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谨以此文纪念谢天振教授 || 让“影子部队”登上世界文学舞台的前台——谢天振、朱振武在2017年上海书展上的对谈

李伟荣 202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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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纪念谢天振教授

让“影子部队”登上世界文学舞台的前台

——谢天振、朱振武在2017年上海书展上的对谈

谢天振/朱振武

2017年上海书展期间，在“名家对话：中华文化走出去，汉学家的功与'过’”活动暨《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新书签售会上，翻译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家谢天振教授指出，汉学家翻译家一直以来被当成作家和诗人身后的影子，朱振武教授的《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一书将这些有着卓越贡献的汉学家翻译家推向幕前，朱教授的团队和出版社功不可没。两位教授谈论了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过程中汉学家翻译家的功劳，以及当前形势下“走出去”存在的一些问题。

2017年8月21日，第12届上海书展期间，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邀请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朱振武教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一场题为“名家对话：中华文化走出去，汉学家的功与'过’”的活动，为该社前不久出版的新书《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做宣传，吸引了来自上海、杭州、郑州、苏州、南京、宜昌等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读者自愿参加，听取两位教授的学术对话。在对话中，谢天振教授借用一部外国老电影的片名，把国外汉学家翻译家比喻为在作家和诗人这支“光辉灿烂的战斗部队”背后辛勤劳作、并为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影子部队”，并从这个意义上肯定了为国外汉学家翻译家树碑立传的《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一书。

主持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信艳）：各位尊敬的嘉宾、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大家早上好！在活动开始之前，请允许我介绍两位嘉宾。坐在发言台左边的是朱振武教授，著名翻译家，丹·布朗（Dan Brown）系列文化悬疑小说的主译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

坐在中间的这位长者，就是有名的谢天振教授。谢教授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暨翻译学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终生成就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还是教育部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学术委员。

除了台上就座的两位嘉宾，今天我们的现场还有两位大咖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谢老师几十年的校友、老同学、老同事，以及来自上海各高校的老师。欢迎大家！

作为活动的主持人，我今天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向大家推介一本书，也就是屏幕上显示的这本书：《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这本书从2017年4月开始下厂印刷。因为是硬面精装，印刷周期较长，所以直到5月份才入库上市，结果不到6月份这本书就卖完了。为了今天的书展，我们在7月初加班重印，总算赶在上海书展前夕把这本书加印出来了。

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在整个编辑过程中我深深地感觉到，这是一本具有文化使命感的著作。为什么这么讲？请大家听我读一段这本书中的文字就可以明白了：“正是葛浩文等英语翻译家和汉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有创作自觉和文化自觉的莫言等中国作家，使他们的作品成功地走向英语世界和西方世界。由此得出另一重要启示：从翻译到创作、再到批评，都应该多几分文化上的自信与自觉，都应该具有起码的文化担当与家国情怀。”这段话就是我们在座的朱振武教授写的。

下面我们开始大家期待已久的对话环节，有请谢教授和朱教授。

朱振武（以下简称“朱”）：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应该说我们的谢天振教授是最有话可说的，他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指导他的博士生从事有关中国文学外译的个案研究，他本人更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学、文化外译的论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就请谢老师给大家说几句。

谢天振（以下简称“谢”）：谢谢！谢谢各位读者来到今天的现场。今天现场的听众席里，有我50年前大学里的同届老同学，有我40年前在上海一所中学里一起任教的老同事。老同学和老同事的到来，使我回忆起许多往事。我突然想起当年看过的一部电影，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片名叫《影子部队》（L’arméedes ombres）。那好像是一部法国影片。整个故事情节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在影片的开头有一段独白，为这段独白配音的是上海著名的配音演员邱岳峰。那段话讲得非常精彩，其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如果说男人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战斗部队的话，那么女人呢？女人就是一支黯淡无光的影子部队。”其实这部电影是赞扬女性的，为女性说话的。现在回想起来，上世纪60年代正是国际上女权运动崛起的年代，影片想要说明的是，正是这么一支默默无闻的由女人组成的“影子部队”，造就了那支光辉灿烂的男人的战斗部队。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联想呢？因为我是从事外国文学和翻译研究的，我发现在世界文学这个大舞台上，极大多数读者看到的往往就是那支由作家、诗人组成的光辉灿烂的“战斗部队”，却很少看到、甚至从没有看到在这支光辉灿烂的“战斗部队”的背后，还有一支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影子部队”，那就是世界各国的翻译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外译来说，还有国外的汉学家。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中国文学、文化才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反过来说也一样：我们大家从小都是读着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长大的，但是请问在座的各位读者，我们能说出几个安徒生童话的译者、格林童话的译者？我们都听说过《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但是请问《荷马史诗》、《神曲》的译者是谁？恐怕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一定记得。我们记住了但丁，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耗尽一生心血、从意大利语原文翻译《神曲》的翻译家田德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振武教授带着他的团队做了件非常好的事情，也就是他们写的这本书。这本书让英语世界的汉学家、翻译家组成的这支“影子部队”站到了世界文学大舞台上的前台，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光辉灿烂的“战斗部队”背后那支对于中国文学走进英语世界功不可没的“影子部队”。正因如此，今天我要在这里为朱振武教授他们编写的这本书喝彩！为我们的出版社喝彩！谢谢！

