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继续来讲一下《刑法修正案十一解读之知识产权犯罪》。上一节讲过关于法条的一些变化，这次主要讲知识产权保护的立体化。上次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刑事保护的界限，一个是立体化，一个是界限问题。我们先回顾一下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立法进程。 从84年专利法开始一直到目前2020年《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关于知产也进行了大量的变更，可以说我们国家知产保护就越来越科学化和立体化了。2008年在专利法里面引用了 Bolar 例外，这个是从美国引进来的。这个里面是为了平衡企业与公众的利益，源于美国是在专利法里面，视为如果是在试验阶段的相应的行为，视为不侵犯知识产权的例外规定。这是为了对于这种仿制药上市期间的专利到期期限进行缩短。 我们讲知产保护，一个是行政保护它的作用应该是相当大的。因为大家知道知产管理里面，有一个药品管理法，三大基本法律等等相关的一系列的知产法律，都有一些行政管理的色彩。所以体现在民事的一个规定里面，也有公法的一个倾向。本来民事知产法律应该是纯私人的，也体现了公法的概念，而在公法里面又体现了对私人权益的保护，因此出现的是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的一个结合。这就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这次刑法修正案修改，大家看到明显加大了对刑事保护。刚才提到了关于刑种基本上都是有期徒刑以上了，拘役、管制这些都去掉了，都删掉了，起点就很重，然后加重犯也很重，行为类型也增加了一些类型，弥补了过去立法上的漏洞。这是加大刑事保护。应当说刑事保护是对知识产权保护最有力的一个途径，这是对商业秘密方面进行了很多的一个修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对商业秘密的一个变化。讲到这里就是说，既然有刑事、民事、行政三个法律体系进行保护。这些法律保护界限在哪里呢？还是回到我们刑法本身的定位上来讲，刑法本身它是一种补充性的，保障法性质，它不创设一些权利，也不创造一些法律的模式，他只是在其他法律用尽，而不能进行保护的情况下，刑法它才站出来进行保护。 所以这就是说所谓的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律，它必然是有一个法定性的，它必须有其他法律的规定它的基本的模式。这样最后才用刑法来发动追究它的刑事责任。只有在前置的一些法律，在法定性制裁不足或者无法给予受保护者以有效保护的情况下，才能动用刑罚权。所以这就是刑法本身的一个定位问题。 目前的情况是在于在我们刑修十一里面，我们也看到原来很多的重大损失是什么情况？已经改成为情节严重，也就是说我们知产犯罪很多的司法认定都已经变成情节犯了，那么情节犯其实是很难量化的，它需要出具体的司法解释，需要各地司法机关掌握的尺度，那么这又给司法机关很大的测量权。也同时对于罪与非罪这样一个界限，赋予司法机关更多的掌握空间。 从权利保护的角度来讲，其实也有一些隐患。就是说情节犯过多了，入罪的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问题。我们会关注在后期对情节犯这些到底是怎么样去认定，这是我们要讲的一个界限问题。 在谈到保护的同时，我们同时也要关注到知产它是需要保护的。但是知产是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成果，它是智力活动的结晶，它是需要传承的传播的。如果片面的去看重保护而不去进行传播，会导致技术存在一些壁垒，很难让社会所利用，所以要掌握这里面的界限—保护与传播的界限，这就超出了我们今天讲的刑法保护的范围，而要立足于知产保护立体化的视角，去综合考虑保护与技术传播的一个界限应该定在什么最合适。 好，今天关于知产犯罪刑法修正案这一块就讲到这里。第三部分我们来讲国际性的问题，感谢大家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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