苏轼倒也没做辩解,坦率承认讽刺属实。因为北宋朝堂一贯开明温和,讽刺时䈣都不算事儿,显然苏轼这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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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毅主演的电视剧《苏东坡》

如果只以《湖州谢上表》作为罪证,新黨确实奈何不了苏轼。但新黨早就对苏轼及其关系密切的旧黨恨得咬牙切齿,而苏轼则是他们搅弄是非、打击旧黨的一个最理想的社会网络的节点:
 

显然,苏轼自带流量、交际面甚广,是文人名流们社交的焦点。特别是他还管不住嘴,文学才华太高,既能写、又爱写,而都是白纸黑字,一旦从中找到把柄,就是硬邦邦的罪证。

 
更妙的是,苏轼这样的名流才子、超级网红,其诗文一上市就被广为流传,想藏都藏不住。因为:
 
当时流行的宋体字横细竖粗,就是为木版印刷量身定制的。而宋朝的印刷业已相当发达,人们却少有版權意识,于是书商受利益的驱使,总会想方设法搜寻苏轼等名流大家的诗文,以便刻板印刷、出书赚钱。

而且,北宋不但印刷业发达,言論环境还特别宽松,所以讥讽时䈣的文字总是此起彼伏、传播迅速,给执䈣的新黨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于是,苏轼的罪状,便被新黨一个不落地找了出来,其中还涉及到不少与苏轼素有交集的旧黨官员,当然得悉数清查、一网打尽。而神宗看到这些罪状,也第一时间拍板下令,将苏轼缉拿到京、正式立案。皇帝亲自下诏办理的案子,叫做昭狱
 
尽管一提昭狱,就会让人想到明朝诏狱的黑箱操作、血雨腥风。但这是宋朝,不是明朝。宋朝是中國法律建设的一座高峰,即便是诏狱,也相当讲究製度的完备、程序的正義
 
所以,在乌台诗案里,虽然御史台的官员咬牙切齿,想方设法给苏轼治罪,顺带着牵连出更多的旧黨人士。但是御史台却不能够一手遮天,尤其是御史台只管审案,定罪量刑的事儿,也并不归它们管。
 
也就是说,即便御史台问出了最想要的结果,得到了苏轼以诗文诽谤朝廷、攻击新法的证据,但是还得交到大理寺由大理寺官员把苏轼的罪行具体落实在法律条文里,仍有大量工作、相当繁琐,而且,也大有转圜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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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食帖》为苏轼被贬黄州时 寒食节于东坡雪堂
所作的二首诗 他平生最得意的书法作品

在中國古代,司法精神并不是法治,而是以法治国比如:
 
1、法治,便意味着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比如英國“王在法下”的法律传统,國王也不能逾越法律。其中,法是指契约、合同。
 
2、以法治國,意味着皇帝运用法律治理國家,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除了皇帝。皇帝是在法律之上的。其中,法是用来规范百姓的。
 
宋朝是以法治國,无论法典有多厚重繁琐,皇帝随时可以修订法典的任何条文。所以,大理寺若要给苏轼这样的大案要案定罪量刑,光有法典绝对不够,最终只能等候皇帝予以定夺。
 
乌台诗案是典型的文字狱。而大理寺的官员再恨苏轼,都应该清楚,文字狱的先例绝不能开。因为当时所有的官员都是文人,都写诗作文,而任何文字都存在被曲解附会的可能。宋神宗一朝的诏狱大兴,完全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副产品。
 
所以,遵照大理寺的判决,苏轼虽然有罪,但正逢朝廷大赦,还是将他直接赦免、官复原职算了。
 
但最后,反而是宋神宗不干了。因为皇帝最头疼的,就是新法始终贯彻不力。而且越是头疼,狼狈的事情就越多,对负面意见和冷嘲热讽也就变得越发敏感。于是,宋神宗为乌台诗案给出最终裁决。圣旨原文是:

