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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和夫人汪璧（原名方采秀）1934年结婚，在艰苦的环境里，汪璧一直支持着顾准的革命事业。 1965年底，顾准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帽子，发落到北京房山大韩继村监督劳动。消息传出后，在101中读书的幼子顾重之马上被扯去红领巾。 1966年文革开始后，政治形势变得十分严峻，汪璧十分痛苦，她面临着必须解决的巨大难题——在党和丈夫之间作出抉择。 1966年元旦，顾准获准回家去过节。当天下午，汪璧提出离婚。顾准愿意今后独自承受苦难，他同意了。 与顾准离婚后，财政部的造反派仍对汪璧抓住不放，说她“长期窝藏反革命罪证”、“长期包庇反革命丈夫 ”、“销毁反革命罪证”。她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有口难辩，痛苦不堪。想想1952年以来所遭受的一切，她完全绝望了，1968年4月8日，在服了大量消毒用的“来苏尔”药水之后，汪璧离开了人世，时年54岁。 她的绝笔书只有这么一句：“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1969年11月初，在下放河南息县前夕，顾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感到秀也许不在了”，因此，再三要求和汪璧见一面，军宣队负责人只得以实相告，可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字句：“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杨告我时，我说，'她为什么自杀？她不是不许我死，说要害人。她为什么要害人？’ ” 日记接着写道：“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盒上失声大号。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顾准给在息县劳改期间的日记起名《新生日记》，第一段就写道：“《新生日记》的取名，是为了纪念三期学习班上，决心转变立场，跟毛主席继续干一辈子革命。可悲的是，这种新生的心情竟不能告诉采秀，而以前，惟一听我诉说我一切的，只有她一个人！” 顾准写道：“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长恨歌说'此恨绵绵无尽期'，那是空话。 …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 1969年12月11日，顾准记录了当天洗衣及整理内务的杂事，他又想到了离世的妻子，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他写道： “这些'家务活动'，过去是写信给秀的资料，现在则'便纵有千种风情，待与何人说'？旬日，梦寐中曾痛哭失声，醒来强自抑制，犹留呜咽……” “被服……用的是大量素白维尼伦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我国服丧从白，这次整理起来小的被服，大体上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从古礼也……” “66年春予秀信，说到'鳏、病、右'，６６年在大韩继子六弟信，曾说到周口店的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踩碎，云为镜破之谶。经委大楼张老汉谈到一个离婚复婚的例子，道破当时我的心事。不幸此种想望竟成泡影，谶语竟不幸而中，言之心碎……” 1970年10月15日，顾准胃病，心情凄怆，“悼念亡妻，无法自己。1964年前半生经历，处处与秀有关，此生所有一切欢乐场面，都是秀给的。这几天，梦中有时出现这样一二个欢乐镜头，醒来悟秀已离人间……” 斯人已去，情何以堪！ 顾准与汪璧有5个子女，长女小名稖头，二子小名小米，三子小名高粱 ，四女小名棒头，五子小名重之。 顾准被打倒之后，其子女在痛苦的选择面前，站在了“党和毛主席的一边”，1966年，顾准夫妇各自向所属单位打了离婚报告，但并被批准，顾准搬离家庭。1967年，顾准回家取书籍和衣服等，其子女坚决不让进门，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随后，他们要顾准签具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1968年4月，汪璧自杀，他们不通知父亲，成为顾准的终身遗恨。 即使如此，在去息县前夕，顾准还是希望见在京的孩子一面，1969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星期天，出去买东西，在东风食堂午餐，还幻想了在那里招呼稖头、小米来吃一顿饭。”但是这个愿望只能是“幻想”，科学院经济所好意安排他与孩子们见面,“要办一个家庭学习班，要我谈谈思想”，但是孩子们不愿意来，“小王说，棒头、小米意思是动摇的，决定不来的主要因素是'姑姑'。小王说，她们考虑个人前途，私字作怪等等……”此“姑姑”为顾准的三妹 。 顾准买了二十个信封和二十五张邮票，那是准备给稖头和三妹他们写信的，但他当天下了这样的决心：“现在把它搁起来，不到她们来找我，我决不用它。她们会来找我的，因为既然我决心新生，有朝一日，她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顾虑就会打消。” 息县日记与商城日记相比，直抒胸臆明显较少，因为在息县劳改期间，日记无法做到安全，因此顾准有些文字颇有“表决心”的意思。 1972年夏，顾准回到北京，无家可归的他住在中科院社会科学部大院，读书、写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等），直至1974年12月因胃癌去世。 