朱：谢老师的这番话，让我们的汉学家翻译家这支“影子部队”从后台站到前台来了。然而这些汉学家们的背后还有一支“影子部队”呢，那支“影子部队”的队长就是我。谢老师刚才的这个比喻真是非常恰当、非常形象。

这里我想对我们这张海报上的标题做一下说明。海报上写的是“汉学家的功与过”，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这个“过”是有引号的，针对的是国内学术界、翻译界对国外汉学家翻译的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发表的议论。在我们看来，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为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翻译中有些错译、漏译，是百密一疏或瑕不掩瑜，说是“过”就有点过了。有必要指出的是，国内学术界、翻译界对国外汉学家翻译家的工作却存在着一些误解，有些误解甚至对我们今天中国文学、文化的“走出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有关这方面问题，不妨让我们再听一听谢老师的意见。

谢：我先讲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大家知道莫言在获奖以后，瑞典政府给了他14个签证名额，也就是说有14个人可以陪他去瑞典领取这个万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是怎么分配这14个名额的呢？他把3个名额给了她的妻子、女儿和他在高密的一位朋友，因为他的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地都在高密。两个名额给了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夫妇，因为陈教授给莫言作品的高度评价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后余下的9个名额他全部给了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国的翻译家。这就说明莫言很清楚，如果没有这些外国翻译家，他不可能走到世界文学舞台的中心，也不可能登上世界文坛的高峰。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莫言对翻译家的重视，以及对翻译家的贡献的感激之情。这些翻译家里面就包括朱振武教授在书中提到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夫妇。

朱：说到葛浩文教授，国内很多人对于他对莫言的翻译还是有较多误解的。不少人认为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有较多的“随意增改删”，实际上在我看来，葛浩文在翻译时是十分忠实莫言作品原文的。

所谓的“随意增改删”，大约包括以下几个意思吧：一是说葛浩文胡译乱译；二是说莫言获奖主要是靠翻译，然而这里不乏酸葡萄的心理。好不容易有一个中国籍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还说这主要是靠瞎译。实际上葛浩文是很忠实于原文的，只不过这个忠实不是机械的忠实，不是字句之间简单的对应。所以在北京开两代会的时候，我跟莫言就聊到了这个问题。我跟莫言说，关于您获奖，在坊间有三种说法。莫言说愿闻其详，他饶有兴趣的听我讲。于是我就非常认真地讲了传言所说的三个原因。许多批评家都认为他学习了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他到底学没学呢？当然是学习了。但是它最主要的东西还是学习了中国老祖宗的传统，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接着给他举了很多例子。莫言承认这一点，他的确从《聊斋志异》等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吸收了很多营养。

第二，他也确实学习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但却从没有拷贝、模仿、抄袭或搬弄他们的东西。比如他的作品《蛙》就学习了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但只是形式上学习了。莫言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第三，莫言的作品获奖，翻译立下的汗马功劳是不可否认的，然而翻译越是忠实于原文，就越说明了他的作品具有文化自觉和创作自觉，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所以当我说完这番话之后，莫言就拿起笔，拿起纸，把他的电话号码写给了我，并签上了他自己的大名。他之所以这么做，当然是因为他认可我说的这番话。

关于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和语言差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请我们最权威的专家谢老师给大家讲一讲。

谢：最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大家都比较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学、文化怎样才能“走出去”。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还包括学界和翻译界的一些人，以为只要把一部作品翻译成了外文，这部作品就是“走出去”了。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误解。真正的“走出去”应该是指一部作品翻译成外文后，能够真正到达外国读者的手中，成为他们真正喜欢的读物，并在他们的语言环境中得到传播、产生影响、取得成功。在我看来，这才算是真正的“走出去”。从这个意义上看，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作品尽管也都翻译成了外文，但没有做到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出版过一份英文版和法文版的杂志，叫做《中国文学》，分别为月刊和季刊。上世纪80年代起，还推出过一套专门介绍中国文学的外文版“熊猫丛书”，都已经出版了一两百种了。眼下还有一套翻译成多种外文的丛书，叫做“大中华文库”，也正做得红红火火，把一些中国文化典籍、文学名著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等等。然而这些书有没有真正“走出去”呢？调查和研究的结果似乎并不那么尽如人意。

