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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转学到师范附小上四年级。方同学也是那个时候从邻县转去的，我俩都在四（丙）班。他圆圆的脑袋，小平头，嘴角似乎还有一颗痣（老家相册里有他的照片，下次回去查一查），常常抿嘴笑。 我俩很快就熟悉起来，成了朋友。 他的爷爷是县医院的退休医生，他跟着爷爷奶奶住。至于他的爸妈，我没见过，似乎也没听他说起过。 那时候我爸爸刚从镇上的医院调到县城，我和哥哥跟着爸爸，在他工作的诊所里凑活安身。诊所里一天到晚人来人往，平常上学也还罢了，到了星期天，熙熙攘攘，几乎没法写作业。于是，星期天早上吃了饭，我就拿着作业本到县医院家属院去找方同学了。 方同学家是平房，有个小小的院子，朝南的房间他的爷爷奶奶住，他住朝北的那间，而那间房子的窗户外，就是一条小巷道。 我常常先在窗户那儿往里看，他看见了我，就笑，我也笑，他就来开门了。 于是我们就并排趴在书桌上写作业。有时候他已经提起写完了，就在旁边看书什么的等我。 他家真安静啊，现在想来，我还是喜欢那种安静。他在家里，也是小心翼翼的，不弄出大的声响，说话也压低声音。 作业写完了，有时候他从厨房拿来小饼子或者西红柿、黄瓜什么的来吃。有时候我们就在那间房子里玩。我们用两条高脚凳架一个门板，打乒乓球。那是我打乒乓球的开始。还有次，他那多了台录音机，他说是他哥哥的，这个哥哥我没有印象了。我们玩录音，我念了一段话，似乎是台历上介绍“清真”的，那是我第一次听见自己的录音，所以印象深刻。 还有些时候，我们回学校打乒乓。如果没有空余的球台，我们就从玻璃碎掉的窗户把手伸进去，拉开插销，打开窗户，翻到教室里，把课桌并起来当球台。 记得我们还曾去小花园找赵同学玩。麦收时节，爸爸顾不得管我，我记得在赵同学家吃过好几次饭，他的妈妈待我很好。 有段时间，我们常到工人文化宫李同学家玩。李同学的父母是文化宫的职工，他妈妈领我们看电影，不要票。记得看过一部《画皮》，他们咋咋呼呼的，我倒没觉得多可怕。 我们四个人一度好得如胶似漆，讨论着要结拜兄弟。但不知为何，李同学、赵同学对方同学有了意见，“结拜”的时候就余下了我们仨，“起誓书”上要按血手印，难道要用刀割手指吗？李同学很有灵活性，从家里翻出了印泥，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方同学也常到我住的地方去，我家里的人都认识了他，我妈妈挺喜欢他的。 到了五年级，赵同学、李同学似乎都留级了，而我和方同学还在一个班，很自然地，我们俩还是最好的玩伴。 小学快毕业了，有位邱同学，约我俩去照相，照片冲出来，方同学觉得照片中的自己拍得不好，就把他的那张照片撕掉了。这让我心里感觉有些怪怪的，不过我没有说。 再后来，小升初考试，他上了四中，虽然不在一个学校，起初我们还经常联系，但他的圈子毕竟与我越来越不同了，他也越来越“时髦”了。 再后来，我们就很少联系了。高中毕业，我要到外地上学了，那天他也来送我，不巧的是，我的一帮高中同学也在，他坐在那里，有点落寞。 从那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 大二那年寒假，听妈妈说起了下面的事： 那年暑假我走后没几天，方同学来了，听说我已经走了，他小坐了一会，然后说要到附近办是，想借用一下自行车。 于是他骑走了妹妹上学用的那辆车，之后就杳如黄鹤。 九十年代初期，自行车也还算是件资产，爸爸妈妈有点不甘心，于是去县医院，打听路的时候，有人说：“哎呀，你们咋把车子借给他呀，这院子的自行车'借走’的不止一辆两辆了。” 找到方医生的家，只见到了方同学的爷爷，老人黯然，说：“家门不幸啊。”爸妈还能说啥呢？ 听了这些，我愣了半天没回过神来，隐约听见我妈的感叹：“原来多好的一个孩子，咋变成这样了呢？” 直到现在，看到回忆儿时生活的文章，我还是会想起方同学，想起他憨憨的笑，微微抿起的嘴，想起我们的少年情谊。 我在网上搜他的名字，没有任何消息，他的名字可能是爷爷起的，中间那个字生僻而又古朴，全世界和他重名的人，也许一个都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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