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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 作者：熊掌 ◎ 编辑：马戏团长 ◎ 全文约5000字 阅读需要15分钟 ◎ 本文首发于【循迹晓讲】公众号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就在110年前，随着武昌城里的一声枪响，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王朝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我们已经熟知的历史事实，然而我们不知道的历史是怎样的？ 1911年前夕的大清帝国，如果从纸面上看，绝不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相反，随着清朝新政的展开，古旧的中国社会反而有了一点崭新的气象。 1902年，清政府发布皇帝谕旨，承认清朝法律已经不合现代社会的需求，急需改革。清朝此次法律改革本着现代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改重为轻”，废除了许多残酷的传统刑罚，另外，又准备制订《民事刑事诉讼法》和《新刑律草案》等具备现代法治精神的新法律。 ◎《大清新刑律-目录》-出现了“缓刑”“假释”等名词 新制定的法律往往以日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为蓝本，强调了个人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废除了《大清律》对家族权力的认可。这些法律的提出，为中国从封建殖民地社会走向现代法治社会开启了先河，同时也为清朝末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从1902年到1911年清末的这一段时间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一个小高峰。 清政府为了贯彻“发展实业”的目标，发布了一系列工商业的章程和鼓励建立实业的措施。在政府的鼓励下，中国社会的有钱人开始将资金投入到实业上，1904年到1910年，清朝开办资本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276家，平均每年差不多有40家新企业诞生。同时期，清朝还开办矿业企业48家，这是1840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发展速度。 在工业、矿业陆续开办的同时，一些新的农业技术也被引进中国，清政府在各地成立屯垦公司，由地方自筹资金开拓荒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在交通信息方面，进一步发展了北洋集团的公营电报局，并修建了第一条中国自有资本的铁路即京张铁路。在这个阶段，以机器工业为主的各种近代化企业和事业发展是相当快速的。 ◎ 随着铁路的铺设，火车这种交通工具开始为百姓所熟知 虽然《辛丑条约》让清朝背上了4.5亿两白银的赔款，然而这也同样刺激了清朝财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 清朝晚期税收的三大法宝：盐课、关税和厘金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和纳税人数有限的田赋丁银相比，这三种税收都是施加在消费品上的，基本算是一种全民承担的税收。施加于消费品的税收效率更高，更不容易触发民怨，所以有了更多增长空间。 道光时期，清朝的岁入约为4000万两，在三大法宝的加持下，到了光绪时期清朝的岁入已经增长到8000万两，到1903年约为一亿两。 ◎ 学界估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财政规模一览表 单位：库平银、两 然而，从1903年到1909年短短六年新政时期，清朝财政收入一年跃上一个台阶，到1900年全年已经达到到2.36亿两白银之巨。 《辛丑条约》提出的赔款数额让清朝百姓人人都负责一两银子已经被时人感叹为天文数字，谁知道仅仅过了不到十年，清朝自己每年就让全国每人上交半两白银的税赋呢？虽然这笔巨款仍不足以偿付赔款和新政带来的巨大开支，但有这样的收入做基础，在国际金融市场就有了许多可以拆借腾挪的空间，这使得清朝绝不至于在生死存亡的时刻拿不出钱来。 除了清朝税收的阶梯式增长以外，大清也不缺用于镇压叛乱的军队。虽然在八国联军之乱以后，清朝唯一的战略机动兵团武卫军溃败了。但在新政开始以后，清朝授命北洋大臣袁世凯领头从头开始再训练一支新式军队。 ◎ 袁世凯（右坐一）陪同辅国公载涛（右坐二）观看新军部队进行的秋操演练 袁世凯以在八国联军之役中唯一苟存的新式军队-----自己的武卫右军为基础，扩建出北洋陆军六镇（镇相当于西方的师），新式陆军以德国陆军为模板，装备、编制、训练完全模仿德国，武器大多由德、奥、意、日等国采购而来，战斗力比清朝过去训练的各种西式装备军队有了很大提高。 但清政府并不是只编练新式军队，而是采用了包括预备兵役制和军事教育在内的一整套西式国防理念。尤其是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军事学堂和速成班，培养现代军事人才，以及派遣大批人才赴日学习军事，为新军提供了一大批有文化、经过基础训练的职业军官。 