苏轼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所谓“依断”,即认可大理寺意见;但重要的是后面的“特责”,所谓“特责”,即皇帝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權,要惩罚一下苏轼。
如何惩罚呢?即发配他去黄州做负责地方军事的副职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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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生死考验的苏轼 终于走出大狱

在乌台诗案后,苏轼每每写诗作文,凡用典故,都会让家人或学生仔细核对、生怕出错。而过去的苏轼,可是一个就算在科举考试中,都尽情发挥、任性杜撰典故的大才子啊。
 
今天,苏轼在多数人心里是大诗人、大词人,而这实在是小看他了。大众不甚了解的,是苏轼的文章,尤其是政论文章。苏轼刚刚出道时,就令欧阳修等人眼前一亮;后来深陷朝廷黨争漩涡,苏轼为阐述见解、驳斥变法,又作了许多文章,充分展现出他的治國理念、思想深度和社会洞察,其见识和高度,不得不令人叹服。
 
3、“东坡”的由来
 
苏轼被贬黄州乍看上去连俸禄都没了,一把年纪,突然要放下纸笔、扛起锄头,这难道还不算绝境吗?
 
其实,苏轼在黄州的境遇并没那么窘迫,作为受文字狱迫害的天下第一才子,他很容易博得各方的同情。再说,苏轼哪怕靠卖字卖画求生,都能有不错的收入。
 
况且,新法推行多年,弊端人人可见,当时就连王安石都已下野了。至少在苏轼心里,是绝不相信新法最后会成功的,所以他的前途并非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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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黄州的第二年,有人帮苏轼申请到了城东的几十亩荒地。于是,苏轼将田地称作东坡开始自耕自种、补贴家用。从此便有了“东坡居士”的名号,历史上也才有了苏东坡这个金光闪闪的文化符号。
 
也正是在黄州,苏轼把大起大落的人生活出了美感所以他才成为了后世的一个标杆,让人情不自禁地欣赏、仰慕、效法。
 
但是,苏轼真正的标杆意义,还得等到后来被贬海南才真正能体现出来,因为黄州的生活相比之下还远非绝境。
 
苏轼所信奉的,是儒家君子“处变如常、听天由命”的人生态度。儒家君子追求的是努力提升道德境界,因为这才是自己能把握的;至于人生沉浮,那都是命运。若是有了点挫折,就卯足劲要不择手段、绝地反击的,那全都是小人,为君子所不齿。
 
所以,《礼记·中庸》里有一句话,堪称君子最为推崇的人生准则:

君子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意思是:君子在富贵时就做富贵之人该做的事,贫贱时就做贫贱之人该做的事,在荒蛮之地就做蛮夷该做的事,落难时就做落难之人该做的事,君子在任何处境都能随遇而安、泰然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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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食帖》局部

无论身处何地、境遇何如,在苏轼的内心,都愿意坚守这样的道德修养,过一种富有道德美感的生活
 
4、赤壁三咏
 
苏轼在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即最著名的“三咏赤壁”,分别是两篇散文和一首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
 
1、《赤壁赋》一直被当作苏轼的代表作。内容是关于苏轼与几位朋友在赤壁泛舟,恰逢圆月当空,把酒当歌,“颂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陶醉得忘乎所以,都感觉自己“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尽情玩了一个通宵。
 
其间有人吹箫助兴,但箫声哀婉,朋友便想起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开始“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而这,不过是人类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怕死而已。
 
而对于这样一个人生的终极问题苏轼的解答是: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天地命运的安排。
 
接着,苏轼又提出了一种更加彻底的哲学解决方案: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即,清风明月是造物主赐予的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懂得欣赏,便可逍遥自在。

这段话让朋友转悲为喜,在不知不觉之间天色已经亮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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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赋(局部) 现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2、在《赤壁赋》之后,又一个月色撩人的夜晚,苏轼与友再次泛舟长江、饮酒作乐,写下《后赤壁赋》与《赤壁赋》联成双璧。
 