顾准的母亲住在其三妹家，其妹夫为当时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施义之，他们由于担心“政治影响”，一直阻止顾准与母亲见面。1972年11月底，顾准五弟陈敏之曾有让母亲和顾准见面的设想，但还是因为政治上的考虑，不希望使三妹为难，而没有实现。 1974年底，顾准胃癌住院时，他的母亲已经九十高龄，当知道顾准已经摘掉“右派”帽子，政治情况有了根本改变，而病情已经危殆时，老母亲曾以十分坚决的语气要到医院去和这个儿子见一面。 她对陈敏之说：“已经十年不见，想去见见”、“我本来想在我病倒的时候，让老五来服侍我，想不到他现在竟要先我而去了。” 陈敏之回忆：“妈说这些的时候，声调虽然还是像平时那样平静，但噙着的泪禁不住还是掉了下来，默默地用颤抖的手擦了一下。” 对于母亲的这个要求，顾准的三妹起初想以路远、楼高等等来搪塞，老母亲的答复是：路远可以找出租汽车；楼高，有电梯、有手推车。但是，母子最终还是未能见成，陈敏之写道：“妈和五哥同住在北京有两年多之久，相距不过数里之遥，而竟然必须弄成个咫尺天涯，直到五哥离开这个人世间，不能让他们谋一面，这是我始终无法理解，也是我无法原宥的。” 顾准病重住院后，无家属照顾，1974年11月4日，顾准六弟陈敏之到北京去照看他，病中的顾准很希望见到孩子，陈敏之写到：“见到五哥的当天下午，五哥就曾对我说：我所有的几个子女都想见见。又问我：在他临终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来见他？” 于是，陈敏之给顾准的孩子们也是他的侄子侄女们写了一封信： “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不被当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这样的先驱者，但是据我所了解，我敢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上一点不理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目光要远大得多。许多年来，他不过是在探索着当代和未来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认为作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端，那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 在家庭关系上，他深深地爱着你们的妈妈。自从你们的妈妈不幸去世以后，他又把全部爱倾注在你们身上。我相信，这一点，你们是会感觉到的。这一次，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你们兄妹五人都见见面。他还问我：如果他这次不幸死去的话，你们会不会去看他？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无法代你们答复，这只能由你们自己答复。（这里五哥用铅笔亲自加了如下的旁注：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是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然而我怎么也抑制不住心头的酸楚。这里我又加了如下几句话：关于你们爸爸所说的'害了你们’，我想作一个注解：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作探索的人，往往不能两全――既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又顾及家庭，这就是演成目前的悲剧所在。） 我没有想到我必需再次来北京，但是我觉得我不过是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因为我认为并不是单纯出于兄弟的情谊。 你们对你们的爸爸过去所采取的立场、态度，我不想非议。但是任何事情过分了，总会要走向反面，我想顺便指出：对于你们至今为止所采取的态度，舆论并不是没有非议的。娘娘这次对我说：你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由你们自己抉择。我虽然是看着你们长大起来的，但不想有半点勉强的意思，由你们自己决定。 我已经对祖母说过：如果你们仍然坚持过去的立场、态度，对你们的爸爸的健康以至一切，我都包了，而且包到底。我说这话是算数的。 我怕控制不住自己激越的情绪，所以写这些，代替我说话。当然，我想说的远不止这些。 你们的爸爸今天上午在病床上写的两个条子附此。 五哥的两个条子，其中一个的大意是：想见他们；表示他原谅他们，也希望他们原谅他。另一个是专给小米的。祝福他幸福（已经结婚并且马上要生孩子）。” 陈敏之见到顾准的大女儿后，虽然有心里准备，顾淑林的反应仍然让他气愤。“见到稖头大约是当天晚上，小米的爱人也在。我的信她们两人都看了，反应出奇地冷漠。既没有向我进一步询问她爸爸的病情和生活状况，更没有丝毫表示自己对此的态度。尤其令我惊诧的是稖头竟说：军宣队想甩包袱；还说：她已写信给重之，要他不要回来，理由是不合适。” 和侄子小米的谈话，情况更差。陈敏之激愤地说：“如果你们仍然坚持你们原来的态度，不要你们说，我宣布，我和你们断绝关系，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叔叔。” 顾准心中认为小儿子重之对他还有一定的感情。