问题出在哪儿呢？正如振武教授刚刚提到的，我在前几年提出来两个概念，一个叫语言差，一个叫时间差。所谓的语言差，就是我们中国人学习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要比那些西方人学习中文来得容易。所以在我们国家可以发现一大批精通外文的学者，甚至读者，但是在欧美国家却不容易找到这么一大批精通中文甚至中国文化的学者，更不用说广大的读者了。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外国学者对某一部中国文学作品如《诗品》的研究很深，但是他们却缺少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把握。你跟他们谈他们专业之外的领域，比如谈王国维，或者谈一些中国当代作家，他们往往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究其原因，就是所谓的“语言差”。“语言差”决定了在西方国家能够从事中国文学、文化翻译工作的学者和翻译家数量不会很多，这也使得中国文学、文化要“走出去”显得不那么便捷。也因此，针对这样一个实际情况，我们要想让中国文学、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的话，那就必须制定出一个务实的文化策略。

朱：谢老师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一直强调，翻译并不是字与字、词与词、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简单对应，但我们不少人往往把翻译看作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

关于翻译的本质问题，我认为从事翻译活动的人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情怀，同时还要有一个正确的认同，这两点是前提。比如我们之前的翻译家，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就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西方的顶礼膜拜，比如说“大不列颠”，似乎透露了大英帝国是永远不能颠覆的。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把这种文化认同放进去了。再比如“美利坚”，似乎传递了一种这个国家非常美丽、船坚炮利的印象。此外像“远东”、“近东”、“中东”等概念，更是如此。再如“圣诞节”，假如你是基督徒，这个翻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我们平常人，这个词翻译成“耶诞节”比较合适，因为这样比较中性，没有一种文化的特别偏向。在翻译过程中许多意象、音韵和典故是翻译不出来的，一般的译者也看不出来。正如刚才谢老师所指出的，我们中国文化走不出去，有时候问题出在对翻译的认知上，以为只要做到了字对字、句对句字面上的对应和忠实，翻译就大功告成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让我们再来听一听谢老师对翻译本质的分析。

谢：谈到翻译，我们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对翻译很了解，但实际上我发现许多人对于翻译、尤其是对翻译的本质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学界和翻译界会有许多认识误区。事实上，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并不是很成功。如果我们大家有机会到国外去，到美国、俄罗斯、欧洲，我们可以到当地的书店去看一下，几乎找不到多少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译本。反过来，在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书店当中，却有差不多一半的图书都是翻译作品。

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为什么我们中国文学、文化走不出去呢？这个问题牵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因素肯定是跟我们对翻译的认识有关，我们以为，只要把作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字，我们的翻译就成功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翻译出来的东西没有人看，你的翻译仍然是不成功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严复的翻译、林纾的翻译，他们的翻译是成功的，因为他们翻译出来的东西当年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然而众所周知，他们的翻译当中有大量的删节和改变，按照今天的翻译标准，我们恐怕不会认同他们的翻译吧。

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强调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际，成功的翻译就是能够促使操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那些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实现真正切实有效的交际，促成他们的相互认识、相互了解。

前几年我曾经在清华大学和葛浩文一起做讲座，我当时就说，我们大家对葛浩文的翻译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葛浩文的翻译对莫言的原作是有一些删节，有的甚至连结尾都改动了。但他的改动是得到莫言允许的，其目的是使英语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接受，甚至喜欢上莫言的作品。

还有一次我跟葛浩文一起吃饭，他提到出版社此前找他翻译《狼图腾》。他对我说：“谢老师，《狼图腾》这么厚的一本书，我是不可能把它全部照译的。如果我全部翻出来，出版社不会愿意出，读者也不会愿意看。”美国的读者，包括许多西方国家的读者，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去读完这么厚的一本书。他们的书大多都比较薄，只有两百多页，三四百页就算多的了。所以他说，如果他翻译这本书的话，肯定是要删节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葛浩文的翻译很重视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

莫言得奖以后，大家对葛浩文的翻译有一些指责。我当时有些担心葛浩文可能会被这些指责压垮，所以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在报纸上支持葛浩文。我希望他不要受到影响，能够按照他的方式、方法和策略，继续做下去。

朱：谢老师对翻译的本质分析丝丝入扣。葛浩文的翻译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板。他首先考虑的是：作品有没有人读？翻译完之后，这个作品有没有读者？这才是硬道理。