其实,在《赤壁赋》的文采华丽包装下的,不过是一种略显荒唐的人生哲理,类似于心灵鸡汤;而《后赤壁赋》,则只有叙事,不发议论。乍看寡淡乏味。但在寡淡乏味的平铺直叙中,却更蕴含着真正的哲理,正如老子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这正是后者的高明之处。因为它只写实、不抒情,但是在写实的意境中,将该抒的情都抒了、该发的议论也发了,自然真切,而豪无矫揉造作。正是论文的最高境界,即“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
 
文中写道:苏轼与友人爬山爬累了,便回到船上,顺水漂流,不觉已至半夜,四野一片寂静。此时此刻,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即,有只鹤从头顶飞过,在一声长鸣中掠过了小船。
 
然而,那只仙鹤究竟是苏轼梦里所见的“玄裳缟衣”的道士?抑或就是苏轼本人?是否因为,他内心里依然渴望“戛然长鸣”,被朝廷重新启用?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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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说《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牌“念奴娇”听着就娇声嗲气。但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足够慷慨苍凉。
 
“怀古”的原本只能是诗,但苏轼却无拘无束、把词当成诗来写。因而正是苏轼,将宋词从花前月下、浅斟低唱,引向了苍茫寥廓、壮怀激烈。显然,在苏轼手里,内容与词牌已彻底脱节了。
 
宋词的豪放派正始于苏轼,起点就是那首《江城子·密州出猎》,而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是豪放词的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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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子·密州出猎》

考察词牌来历,所谓念奴,是唐代天宝年间当红歌女的名字。念奴娇在唐末成为词牌名,取自念奴“春娇满眼睡红绡”的娇态。
 
而苏轼信马由缰,写的却是他心中那个年纪轻轻、新婚燕尔、志得意满的周瑜他从容不迫地指挥着一场足以决定國运的战役,并轻轻松松就击败了强敌。
 
周瑜的胜利当然一点都不轻松,但苏轼偏要把它写得很轻松,反衬出自己,明明也是满腹才华,却一把年纪还被贬黄州,虚度光阴、无所事事,无缘建功立业,只能“故国神游”
 
一番神游后,苏轼感慨到: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最后只有发出叹息,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梦呢?还是洒一樽酒,作为祭奠吧。
 
苏轼这首词,看似充满“大江东去”的豪情,但全篇真正的重点,还是后面的那个“多情”。同样,多情贯穿了苏轼的一生,也是苏轼的性格当中最关键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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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娇·赤壁怀古》

5、苏轼 & 王安石
 
元丰七年(1084年),神宗将苏轼调任汝州汝州即河南临汝,离京城已经不太远了。宋代贬官,离京城越远,即处罚越重。所以这是神宗有意重新起用苏轼的信号。说明新法在推行多年后,实在弊病丛生,神宗终于感觉吃不消了。
 
苏轼在去汝州的路上经过金陵主动拜会了王安石。不料两位昔日的冤家再次见面,非但没有尴尬,反而相谈甚欢。
 
苏轼对王安石确有种英雄相惜的感觉。而王安石虽然在䈣治上落败了,但一有机会总想压对手一头,哪怕借助诗文,无奈对手就是比他厉害,让他的每一次的挑战,都成了自讨没趣。
 
读者看客们,总觉得苏轼的才学高于王安石,但更重要的是,这分明就是邪不压正
 
两人曾经势同水火,因为当时同在朝堂叱咤风云的两人,䈣见不甚相同;后来又惺惺相惜,因为他们先后跌落深谷、沦落天涯,而终于能放下成见、开始聊天了。这时才忽然发现:原来对方不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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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更重要原因是,作为䈣治斗争的失败者,苏轼和王安石非但已不再是彼此的威胁,反而有了共同的敌人,即那些“新进小人”。这些人都是被王安石破格提拔、而委以重任的,事后他们却能毫不犹豫对王安石落井下石。
 
这个结果是必然的因为,王安石在变法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他迅速拉拢提拔的人,大多注定都是投机分子,他们只看重功名利禄,而不在乎品行操守。所以,这些人在新法推行遇到麻烦时,也一定会毫无心理负担地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王安石的头上。

