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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薛元明 牛墨王说书原创首发 《好大王碑》因风格独特、魅力无限而倍受当代书家垂青。若结合晚清、民国两代书家的研习成果来看，有一条极为清晰的发展变化轨迹，流传有序。  先看原碑。《好大王碑》与汉隶中的诸多精品代表作相比较，竟无一类似者，属于“边缘化的代表”，不过在今天，已然成为临习取法的热门。体势在楷隶之间，与《邓太尉祠堂记碑》、《广武将军碑》、《莱子侯刻石》等趣味稍近，但放在一起，悬殊很大，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 《好大王》字例分析（图 一） 整体风格朴茂沉稳、天真烂漫（图一）。许多字保留了秦篆风格，多见篆籀为用、以隶为体的处理方式，如“邹、扫”等字，同时也采用民间流行的一些俗字，如“烟”字。“是”字处理简洁俏皮，也可以选用入印，这些在汉隶中仅见。入笔多逆锋、折锋，强调中锋行笔，点画浑圆涩劲、饱满有力而又简淡高远，富有韧性，绵里藏针。不过也有少许地方难免略显草率。 笔势无顿挫，无典型的“蚕头燕尾”，看似粗细均匀，实质收放自如。转折处理并不重新起笔，多有圆转，显得古朴含蓄，如“困”字方框处理，内“木”部撑开，真力弥满，浑厚大气，以拙见巧。“逼”字中有两处转折，各有不同，走之底简化处理见灵动之趣，亦可借鉴入印。整体上的字势不作纵横驰骋状，不像《石门颂》那样，撇捺画极力伸展以取横势，结字大多方正，精气内敛，古朴恢弘、平中见奇。“甲”字头重脚轻，竖画缩短，几乎难以支撑，细品之后觉得情趣顿显，可谓不拘一格。“恩”字上下部首大小比例悬殊，“言、男”二字结构正好反其道而行，上下分别夸张，有所区别。局部处理也有夸张，如“五、以、谷”三字“口”部。这些“反常规”之处，相对于严谨著称的《礼器》、《华山》之类，几乎难以想象，故而也有观点认为不必取法《好大王》，因不合规范处甚多。其实这种“生趣”，不能硬学。相比较而言，《张迁碑》的夸张通过笔画长短与偏旁部首大小的调整实现，《好大王碑》已涉及到“内部空间分割”。当然，这是按照今人观点，对先民而言，其实就是一种直觉而已。然而这种处理，即使在今天也不感到落伍过时。 左右结构处理多采用对立、挤压、错位，造成很多“冲突”。“加”字左右两部分各行其道，别出新意，“旋”字左右错位，“就、我”等字内部相互挤压，左右两部分出人意料。有时也以一、二笔或某个局部来改变字形体态，如“境”字末笔收缩不出钩，“旧”字将上方点画和撇画移至左上部，造成一种险象，中段笔画密集，下方“臼”部疏朗，托住了整个字形，“苏”字“鱼”部笔画密集，与其余部分形成对比，“资、盐”等字将偏旁有意识缩小，煞见奇趣。像“丽”字则很特殊，绝对方正，不刻意求变化，自然天成，有一股凛然正气，也有个别如“誓”字则取纵势，整体上并不显得突兀，反有不落窠臼之美，可谓亦庄亦谐。全碑中有些字形重复次数很多，各有变化，值得推敲玩味。全碑纵639厘米，横135厘米至200厘米不等，共计1775字，练习起来也很过瘾。 若从原碑说开去，我尝试用“四、三、二、一”等这一串数字来分析。 对书法史中书家、碑帖的分类，不外时代风格、地域风格、人物风格、碑帖风格这四条主线。时代风格和地域风格，有交叉情况存在，一定时代中的一定地域，或者一定地域处于不同时代。时代和地域属于“大风格”，人物和碑帖属于“小风格”，前者影响后者。人物和碑帖换一种说法，即有名和无名两类。在信息更新飞快，资讯极为发达的今天，因为教育方式的改变及资料泛滥，地域性变化很大，身处当代，自然不好全面评价所谓的“当代书风”。人物风格和碑帖风格这两种“体系”一直绵延存在。所谓“人物风格”，与惯常意义上所理解的直接师承有区别，多半是“远宗”，围绕书法史中某个枢纽重量级人物展开取法，如王羲之、颜真卿、米芾、黄山谷、董其昌、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等。书法史中有一些碑刻，受到广泛追捧，如《秦诏版》、《散氏盘》、《石鼓文》、《天发神谶碑》、《爨宝子碑》等，作者是谁已无从查证，人物隐藏起来，突出作品本身，即所谓的“碑帖风格”。《好大王碑》即属此类，同时此碑的时代性、地域性也非常明显，具有独特性。 有关资料记《好大王碑》为东晋义熙十年（公元414年）刻，于清光绪年间（公元1880年前后）在吉林省集安县出土。从发现的时间与地点来看，较迟较偏，因此研习者集中于近现代。当时的信息技术、印刷技术和今天无法相比，然而流传甚广，足见书家爱慕之情。因此碑所处地区偏僻遥远，全无中原一些汉隶精熟的习气，这种“边缘化”反倒带来新的灵感。如果要举出同样因为“边缘化”而在近现代受到绝对青睐的“碑帖”，尚有《天发神谶碑》与《爨宝子碑》。《天发神谶碑》建于吴天玺元年（公元276年），清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字形非隶非篆，结体修长，上紧下松、雄伟奇异，转折方圆并用，下笔多呈方棱，收笔多作尖形，笔法及体势前无先例、后无继者。