可是，在外地的陈重之给陈敏之的复信中表示坚决不回来，信中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绝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我相信在我们的亲属中间也存在着严重深刻的斗争，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1974年11月16日，中科院经济所同意给顾准摘除“右派”帽子，当天傍晚，经济所领导派了代表到医院去向顾准正式口头通知，还表示顾准的问题，早在1969年就准备解决，因为经济所长期瘫痪，因而给拖下来了，借此表示慰问和鼓励。按说，界限问题这个“障碍”这时已不复存在了。可是，重之仍然不回来，稖头、小米仍然不去医院。孩子们对他的态度，始终影响着顾准的情绪， 11月 27日，知道重之不来，他情绪激动，竟有四个小时不能平静下来。从此以后，病情急转直下，不到五天即离世。 1974年12月4日上午9时半，经济所在医院举行向顾准遗体告别的仪式。陈敏之回忆：“虽然三妹、稖头、小米上午8时就去了医院，我原来以为他们一定会和我一起送遗体去八宝山的，结果竟未去，陪同我去的只有李少甫、沈尉平两位老友。12月6日下午我去八宝山取五哥骨灰，这天上午小米就知道这事。作为五哥的亲儿，竟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结果也是我一个人去的。” 顾准对他的孩子有着深沉的感情。 在1969年那么艰困的条件下，他买了一只表，准备给稖头；他另外准备了一套被褥，打算有一天孩子会去看他时能用上；他把孩子的照片珍藏起来粘贴在照相簿中……可是孩子们却把父亲从幼年起起的照片全部毁弃了。 在顾准最后的岁月里，中科院经济所的老同事林里夫、骆耕漠、张纯音、江明、吴敬琏等人则照顾他、安慰他，给了顾准不少温暖。其中，张纯音母女和顾准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1969年11月，经济所从北京搬去河南息县时，正是顾准精神上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时候，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张纯音和她的女儿徐方（小名咪咪）给予了顾准难得的关心和照顾，十几岁的徐方与顾准成了“忘年交”， 以至顾准成了她心灵中最钦佩的一个人。1974年，在获悉顾准病危以后，她给顾准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顾伯伯：你好！ 刚刚收到妈妈的信，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几年来你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模特’。尽管我现在还很幼稚，但我是在你带我踏上的人生道路上沿着你指出的方向一步步走去的。我是顶讨厌个人崇拜的，但回想起来一生也就崇拜过一个人――这就是你。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重现。东岳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心。你对我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即使明知道这个目标是自欺欺人的，也要向着这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一个以身作则的作用。我现在也在为自己寻找着新的目标，为这新的目标奋斗着。在生活的道路上我又碰到了许多使我感到十分矛盾的问题，我多么期望能把这些问题向你倾诉，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答案。但现在看来暂时是不太可能了。我相信你会坚强地生活下去的。听说明年年初要搞调演，那时我们就又能见面了。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就先写到这儿吧，希望你勇敢地面对现实，要有信心把病治好。 祝早日恢复健康！ 咪咪 74.11.18” 顾准遗嘱的第三条特意写道： “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后来徐方回忆，母亲曾对她说：“你还年轻，不懂得顾准这个人的学术思想、道德文章有多了不起!我为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挚友而感到骄傲……”她讲这话是在1975年，当时中国还处于那个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世上真正理解顾准的人屈指可数。 时间到了1984年，顾准的大女儿顾淑林（稖头）在《迟到的理解》中说： “我不想逃避自责，也无法躲开痛苦。我的父母感情很好，家中每一个人包括祖母和我们大家都心胸开阔，从未有过什么“家庭纠纷”，我的家庭的离异，对每一个人来讲都从来不是轻松的事。如果说过去还有一种超乎家庭关系之外的神圣责任感部分地掩盖亲子感情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是在赤裸裸地经受着感情的煎熬。 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她发问：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父亲的以至我的家庭的悲剧，是他的某一个女儿还是某一个儿子？ 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 三十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这些问题吗？又有谁能把答案说得清楚？ (本文参阅了《顾准日记》及陈敏之先生、徐方女士、顾淑林女士的有关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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