截至1911年清朝灭亡，总共编练了新式军队14个镇又20协（旅），这样一支新军虽然暂时还无法抵御外敌，但镇压国内的民变和革命党起义却是妥妥够用了。 ◎ 新军士兵接受检阅 对于一个以维系统治为首要任务的王朝来说，钱与枪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20世纪头十年的大清朝在这两个方面虽未说是尽如人意，但并不见得比其他的古老帝国来的更差。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朝对外形势缓和，没有面临波斯帝国、土耳其帝国那样严重的外敌威胁。虽然在帝国内部，民变和革命党武装起义次数越来越多，但并没有哪一次造反的程度再能与太平天国起义相提并论。 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清朝都没有立刻崩溃的危险。然而就在这个新政已经初见成效、局面尚算稳定的时刻，大清帝国却轰然倒塌。 如果从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全球市场来看，帝国崩塌的直接原因和金融危机有关。 20世纪初期的第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橡胶投机泡沫”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动荡，清朝重点项目川汉铁路从民间征集来的80万银元“铁路捐”也在股灾里化为乌有。为了继续川汉铁路项目，大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宣布将川汉铁路项目国有化，并向国外银行举借600万英镑作为项目资金。（关于保路运动，详情参见：辛亥的先声：保路运动究竟因何而起？| 循迹晓讲） ◎ 位于成都人民公园内的保路运动纪念碑 然而借款的消息传到四川，很快就演变成盛宣怀出卖路权给外国资本的“卖国”行径，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因此展开。为了预防保路运动可能变成另一场民变（这在1910年代对清朝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清朝从武汉抽调新军前往成都进行镇压，武汉于是成为了清朝军事力量的薄弱部位。然后就有了1911年10月10日的一声枪响。 民间融资、铁路项目、新军都是清末新政所力推的重点项目。这么看起来，假如没有新政，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然而这样的推论太过于肤浅。新政和大清灭亡之间，还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 旧式的官僚机构在新时代已经运转不灵，图为北京军机处日常 自定鼎中原之初，清朝就设立了一套环环相扣的统治体系，它所依赖的主要是这样几种力量：作为皇帝最坚定盟友、提供额外军事力量的关外蒙古部落；希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儒家读书人阶层，以宗法礼教管束基层民众的各地宗族组织，还有遍布城乡的八旗和绿营兵。 直到光绪时代，除了已经不堪使用的绿营和八旗兵有一部分被新崛起的湘淮军所代替，这个保证清朝统治平稳运行的体系都没有被动摇过。 然而这套中世纪帝国秩序渐渐不能和时代相适应。八旗、绿营、湘淮军在面对外敌入侵时表现得软弱无力，蒙古部落日益贫困，无法提供足够数量的合格骑兵，宗族势力成了清朝改革田亩制度、增加税收的障碍，上百万读着圣贤书的孔教门生不能给清朝输送急需的理工、外交人才。 恰在此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又大行其道，“落后就要挨打”的思想深入人心，举国上下充满着“变则通、不变则死”的焦虑感。 ◎ 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改革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但是，应该按照怎样的步骤来变革是需要审慎把握的一个难题。清朝自1902年开启的一些改革举措，从事后的眼光来看是过于激进了。同时代的土耳其哈米德二世改革、泰国朱拉隆功改革、日本明治维新改革都没有清末的新政改革来的剧烈。 可以说，在新政运动的狂飙突进中，清政府亲手将维系自身统治的几大力量丢失殆尽。 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在新政中最大的失误莫过于仓促废除科举。清朝对延续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的下手可谓是又快又狠。在现代教育体系尚未完全建成的时候，就于1905年匆忙下诏完全废除科举。要知道科举制度不仅对读书人，对封建王朝本身也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从宋朝开始，王朝利用科举选官制度将自己和广大的基层宗族势力连接起来。往往一个在地方上有巨大影响的强宗里只要有一人中举，整个家族就会自动变成皇权的维护者。 ◎ 取消科举诏书的发布，斩断了地方士绅和朝廷之间的利益连结 从宋到清的千余年里，科举制发挥着封建社会秩序基石的作用。清朝政府过于快速的取消科举，实际是斩断了在当时仍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地方宗族和中央之间的利益纽带。