所以,苏轼和王安石见面时,大概率会一起奚落他们共同的敌人,因为这最容易拉近两人的情感。因为,共同的恨,总是比相互的爱,更容易让人们化解成见、缔结同盟
 
6、苏轼 & 司马光
 
但苏轼还没到汝州,權力中心就发生了地震。宋神宗忽然英年早逝,继位的太子即宋哲宗还只是个十岁孩子,于是,由宋神宗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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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高太后早就恨透了新黨,一掌权就着手废止新法。恰逢司马光进京给神宗奔丧,马上被高太后重用。于是,在野的旧黨又开始以燎原之势卷土重来了。
 
果然,不到一年,苏轼就得到接二连三的升迁,一路杀回權力中心,担任翰林学士负责重要公文的拟定。弟弟苏辙也被火速提拔,担任右司谏即重要的言官。
 
在高太后和司马光共同领导下,废除新法规定、弹劾新黨官员的工作紧锣密鼓、稳步推进,史称“元祐更化”
 
但是元祐更化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政策,只是清除坏人坏事,也就是只破不立。而王安石,则眼睁睁看着他多年的改愅烟消云散,不久便黯然离世了。
 
当时不是没人谏言,废新法不能太过仓促,得慢慢来。但是对新法深恶痛绝的司马光却不以为然。显然,司马光把事情给想简单了。
 
若从保守主义的角度观察,其实新法无论多么糟糕,却已经被实施、磨合了多年,并把苏轼从青年熬成中年,将王安石从中年熬成垂暮,多少总有些社会惯性,想一举尽废,则必定生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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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苏轼,竟充当起了王安石的辩护人。因为苏轼的金陵之行,多少让苏轼对王安石的变法产生了一些同情之理解,而多年的基层经验,让苏轼对新法的实施,也比司马光有着更多、更深刻的感受。
 
当苏轼抛开成见,以一种更客观的角度看待新法时,发现新法虽招致天怒人怨,但也并非全错,所以,废除新法也不该一刀切。况且,当初王安石变法时,试图解决的社会弊端早就显而易见、积重难返,若将一切复原,最初的弊端也将卷土重来,必然按下葫芦起来了瓢。
 
因而,假如没有苏轼的金陵之行,就不会与司马光心生嫌隙、直到不可开交了。而司马光即便以忠厚长者自居,也终于因一次次的争执,对苏轼怒不可遏起来,甚至要将他赶走。
 
但是,司马光并没有赶走苏轼,而是忽然一病不起,并很快撒手人寰了。然而,苏轼的仕途危机却反而更加严峻起来。
 
7、苏轼 & 程颐
 
司马光离世时,轰轰烈烈的元祐更化才进行了一年,但失去了權威的朝堂,就好像一条没有压舱石的大船,斗争变得越来越白热化了。而苏轼这次卷入的叫做洛蜀黨爭
 
其中,洛黨以理学大家程颐为首,蜀黨则以苏轼为首。因为程颐是洛阳人,苏轼是四川人。而洛派与蜀派之间,与其说是䈣治派系的冲突,不如说是学术派系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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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北宋朝廷学术气氛颇浓,而在儒家学术传统中最高级的,就是给经典作注,借现成经典阐发个人见解。恰好,三苏二程都分别注释过《易经》,比如:
1、苏轼在黄州期间完成了《东坡易传》。

2、程颐注释的《易经》是《伊川易传》。
但两者的性格却很不一样:
 
1、《伊川易传》看上去特别正大光明,像一部高头讲章,总能把道理往天地大道上引;而《东坡易传》则处处透着人情味儿特别接地气。
 
2、如果各用一个字概括:程颐重“理”,苏轼重“情”这也体现着洛学和蜀学整体风格的不同。
 
3、《伊川易传》遵循传统,把《易经》看成整体系统、包罗万象、神乎其用的经典;
 
