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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爷名叫陈进忠，他的妻子姓刘，他们夫妇俩和我爸是卫校的同学。 60年代初，他们毕业离校后，虽然没分在一个乡镇医院，但由于是同学，所以也有来往。 1972年，陈大爷夫妇夫妻二人从另外一个乡镇调到我爸所在的医院，医院给他们安排的两间房子，原来是做木工房的，我爸花了两天时间，给他们打扫干净。 当时文化革命已经进行了好几年，家庭出身不好加上年轻气盛，这时候的我爸，虽然不到三十岁，却已经是镇上的“老运动员”。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即使在一个落后省份的落后小县的乡镇医院，大家还是都面临着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力。陈大爷夫妇调到这个医院之后，曾经的同学成为同事，但却形如路人。爸爸回忆说：“他们见了我不搭腔。他们不和我说话，我也不和他们说话。他们是怕我粘着（牵连到）他们，因为他俩也是地主出身。” 后来时间长了，陈、李夫妇慢慢地“放松了警惕”，开始和我爸说话了。有一次，陈半开玩笑地叫我爸“四类分子”——什么？你问啥叫“四类分子”？那是当时极左状态下对所谓“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阶级敌人的侮辱性的统称。 这种玩笑我爸当然没心情和他开，我爸说：“我是不是四类分子还不一定，你倒的的确确是四类分子的儿子。” 哈哈哈，说时迟，那时快，我爸话音刚落，陈大爷已经恼羞成怒，他俩就打起来了。据我爸说，他把陈大爷的脸也抓破了，为这事陈找到院长那里，院长也没当回事。大家都笑话陈，他很气愤，于是好几年二人没啥来往。 时光到了1978年，那年年底，我爸的问题“改正”了，重新回到诊疗一线，他们二人又相互交往起来。听我妈说，经常是晚饭后，陈大爷喊爸爸一起去值班室复习业务，准备参加重新启动的医学职称考试。 1984年，陈大爷和我爸先后调到了县城的两所医院。不久，我转学到了县城，跟着爸爸住在他工作的诊所里，那时候我才逐渐对陈大爷有了印象。 他个子不高，黑黑胖胖的，很敦实，眉毛很浓，不戴眼镜。他烟不离手，想来酒也是爱喝的。他还有口头禅，记不大清楚了，“日他娘”之类的，反正是句脏话。 他常推辆自行车，到我爸上班的诊所来闲谈，偶尔留下吃饭。他喊我们兄妹，都是叫小名，与我爸、我妈，则一向是相互直呼全名。 1987年10月的一天傍晚，他来找我爸，提供里一个重要“情报”：我爸的医院新分了四个主治医师的名额。他俩晚饭都没吃，就要去“院部”打探情况，一辆自行车，我爸要骑车带他，他要骑车带我爸，最后还是陈大爷骑车，我爸跳上后座，俩人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爸说：“整天在所里忙，也不知道医院的事儿，四个名额都给人争走了。” 那天中午我放学回来，爸不在。陈大爷来了，听我说爸爸不在，他也就走了。现在想来，他可能是出去找地方吃午饭去了。 过了一会儿，天下起雨来，陈大爷打着伞又来了，在那里看报纸等我爸，可是我爸一直没回来，他终于等不及了，对我说：“恁爸回来让他去找我”，然后走了。 等我要去上学了，爸爸回来了，原来他上午一直在为职称的事情奔忙呢。 晚上我们兄妹吃过饭，爸爸才回来。哥哥告诉我，爸爸评上了。在当天的日记里，我写道：“我也没有问爸爸。评上也好，不评上也好，都应该多谢谢陈进中大伯。” 我到外地上学、上班后，就几乎没见到过陈大爷了。有一年突然听爸爸说，陈大爷去世了。原来他2002年就得了大病，这病和他爱喝酒很可能大有关系。虽然在南京做了手术，两年后，他还是不幸离世。我爸曾在他病中去看望他、劝慰他，他去世后，李阿姨住在临泉，爸爸也曾去探望。 我记忆中的陈大爷，还是30多年前的样子：他有点胖、有点黑，总是在抽烟；他大大咧咧，在我家一点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他总是让我感到亲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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