武昌首义之后，各地方宗族冷眼旁观、甚至“咸与维新”的态度，和咸丰同治时代各地士绅蜂起团练抵抗太平军的积极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按照清朝统治者原来的想法，是要用经过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代替传统儒生重整官僚系统，亦即明治维新的做法。 这个做法肯定是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然而德国、日本式的现代官僚体系的维系需要依靠强大的民族主义向心力，对于境内民族众多的传统帝国来说，德、日模式是一把真正的双刃剑，在带来现代化管理的优势的同时，也破坏了经过岁月考验的既有利益联盟。 这方面的例子是清朝对蒙古部落待遇的变化。 新政取消了中央政府对关外各蒙古藩王的财政支持和优惠，同时在蒙古地区推行汉地的“报效银”。这是一种为了实行新政而临时增加的捐税，蒙古地区本就因为各种原因在清末陷入贫困陷阱，追加的捐税只能使牧民的处境雪上加霜。 察哈尔马队原本一直是清朝骑兵的重要来源。然而在由于清朝为实行新政所进行的种种盘剥，使得牧民所余不多的财产被搜刮几尽，辛亥革命爆发后，蒙古地区并未给陷入困局的清政府提供任何武力支持，而是果断宣布了与满清割席断义，维系将近三百年的满蒙利益联盟彻底破裂。这不能不说是清朝盲目推行新政导致的恶果。
◎ 察哈尔马队虽然已经落伍，但直到新政前都是最忠于清朝统治者的武装之一 在新政浪潮中受损的不只是蒙古，还有绿营、湘淮军等旧式军队。新式军队花销太大，在组建新军的同时必须裁汰旧有的绿营、八旗和湘淮军队，然而这些军队是清朝维系地方稳定的基本工具。 在有些地方，绿营的巡逻和盘查甚至从清朝初年就开始了。清政府应对地方稳定的办法是将旧式军队保留一部分，改成带有警察色彩的地方巡防队，配合在全国推行现代警察制度，来维系全国的治安。然而从事后的效果来看，巡防队+警察的模式并未发挥绿营和湘淮军时代的稳定治安作用，被清朝压制多年的地下会党，在清末时的活动最积极而主动。甚至发生了四川全境都被地下会党控制的局面，这在清朝历史上是从未发生过的。 最后，我们要说到“枪”的问题。 清末新军的组织和指挥系统有严重的缺陷。在各省驻防的新军中，大量基层军官接受了革命党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使得驻扎外省的新军里到处都是引发革命和兵变的“定时炸弹”。驻扎在直隶地区的北洋六镇民主革命思想相对较少，但他们并非忠诚于清朝而是忠诚于北洋大臣袁世凯个人。 使问题变得更严重的是清朝统治者为了改变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督抚专制，不听朝廷”的尴尬局面，趁着实行新政的机会，将兵权和财权全部收归中央，仅留给地方的总督和巡抚很少的权力。当武昌之战打响的时候，清廷才发现它很难指挥那些或者被革命党影响、或者受制于袁世凯个人的新军，唯一反应灵活、及时出动的只有督抚手下的巡防队。 简而言之，为了解决地方权力太大、中央积弱不振而采取的集权措施，最终将清王朝送上了绝路。
◎ 清末的新政里包括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图为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合影 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清末新政的弊端，比如在当时和现下都炒的很热络的“立宪骗局”，由于对敷衍拖沓的立宪进程失望，大批海外的立宪派人士倒向革命派，催化了辛亥革命的发生。清朝政府在海外一系列的鲁莽行为降低了自己的外交评价，让列强更乐于见到革命派取代“腐朽没落”的清政府。 但所有的分析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当古旧的统治体系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时，应该怎么着手改革？ 清朝只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却没有看到明治维新背后激烈的利益集团博弈，明治政府在改革的同时不断调整改革力度，同时尽力维护自己的政治基础，而不是用最激烈的手段将所有人都得罪个精光，如果明治政府也像1902年的清政府那样大干快上，主动将自己的墙角挖的干干净净，那明治维新也必将面临失败的结局。 清朝统治者匆忙实行的新政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却留给了这片国土一些正面的东西。 其一，新政的法制改革成为了现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基础。司法和Political reform留下的司法机构和责任内阁制度，成为了北洋乃至国民党时期司法和政府机构的鼻祖。 其二，在全国大规模组建新军的行动将封建体系下的军队扫进了垃圾堆，让中国军队基本迈进了现代军队的门槛。 其三，教育改革和鼓励留学培养出的数以十万计的现代学生，成为了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力量。 可以说，清朝统治者虽然没能用新政挽救自己的败亡，却留给了中国社会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基础。也正是踏在这样的基石上，辛亥革命才将中国代入了一个崭新的共和时代。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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