《东坡易传》却充满了怀疑精神认为卦和爻,纯属占卜技术,无关于圣人之道;而卦辞和爻辞,则是圣人的借题发挥,即把人情世故分析透了而已。
 
总之,苏轼的学术出发点就是“人情”,虽然可亲可爱,却没有道德感召力。相反,程颐的学术出发点是“不近人情”,可敬可畏,只能供起来膜拜,但好像特有道德感召力。
 
在洛蜀党争的岁月里,朝廷总忙着“分别邪正”,即把君子和小人区别开。幸好,宋朝即便分清了邪正,也不会赶尽杀绝,而是君子留在中央,而小人被放到地方而已。
 
在后人看来,程颐和苏轼似乎不该产生矛盾。程颐、程颢是理学的开山人物,合称二程,后与朱熹合称程朱,其学术称为程朱理学,统治了元、明、清三朝的意识形态。
 
在理学系统里的程颐,俨然是个圣人。而且,二程立身处世确有圣人派头,终生遵循圣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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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调歌头 · 明月几时有》

如此看来,洛蜀黨爭的双方,一边是圣人,一边是君子,怎么可能打起来?可是,两者偏偏就打起来了。因为苏轼认为程颐是个奸人但程颐怎么可能是奸人呢?
 
在程朱理学的谱系里,程颐不但是学术宗师,更是道德楷模,很有清教徒的色彩,也就是既古板又苛刻。按说人应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但是程颐却对谁都不宽容,甚至对谁都很苛刻,就连他在当宋哲宗的老师时,对小皇帝都一本正经、不近情理。
 
这也许因为一个人越道德自信爆棚,就越看不惯别人。而他们最看不惯的,就是那些放荡不羁、不拘小节的性情中人。
 
所以程颐一定讨厌苏轼,认为他是地地道道的奸人。君子嫉恶如仇,对奸人绝不能心慈手软。
 
正好,苏轼也将程颐一黨看成奸人,却另有一番道理。那就是苏洵曾经在《辨奸论》里指明了的:凡是不近人情的,十有八九都是奸的
 
当年的王安石就不近人情,所以是奸人。而现在的程颐,虽与王安石大相径庭,却是另一种类型的不近人情,所以也是奸人。同样,君子嫉恶如仇,对奸人绝不能心慈手软。
 
所以,苏轼对程颐一黨从来不假辞色,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而程颐及其弟子,虽因太严肃古板而缺乏幽默感,没有讽刺挖苦的才情,所以只能义正词严地抨击对方。
 
于是两者水火不容,竭尽全力互相伤害。其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程颐和苏轼先后离开了權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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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祐四年(1089年)到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5年间除两度短暂回朝担任职,历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四州知州。但黨爭却未就此结束,所谓“正邪不两立”的斗争依然如火如荼。
 

8、不错的地方官

从元祐四年春天,54岁的苏轼去杭州任职算起,苏轼人生最后的12年,基本远离了北宋權力中心,除了偶尔调回京城,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地方官。而随着黨爭形势的恶化,苏轼也被越贬越远,直到海南。
 
但是,苏轼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既是博学的学者,又是伟大的诗人,还同样能脚踏实地处理政务。而且苏轼做地方官,其实做得相当不错。
 
比起在京城做京官,地方官的工作则相当繁琐细碎、甚至非常烦人,比如治水工程、人口统计、催收税款等,都是会消磨意志的俗务,天然与那些远大的理想、浪漫的情怀水火不容。
 
苏轼做过很多地方的市长,他的行政风格与他的学术风格如出一辙:就是“近人情”。所以,诸如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嫉恶如仇、明察秋毫等形容清官的词,统统与苏轼无关。
 
而若要在北宋找一位名臣清官,那一定是包拯,因为他完全当得起上述褒义词。在中國古代,包拯可谓文官的典范,正是百姓所期待的清官。
 
但有识之士却不以为然,他们将包拯和海瑞相提并论,认为这类官员只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好话说尽、姿态做足,但却不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还总是坏事,于国于民都为害不浅。其实追捧他们的大多是愚民。
 