我曾经把我跟莫言的一次对话写成一篇散文，叫做《莫言的电话号码》。莫言看到这篇文章之后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振武教授，您对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有理有据的分析是十分有说服力的。”他对我的分析十分认可，并表示了感谢。我并没有恭维莫言的意思，我只是把大量的比对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如实说出来而已。然而大多数翻译者只在乎翻译的对等和对错等形而下的问题，却很少考虑翻译的接受与传播。如果说翻译过来的作品没有错误，但却没有人读，我们能说这是一个好译本吗？当然不是。读者接受是硬道理。所以说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比如，微信群中有几位老师在讨论An apple a day keeps doctors away这句话的翻译。有人的翻译是：“一日一苹果，永不生病”；另一个人的翻译是：“一天只玩一个苹果，啥博士学位也拿不到”；还有一位的翻译是：“一天到晚玩苹果，拿不到博士学位的”。几位朋友讨论完后要我翻译一下，我的译文是：“一天一苹果，疾病远离我；天天玩苹果，博士远离我”。之前的几个译文，我们看不到原文语言的节奏和韵律。由此可见，并不是懂得外语就能做翻译，更不是外语好就能做好翻译的。特别是文学作品中的意蕴、典故、形式、修辞、节奏、韵律、语气等诸多问题，不是一般语言学习者或使用者所能够轻易驾驭和转换的。

再举两个稍微深一点的例子：While one person hesitates because he feelsinferior, the other is busy making mistakes and becoming superior. 这个句子是有尾韵的，它的节奏也非常好。但我们来看一下一位英语教师的翻译：“当一个人觉得的他的能力不够，犹豫不决的时候，另一个人已经在忙于犯错误，集聚足够的能力。”这段译文貌似忠实于原文，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理解原文的意思，也没看出原文的修辞，而且不符合汉语的标准。但是有人会说，至少这样翻没错。我给出的翻译是：“你因自信缺陷而优柔寡断，人家虽错误连连，却已能力非凡。”或者可以归化成：“要想成功在前，何惧错误连连。”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None are so old as those who have outlivedenthusiasm.有的人翻译成：“谁都不会比失去热情的人更加苍老。”我的翻译是：“世间老态千万种，最老是人无激情”，或者干脆通俗地译成：“世间老人千千万，没有激情最完蛋。”

可见，翻译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容易。就此而言，我们对汉学家翻译家们的理解和敬重也是不够的。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对汉学家翻译家的工作还存在着不少的误解。这方面谢老师有话要说。

谢：是的，我们国内学术界在讨论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这个问题时，确实还存在着不少认识误区。譬如有些人就认为，我们提出在把中国文学、文化翻译成英语时，要照顾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这是对西方的曲意奉迎，是丧失了自己的国格、人格和骨气。这种认识在我们国内翻译界甚至学术界还很有市场。还有人提出，我们在对外翻译中国文化的时候，要掌握我们的话语权。这些看法似是而非，我觉得里面存在一个认识误区。这些学者混淆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文化外译”，一个是“对外宣传”。我们在对外宣传时当然是要掌握话语权的，譬如我们宣传我们党的“十八大”、宣传我们国家的政策时，肯定是要以我为主，强调我们的话语权的。但是文化外译并不是这样，文化外译是要促进国外读者对我们国家文化的喜爱，引起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兴趣，然后加深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了解和认识。

我有一个老同学，在美国加州大学做系主任，他发现不少美国学生在选择语言专业时多选择日语而不选汉语。他觉得奇怪，就问他们为何这样选择。那些孩子告诉他，因为他们从小就看日本的动漫长大，进而也对日本的文化产生兴趣，所以就选择学日语。这个例子很说明问题，日本的动漫算不上是日本文化的精髓吧？但是它却培养了美国孩子对日本文化的兴趣和感情。而我们国内学界和翻译界在做中国文化外译时，动辄要强调首先要把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作品翻译出去，什么四书五经啊，四大名著啊，等等。然而你们想一想，我们国内自己有多少人在读四书五经啊？你还要逼外国人去读？我觉得我们要首先培养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兴趣、一种爱好、一种感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重视国外汉学家翻译家的作用，因为他们最懂得他们的读者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我想我今天之所以愿意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推荐的这本书，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振武教授也好，出版社也好，在这方面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这也是我愿意来为他们喝彩、站台的原因。

