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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人和事，都是我老爸回忆中说起的，他是讲述者，我是记录员，文中的“我”不是我，是他老人家。  赫婶子 赫婶子不是我的亲婶子，她娘家在西边的赫湖，姊妹三人，没有兄弟，两个姐姐嫁到大吕营，她则嫁到陶庙镇上的王家。她回娘家要路过咱庄，加上我父亲是行医的，因此很早他们就认识。 土改时，父亲被送到陶庙区公所“集训”，关起来不准回家。那是冬天，父亲当时带了两条棉被到陶庙，赫婶子的丈夫王叔告诉他:“你带一条去就行了，恐怕以后拿不回来。留一条先放我这，回头还能给孩子们盖。” 后来父亲被放出来，那条被子真的没能带出来。那年冬天很冷，要是没有先前放在叔叔家的那床粗布棉被，我家过冬可就难了。 父亲被关在区公所的时候，王叔天天送饭，婶子炒芝麻盐给他就馍，这些事情父亲曾说过多次。 1952年，父亲被安排在陶庙医院工作。他一直忘不了赫婶子这家人的好处，与他们认了“干亲”，经常走动。我和哥哥年年都去婶子家拜年。 婶子这辈子生了六个女儿、一个儿子，含辛茹苦把子女拉扯大。儿女长大了成家立业，都挺孝顺，八十多岁时她的身体还相当硬朗，能骑小三轮车。  王大娘 胡集街上有位王大娘，住在胡集北头，离胡集医院不远。记得她身材较高，那时年近六十，虽是小脚，却健壮能干。 她有四个儿子，老大到老三都已成家单过，老四正上初三。文革开始就停课了，大家都去“造反”，王大娘不让老四去参加造反队，他就在家里无所事事。 我在“文革”初期就被斗争，不让做临床，让我打扫卫生。每天早晨天不亮我就起来扫地，两个大院子扫完，一天就没什么事了，于是就常往他家串门。于是我和他家老四就成了玩伴，那时我才参加工作不久，比老四大不了几岁。 我看他们种菜、浇水、拔草，或在他们的草房里，和老四一起看破四旧”时侥幸没被烧毁的小说。 医院开会斗我的事，大娘也知道，不过她不怕受牵连，也许因为他们是贫下中农吧。大娘嘱咐我:“他们只要不夺你的碗，你就吃!” 大娘的话我现在还记在心里，她说出了特殊时期朴素的生存之道。  自杀者 1972年夏，胡集区革委会办起了学习班,工作队都是县里派来了。这种“学习班”是封闭式的，与拘留所差不多，但偶尔可以请假回家一趟。 开始，是整各单位的会计，后来，在逼迫之下，越揭发问题越多，把我也“咬”进了“学习班”。他们揭发我攻击中央文革领导，收听敌台广播。我是有个半导体收音机，可敌台可真没敢听过。 在高压政策下，参加“学习班”的胡集西头的农民朱培生投水而死，教门庄有个外号叫“老母猴”的，请假回家时上吊自杀，区政府的王洪才，听说第二天叫他“检查”，吓得头天晚上也悬梁自尽了。我们医院的药房兼会计杨青峰，喝了安眠药100多片，幸亏发现的早，昏迷一个星期，总算被抢救了过来， 杨青峰算是命大，那些死去的人，有啥罪？白白死掉了。  赵梅英 赵小庄的赵梅英和我们是本家，我父亲和她父亲是同门的远房兄弟。她是我哥哥的小学同学，我比她低一届。记得那时候学校里组织舞蹈队，我哥哥和赵梅英都被选拔到队里了。 1956年，赵梅英高小毕业，考初中时因作文没写好，未被录取。那时河南省考试时间较晚，我们与河南沈丘县离得不远，她就跑到几十公里外的沈丘县城去考，结果被陈观中学录取了。 初中三年，她住在离家近二十里的学校，星期天往返都是步行，也没有同伴，对于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来说，应该是辛苦又孤独的吧。 1959初中毕业，她考取了郑州市计划经济学校，可是只上了一年，赶上大饥荒，学校停办，她只好回到了家中。 后来，听说私立的华佗中医学校招初中毕业生，她就又上了这所学校，这学校是五年制的，她上了三年，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了，因她父亲“有问题”，她被劝退回家。