历史书上一提到清官,标准模式即为民请命,请朝廷免税或者减税。奏折也写得十分䈣治正确,比如圣朝以孝治國、皇帝爱民如子,等等。他们的特点就是不近人情
 
但苏轼从不搞这套,他最喜欢算账,设身处地从实际出发、为下面具体做事的人考虑,并让朝廷看到,只要实事求是、肯动脑筋,减免税赋反而会使收益大增、损失锐减,顺带为百姓减轻负担,还能维系國家稳定。如果是这样务实的免税提案,又怎么会不被通过呢?
 
苏轼既不把皇帝当圣人,更不认为朝廷是正义化身,并且,他也从不把草民百姓想像成善男信女。这就是苏轼从“近人情”得来的方法论。
 
他眼里的现实是,这世上没有圣人,大家都是凡人,都有人的通病,而且很难改变。所以,想要解决实际问题,就要从现状着眼,把账算清楚,兼顾各方利益,胜过讲任何大道理。
 
人们眼里的苏轼,是才情横溢、风流倜傥的大才子;但他性格中最重要的一面,却是近人情、讲人情总是乐观积极、很少自怨自艾,这才是苏轼性格中最可贵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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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讲到苏轼担任地方官的经历,可以说政绩颇多,而且跟着他的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比如:
 
1、在杭州,他兴修水利,疏浚西湖,如修筑西湖苏堤,修浚西湖六井,疏浚茅山、盐桥二河。
 
2、在密州,他抗旱祈雨,平息强盗,罢黜不合理的徭役,上书食盐专卖的害处。
 
3、在徐州,他带领官兵、抗洪救灾。

4、在登州,改革盐务,加强海防,所写《登州海市》令蓬莱阁蜚声四海。
 
5、在儋州,融入当地生活、传学海南学子,从他的学生考中进士起,以前从未出过进士的海南,在有宋一代共出了12个进士。
 
9、继续贬谪
 
元祐七年(1092年)57岁的苏轼来到扬州,致力于整顿漕运。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苏轼彻底失去了保护伞。
 
接着,苏轼到与辽國接壤的北方重镇定州任职,在山雨欲来的气氛里,他依旧爱岗敬业,认真投身繁琐的事务性工作。
 
但是哲宗刚刚亲䈣,國家财政又因元祐更化、尽废新法,而再一次入不敷出,新皇帝又年轻气盛、要做大事,早就对旧黨满腹怨气。所以,元祐黨人自然纷纷遭殃。而苏轼,又成了其中最惹眼的那个。
 
可想而知,苏轼再次被贬,拖家带口从定州远赴英州即今天的广东英德,地处岭南,被中原人视为畏途。
 
不但如此,苏轼一路上连番接到最新指示,不但品级待遇一降再降,安置地也从英州改到了更远的惠州
 
但是,苏轼在惠州也才住了三年,就于元符元年(1098年)再次被贬到海南岛而这,已到了天涯海角、贬无可贬了。这时的苏轼已很难对未来抱有任何希望了。当时他写下了一首感觉颇为落寞的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显然,新一轮的黨爭迫害又充分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底线降到了新低,大有赶尽杀绝的意味,不想给旧黨留下任何的翻身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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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那么,到底是谁把苏轼害得这么苦呢?自然是新一代的新黨领袖章惇他在元祐年间被旧黨给整惨了,如今小人得志,自然要疯狂报复。
 
章惇名列《宋史·奸臣传》,黑材料比比皆是。但问题是,在翻云覆雨的时代里,谁忠谁奸取决于谁笑到最后因为只有笑到最后,才能赢得话语权。
 
宋代黨爭反反复复绵延到南宋,新黨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章惇不但失去了最后翻案的机会,就连文集和辩护词也没能留下。旧黨因痛恨他,还编了不少段子,而这些段迎合时代心理的段子,反而被当成史料流传下来。
 