朱：谢老师说的真是太好了。翻译的确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的问题，更不是说我外语好、我英语好就可以做翻译了。所以并不是谁都可以做翻译的。记得上海大学叶志明副校长有一次批评外语学院说：“你们知道翻译是干什么用的吗？你翻译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英语世界的人了解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吗？但你连'三个代表’都只会照着字面死译，那你翻的其他东西人家怎么能看得懂？”著名学者董乃斌曾对要翻译他的书的人说：“我书里引用到的一些例子，不能照着翻的，如果这样翻的话就把它翻死了。”他们看上去外行，实际上倒是说到了翻译的实质。因此我们可以说，有些专家学者和领导的翻译认知水平可能比我们某些英语教授还要高。这些汉学家给我们做出的贡献，首先就在于他们翻译出来的东西，目标语读者愿意读，而且能够顺畅地读。而我们一些外语教授翻译出来的书，目标语读者不愿看，也看不下去。

我在纽约大学访学时，著名汉学家罗慕士（Moss Roberts）就跟我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要把母语译成外语。他说他作为一个英语使用者，绝不会把母语译成外语。他的汉语很好，把《三国演义》和《道德经》等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翻译成了英语，却从不反过来做。美国著名翻译家兰德斯（Clifford E. Landers）也是如此，他特别强调应当把外语译入母语，认为把母语译成外语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是失败之举。当然这里仅就文学翻译而言。译者需要对这两种工作语言的相关知识都了然于胸，流畅的母语表达和扎实深厚的外语基础是必备条件，但对母语的熟谙显然是重中之重。不同于只有一个或有限的几个答案的数学题目，文学翻译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因为其本质是主观的。

多年前，我在美国发现，我们中国学者翻译成英文的书一本只卖到一美元，这在美国就等于白送，但还是没有人买，让人十分痛心。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翻译东西的理念有问题，方式有问题，策略有问题，当然选材也有问题。我们很多人还没弄清什么叫翻译和为什么要翻译！就像刚才谢老师所说，什么是翻译的本质？翻译的目的是什么？目标读者是谁？国内很多人都没有弄明白。但是汉学家却很清楚。所以我用刚刚出版的《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这本书向汉学家们表示敬意。

主持人：感谢两位学术大咖的精彩对谈，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由于我们的活动时间有限，还剩下5分钟的时间，所以只有两个提问的机会。现场的听众可以当场提问。

听众一：我想问一下谢老师，是不是说汉学家对我们中国文化的理解要比我们自己理解的更好呢？

谢：不是的，这个问题不能这样说，并不是说他们理解得比我们好。正如本次活动的标题所言，“汉学家的功与'过’”，其实所谓的“过”无非是指有些汉学家把某个问题给理解错了、翻译错了。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理解，与我们中国的专家学者相比当然是有差距的。但是，他们对他们译本的读者的了解要比我们好，他们知道他们的读者希望看什么样的书。

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说：我们国内读者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是由国外的汉学家翻译过来的呢，还是由我们国内自己的翻译家翻译过来的呢？当然是我们本国的翻译家，因为我们的翻译家知道本国的读者喜欢看什么，喜欢什么样的文字风格。我们这一代人就爱读傅雷的作品，因为傅雷翻译出来的东西看起来很舒服，是很地道的中文，是一种享受。一个国外的汉学家对于原文的理解也许会比傅雷好，但是他翻译出来的中文却让我们感觉到有点别扭，缺那么点味道。因此在考虑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这个问题时，我们要尽量发挥国外汉学家翻译家的作用。朱教授带着他的团队推出这本书，也就是希望引起国内读者对国外汉学家翻译家的关注和重视，同时也是对他们所作的贡献的一种认可。

听众二：谢老师，您好！我知道您是比较文学界的一位大咖，很荣幸今天能向您提问。我想问的是，现今在翻译界，中国人把外文翻译成中文，外国人把中文翻译成外文，这种分工是一种惯例吗？

谢：这个问题问得好。实际上在国际上，译者通常都是把外语译成自己的母语的，很少有把母语译成外语的。但是在牵涉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翻译时，却冒出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国外并没有那么多懂中文、了解中国文学文化的汉学家、翻译家。如果我们死板地恪守国际翻译界的成规，那么多的中国文学作品、文化典籍要到何年何月才有可能都翻译出去呀？我们强调要发挥国外汉学家翻译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国内的汉译外翻译家们就无所作为了。我们要说的是，希望我们国内的翻译家，也包括国内的出版社，要关注、重视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特殊需要，要改变之前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做法。我们国内的翻译家可以和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合作呀，我们国内的专家学者、出版社也可以和国外的翻译家、出版社联手呀，因为国外的翻译家、出版社比我们更了解他们的市场需求。如果我们能够切切实实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中国的文学、文化一定能够更快、更好、更切实有效地“走出去”，走向全世界。

主持人：谢谢两位专家！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签名售书环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