她父亲有啥问题呢？ 她父亲解放前曾任过国军的副营长，解放战争期间他们部队起义，统一编入解放军，1952年复员。梅英有个姑姑在新疆工作，1960年，她父亲去新疆探亲，回来时路过甘肃兰州，不小心被小偷掏了钱包，他的退伍军人证也同时被偷走了。 结果，四清时就说不清楚了，他不服气，与工作队争执，事情变得更糟，划他为“四类分子”。 他没多少文化，让女儿写申诉书寄到部队，可是原来的部队已经解散整编，不存在了。申诉书几经周折，从军委转回省里，省里转回县里，县里又转到工作队，又被说成“闹翻案”，还株连到了赵梅英。 实在没有出路，1965年， 赵梅英编了个“出嫁”的理由，到新疆姑姑那里去了。先是在那里的农场劳动，后来当了卫生员。 1968年，她回家乡，与丈夫结婚，丈夫是蚌埠医学院毕业的，婚后他们一起再赴新疆谋生。 赵梅英说，“我拼命想上学，却没有上学的命”。好在她坚持自学，终于在1979年晋级为眼科医师。改革开放后，他们全家调回了家乡。  大表哥 解放前，我大舅家相当富裕，他们住在县城北关，家中有土地，街上有生意。 大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郭志良，他长的高高大大，仪表堂堂。由于大妗子溺爱他，大表哥好吃、好玩，就是不爱念书，十五六岁时就和街上一些纨绔子弟混在一起，成了公子哥儿。 大表哥辍学以后，曾在沙河警备司令部打杂，那时候抗战已经胜利，他整天背着个盒子枪，穿着大马靴，还真有几分威风。1948年，他随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 。 大舅在“文化大革命”中天天担惊受怕，实在受不了，竟然自尽了。八十年代，台湾老兵陆续开始回大陆探亲，大表哥却一直没回来。家里向当年与大表哥一起出去的回乡老兵打听，他们说，曾在台湾见过郭志良，知道他一生未成家，也没混出个样来。 我大妗子在世时，年年找人算命，占卜大儿子的下落，可惜只到她老人家过世也没见到这个儿子。 吕万顺 1959年，吕万顺考上了安徽农学院 ，那可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凤毛麟角。 可是第二年，赶上了大饥荒，他居然从合肥跑回来了。他说在学校吃不饱饭。可是，那年月，家里也同样吃不饱。 上高中的时候，吕万顺就已经结婚，他从大学跑回来，媳妇儿也不愿再让他走——也许是担心他毕了业留城，会不要她了，毕竟那时这样的事也不稀奇。于是，吕万顺就再次成了地道的农民。 改革开放以后，吕万顺当上民办教师，教了二十多年小学，60多岁时，终于转了正。 赵春兰 那时候，农村有的人家，由于穷或者成分差，儿子往往说不到媳妇。万般无奈之下，家里如果还有适龄的女儿，就会走“换亲”这条路。所谓换亲，就是找另一个有类似境遇的人家，互嫁女儿，解决儿子的婚姻问题，至于女儿的幸福，往往是次要考虑的。 赵春兰家里成分高，她的二哥人长得也不排场，结果老大不小了，一直没说到媳妇，家里十分发愁。于是有媒人撮合换亲，不过，这个换亲不是 “姑换嫂式”的，而是“连环式”的。 怎么个连环式呢？这回是四家换亲，让赵春兰嫁到饶家庄的饶家，饶家的妹妹则嫁到胡台村的胡家，胡台村的闺女嫁给王老庄的王某，王家的妹子则嫁给赵春兰的二哥。 赵春兰聪明伶俐，人也长的秀气，要嫁的人年纪大她十来岁，她对这婚事很不情愿，但为了二哥，还是含泪答应了。后来回娘家，她不怎么搭理二哥，也许心里还是有怨恨吧。 结婚后，生了俩儿子，孩子上中学时，丈夫生病去世了，她拼死拼活供孩子读书。孩子终于出息了，老大成了外企的高管，她离开了土地，随儿子在上海生活。 家乡的人说，春兰有福气。 （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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