历史永远充满偶然,章惇没蹦哒几年,元符三年(1100年),年仅25岁的哲宗就英年早逝、突然驾崩。向太后临时主䈣,立哲宗的异母弟弟赵佶继位,这就是将来被金兵掳走,断送宋朝半壁江山的宋徽宗
 
同年6月,苏轼横渡琼州海峡,离开居住三年的海南,踏上了北归之路。
 
向太后仅摄政半年,即让徽宗亲政。第二年向太后去世,朝廷改元为建中靖国意在既不极左、也不极右,请大家停止黨爭,让國家早日安定。
 
苏轼这次若真的复出,也许将会是另一种遗憾。况且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再也经不起这种跋山涉水、舟车劳顿的折腾了。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在常州病逝,享年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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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苏轼来说未尝不是好事,因为年轻的宋徽宗早已决意任用新黨。所谓建中靖国,只是新旧之间的一个过渡罢了。
 
10、旷达人生
 
苏轼自从出道不久为父母守丧,就再没回过故乡湄洲。京师风起云涌,他的命运也随之飘摇,他或“自请出京”、或横遭贬谪,离京师、故乡越来越远。
 
作为官员的苏轼,曾少年得志、直达天庭,心怀鸿鹄之志、身兼经世之才。但是他的一生,却在䈣治上起起落落,屡遭贬谪,一再流放。上半场被王安石为首的新黨迫害,下半场又遭司马光领导的旧黨排斥,从来不合时宜,两头不受待见,空有一身才华和能力,却始终都无处施展。若论做官,苏轼实在算是一个悲剧人物。
 
但是,一路高开低走的苏轼,却是越活越明朗,越活越率真。即便人生失意,他也能随遇而安、苦中作乐。孔夫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苏轼就是如此。他不管走到哪里,都不失那份坦然、豁达和幽默。 
 
苏轼远贬海南时,已年逾花甲,但哲宗皇帝正值青年,令他很难对未来抱有任何希望了,但苏轼却一如既往乐观豁达,正是在缺衣少食、气候炎热、要什么没什么的的海南岛,他还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
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让人不禁要问:这样的人生境界,究竟是如何修炼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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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任何人来说,物质的匮乏和希望的渺茫,远比精神的孤独更容易忍耐。只要一个人的精神足够丰饶,一切就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个人究竟是快乐还是消沉、乏味还是有趣,显然不止取决于环境,而更取决于心态。而这种心态的极端呈现,就是哈姆雷特的那句经典台词:

即便把我关在一只果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做一个拥有无限领土的君王。

所以,苏轼即便被打落谷底,在人们看来,他也依然是光芒四射的文坛宗师,心里对他的尊重并不会有丝毫减损。
 
因而,无论被贬到哪儿,苏轼都能得到当地官员明星一般的接待,并在职權范围内给他一切可能的帮助。而且,苏轼更不缺五湖四海的仰慕者,即便一时虎落平川,他依旧星光熠熠、气场十足。
 
而作为一个开朗、健谈,喜欢呼朋唤友的人,除了乌台诗案被下了大牢,苏轼的社交生活始终十分活跃。哪怕在海南,他也能轻松跨越文化壁垒,和当地百姓打得火热。
 
据说,苏轼对苏辙说过一句话:
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意思是:我上能陪玉皇大帝高谈阔论,下能与村野乞丐互话家常。我觉得这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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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确性格奔放、不摆架子,他既与儒家学者探讨经典,也跟和尚道士谈玄论虚,同样和劳动人民拉扯家常。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苏轼也吸收了佛家、道家的思想精髓。比如:

苏轼通晓佛教典籍,母亲是佛教徒,父亲苏洵青睐佛教,苏轼与当时的高僧佛印亦是好友。

 

苏轼接触道教很早,少年就在眉山跟随道士读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

 

弟弟苏辙说,苏轼的文章最初学习贾谊的䈣论,下笔没有空谈。后来逐渐融入了佛道思想,文章写得“茫然不见其涯”,让人望尘莫及。比如:


