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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司马迁沉痛讲述了他的心路历程，表明了他受到奇耻大辱后之所以苟活的原因，那就是：要写就《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他希望此书完成之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如此则他的心愿达成，了无遗憾，“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写这封信的由头，一方面是因为任安曾经写给过司马迁一封劝进的信。这一点，《报任安书》的开头说的很明白：“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任安倒了霉，卷进“戾太子案“。司马迁写这封信时，冬日将近，而依照汉律，死罪之人在十二月处斩，司马迁预感到任安将不久于人世。 那么，任安是什么时候写信给司马迁的呢？ 有一种说法，任安是在得罪汉武帝被下狱之后写信给司马迁的，所谓“推贤进士“，其实是任安在用曲笔请求司马迁在皇帝面前为自已开托 。 百度百科这样说，以研究《史记》闻名的台湾学者杨照，也持此种看法，他在接受采访中说： 《报任安书》的来龙去脉，是发生了“戾太子案”……在“戾太子案”解决后，汉武帝把任安下狱，审判的过程中，任安写信拜托司马迁帮他。因为司马迁被阉后，做了中书令，能够进到宫里面，常常在皇帝左右。任安说，你现在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不能因为发达了就忘了老朋友。司马迁把这封信压了快两年，才写了回信。这个时候任安已经要被行刑了，他必须要和任安解释，否则任安就听不到了。 这样说法是有问题的。 在细说这一点之前，先看看任安为什么会被下狱。这就不得不说说“戾太子案“。 和许多曾经“英明”的领袖一样，汉武帝晚年开始“亲小人远贤臣”，而且疑神疑鬼。“绣衣使者”江充受到武帝信任，而他因为与太子刘据有嫌隙，害怕武帝去世后，被“秋后算账”，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 公元前91年七月，江充指使胡巫说官中有蛊气，于是，武帝派江充去调查。结果，江充诬告说从太子宫中挖出的木人最多，还有帛书等等，以此陷害刘据。刘据又气又怕，想去京城外的甘泉宫面见武帝，江充却派人催他当面问话，在此情况下，刘据走投无路，听从他的老师的建议，在征得卫皇后的同意后，决定起兵，调长乐宫卫队，矫诏捉拿并杀了江充等人。 跟随江充的太监苏文逃出长安，到甘泉宫向武帝报告，说太子谋反，武帝不信，派内侍召刘据前来，内侍胆怯根本没有进城，回来却谎报太子确实已经谋反。武帝大怒，返回长安城西的建章宫，颁布诏书征调三辅的军队前来平叛。 刘据手中无正规军队，只得假传圣旨，将关在长安的囚徒赦免放出，命亲信统辖抵御官兵。 当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官），握有兵权。刘据乘车来到北军南门外，召见任安。《史记·田叔列传第四十四》中记载：“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太子交给任安符节，令他发兵，任安下拜接受了符节，回到军营后，却闭门不出。任安在这起事件中，保持中立态度，没有帮助太子，也没有帮助官军。 太子无奈之下，又将长安城内数万市民临时武装起来，长安民众受巫蛊之害，多怨恨江充等人，同情太子。于是由囚徒和市民组成的部队，与丞相刘屈氂率领的正规军，激战五日，最终失败，死亡数万人，血流成河。 刘据兵败后，守卫覆盎门的司直田仁“以为太子骨肉之亲，父子之闲不甚欲近”，将其放出城外。刘据东逃，隐藏在一农户家里，后消息泄露，已经当了38年太子的刘据自刭而死 。其妻儿子女全部遇害，太子的母亲卫皇后自杀。 汉武帝回宫后，追查释放太子出城的司直田仁和按兵不动的任安的责任。 汉武帝认为任安没有支持太子，但对任安接受太子符节的行为心存疑惑。话说任安曾经鞭打过一个管理钱粮的小吏，这个小吏怀恨在心，于是此时上书，报告说任安接受太子的符节时，说过“幸与我其鲜好者”的话。表面看来这句话是说“希望给我更好的符节”，而在武帝看来言下之意却似乎有些微妙。 结果汉武帝非常生气，说：“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于是将任安下狱审问，最后与田仁均被腰斩。 后来，有人上书为太子鸣冤：“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 武帝霍然醒悟，晚年丧子的他悲痛不已，开始对参与陷害太子的臣子进行严惩。江充虽然已死，仍然被夷三族，围攻太子的功臣商丘成、张富昌等都被处死；曾在农户家里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被灭族，诬陷太子的李广利、刘屈氂皆被灭族...... 刘据的孙子刘询（这孙子命大，没有在这场内乱中被杀）后来登极，是为汉宣帝，他为祖父刘据追加谥号曰“戾”，这场内乱后来被称为“戾太子案”或“巫盅之祸”。 接着上头说， 杨照认为任安给司马迁的信是要托司马迁为他说情，为什么我们认为杨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呢？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九月，李陵在与匈奴的作战中战败，无奈之下投降，司马迁在朝中没有附和众人的意见，没有对李陵落井下石，他说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而这句话却犯了汉武帝的大忌——你怎么知道他的想法？他告诉你的？照你这么说，谁都可以投降了？——因此，武帝大怒，认为司马迁为李陵游说，是想诬陷李广利，遂将他下狱审理，处司马迁腐刑。 《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任安写信的时间是在司马迁受刑以后，也就是说应在公元前99年9月以后。“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也就是说，任安是在益州刺史任上给司马迁写信的，那时候任安根本不在狱中。
《报任安书》的下文第一段还说：“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得竭指意。”句中所说的“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意思是“你的信应该及时回复，可是赶上我跟皇帝东巡……”，而司马迁跟从汉武帝东巡的是在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 这也就是说，任安给司马迁写信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99年9月至公元前96年之间。 而“戾太子案”发生后，任安下狱应在公元前91年，距离他写信给司马迁至少有5个年头。 任安出身贫寒，但一直心怀大志，想有所作为。但他生不逢时，碰上个难侍候的主，在“戾太子案”中，追随太子的结果是死，听从武帝的命令攻打太子的是死，任安采取折衷态度，最后也还是死。 在我看来，在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讲情而受刑后，任安仍劝告司马迁“尽推贤进士之义”，确实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意思。也许这也是司马迁几年都不回信的一个原因吧。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解释了他受奇耻大辱而不求死的原因，他告诉任安，我知道自己问什么活着，但我没法跟人说，说了也没用，说了也不过是增加别人的笑柄，徒增自已的痛苦罢了。 《报任安书》中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意思是说，恐怕你任安将不久于人世了，我要赶在你被杀之前，表明自己的心迹，否则就没有机会对故人有个交待了，也许你的灵魂也会对我有无穷的遗怨。 其实，司马迁是通过这封信表明自已长期以来的心志和信念，不是借机向皇帝表白，更不是婉拒任安的求救。 作为研究《史记》的专家，杨照还出了一本《史记的读法》，却犯了这样低级的错误，令人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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