他被贬黄州时的前后《赤壁赋》其中对终极问题的思考,将无限的宇宙天地、山河明月,与有限的人生际遇、䈣治得失作为对比,一下就将视角提升到了宇宙生命的高度,磅礴的气势如滔滔江河般情不自禁喷涌而出。
苏轼从精神到文学,将儒释道三家融于一炉。所以,他不会像贾谊一样,因过于专注䈣治生命,在遭到贬谪后,一蹶不振、痛哭至死;而是在横遭厄运、落入低谷时,切换到道家佛家,用更强大的逻辑,更通达的眼光来对待眼前的问题。
 
所以,乌台诗案时的苏轼,在大狱里依然能呼呼大睡;被贬谪到黄州、惠州、甚至海南后,苏轼虽有时“面多土色”,仍然能“笑语滑稽无穷”。
 
因而,在苏东坡以后的中國人,在遭遇人生逆境时,常效法他通达洒脱的人生态度,甚至直接用前后《赤壁赋》,作为自我解救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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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苏轼还很会找事做,研究美食、酿酒、制墨,无论有用的或没用的,他抱着玩的心态,总是能让自己无比充实。
 
除了他找事做,事情也总是会找他。因为无论他身处何处,都会有粉丝学生慕名而来,盼望得到他的指导。
 
生活充实了,社交丰富了,还能受到无数人的尊敬,苏轼即便身处逆境,也就不会那么失落了。
 
既不乏理想,又理性务实,让苏轼在逆境之中,活成了众人眼里那个既潇洒可爱、豪放不羁的苏东坡,让人们看到,再坎坷跌宕的人生,也总是可以从容不迫、泰然自若、乐观豁达、活出生命的精彩。
 
11、富有美感的生活
 
台湾的蒋勋曾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提起古代文人,我们想到的首先是苏东坡?
 
对啊,中國古代的文人才子数不胜数,但偏偏是苏东坡,成了最令人印象深刻、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代表?
 
但苏轼一生共留下了近5000篇文章、2700多首诗歌、以及300多首词,是北宋最最高产的文人。苏轼的人生和诗文高度合一。
 
苏轼愿意将一切想法心态透过文字原原本本呈现出来。而且,他走到哪儿写到哪儿。通过苏轼的诗词文章,世人不但能了解其思想人格,还能将北宋有关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历史,做个有血有肉的现场还原。
 
当然,苏轼的诗词文章所体现的,绝不仅仅是他的思想观点、才华学养,而更是他的处世之道和人生哲学,是他通过理性反思得来的人生态度。
 
苏轼这种理性的人生态度在他熙宁十年(1077年)为友人王诜的私人书画室“宝绘堂”开幕,所题写的一篇《宝绘堂记》里,就已经有所体现。这篇文章开头就写道: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
字面上看,“寓”是暂住,“留”是长住。苏轼是在讲:书画爱好虽然十分健康,但再好的书画,也不过譬之烟云之过眼”不可太过留意沉迷,否则同样伤身。这也是成语“过眼烟云”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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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不仅在告诫人们不要玩物丧志,若再深入理解,即有意识地培养对生活的疏离感也就是说,一个人既是生活的参与者,同时是生活的旁观者
 
因为距离产生美,美感也伴随着距离感出现。当一个人拥有了这种若即若离的生活境界,就更容易在很多貌似平常的事物当中发现美感。于是,才会成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苏轼就是这样,研究烹饪,搞出了东坡肉;研究酿酒,搞出了真一酒;就算到了海南那样的绝境,还会和友人一起研究制墨的新方法,虽然失败,但世上竟有了借他名号兜售的东坡墨。
 
热爱生活,但不以生活的姿态生活,而以审美的姿态生活。
 
总之,苏轼是一个无论如何都说不尽的话题。我想,也许这首《定风波》,就是苏轼为他举重若轻的旷达人生,所做的最好的注解。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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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熊逸说苏轼·30讲》,作者:熊逸,网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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