《爨宝子碑》中所录大亨即晋安帝壬寅年（公元402年）改的年号，次年又改称元兴，至乙已（公元405年）又改号义熙。云南地处边陲，不知内陆年号更迭，故仍沿用。此碑乃少数民族首领受汉文化熏陶仿效汉制而成，属隶变时期的作品，体势情趣均在隶楷之间，脱胎于汉隶笔法，波磔犹存，朴茂古厚，气度高华，奇姿尽显。两晋有禁碑之令，故当时刻石极少，弥足珍贵。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有很多无法用言语描述的“奇异力量”，有无数奇迹。书法呈现多头发展趋势，存在多个中心。实际上，楼兰遗址所发现的墨书残纸和木简同样属于“边缘化”，其中有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和永嘉四年的年号，乃十六国遗物，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包括私人的信札和信札草稿，书体多样，得以窥见晋人用笔。楼兰残纸与三种碑刻正好处于西北、西南、东北、东南等不同方位，不由人不说很神奇！因属纸张墨迹而不计，故称“三足鼎立”。 因为历代篆刻家不断尝试，入印文字上逐渐开拓出新的疆域，突破了缪篆、小篆一隅。晚清、民国时期开后世先河者，当推以甲骨文和金文等入印，楷隶等书体也成为新的入印文字。相比较而言，篆书系统中的谬篆、金文等为繁复类，汉金文和楷隶文字属于简洁类，别有情趣。《好大王》碑文字结体近方，亦隶亦楷，“篆隶相参，多用简文”，所体现出的“简意”适合入印，可谓妙合无垠，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因而与《天发神谶碑》、《祀三山公碑》等受到书家与印人的双倍推崇。很多具有先行意识的书印人，不免一见钟情、难以割舍。所谓“简”，一是隶书相对篆书来说，本身就是简化；二是在于边缘化、民间化原因，俗字、僻字运用，没有过多约束，简单；三是与汉金文有异曲同工之妙，避免缪篆的盘旋环绕，简洁。 《好大王》字例分析（图二） 很多字形可谓得天独厚（图二），“九、永、民”结体方正又有巧妙变化，“后”字偏中求正，“年、焉”等字横画排叠，化繁为简。 除了文字能直接入印外，还有两个启示： 一是“刀意”。碑与篆刻一样，都是“刻”出来的，同样存在自然风化，二者常常不谋而合。“卖”字残烂较甚，与来楚生“顾清之印”右侧印边残破对比，无法不引起一种共鸣。 二是“印化”。陈子奋直接临摹《好大王》的作品未见，篆刻方面与《好大王》渊源甚深。所刻“古文辞家”（图三），笔者逐一考察原碑文字，出自原碑的有“古、家”二字，“古”字将“口”部放大，符合原碑夸张的用意，“家”字整个字形体势没有大的改变，特别是“豕”部撇画走向，不同之处在于，印面中“豕”部右侧两点画，有意将捺画拉长，使得印面左右两部分呼应起来——这实际上是书法篆刻存在的差异，必须适当地“印化”处理。陈子奋还有一些印章，如“山阴北谷”和“砚知己”等，并不是简单地搬文字了，值得玩味。 潘主兰与陈子奋是同时期、同地域的篆刻大家，风格有相近处，差异亦很明显，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潘主兰先生善以此碑笔意入印，如“潘共”、“指点江山”、“花草生涯”、“在是斋藏”、“梁灵光”、“子孙永保”等印。他的诸多书法作品特精细，古雅明净，少有“巨无霸”之类。偶见其临《好大王》作品，风格平淡天真。 将取法此碑的一圈书家数下来，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经亨颐、简经纶、吴子复、冯康侯、陈子奋、潘主兰等。除此而外，所见资料介绍中常提到“××精研《好大王》”，但一直未见临创作品，不免遗憾，如湖湘大儒王闿运，此外，尚有自署“燕人”的庄严。曾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简经纶的临作，乃是与赵云壑合作的一件扇面，当时没有相机，遂擦肩而过，此后再也没有见到。 后来又见到童大年临摹《好大王》册页。童与很多书印人一样，同时涉猎风格独特的《祀三山公碑》和《天发神谶碑》等。由临作可见，结构取《祀三山公碑》，用笔则为《好大王碑》。由此可见，很多经典之作散落民间，不能得见者实在太多，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不断出现的新资料，将带来新的创作灵感。 隶书是近代广东书法主要的一档节目。吴子复所作虽属集字联，增加了用笔变化，部首偏旁更加夸张，增大疏密，落款亦以此笔意为之，具有稚拙天真的美感，最大程度上忠实原碑，又最大可能地加以个人理解发挥。
吴子复临《好大王》选二 如果结合他的印章来看，对《好大王》应用可谓得心应手，白文成就相对更高。
吴子复刻 关良
后来偶见西晋金印名品“关中侯印”，印面中“关”与吴子复所作“关良”一印中“关”字惊人地相似，或许是一种暗合，或许是吴氏将多种元素成功糅合起来。 取法经典，无疑要将经典长处吸收发挥，否则就会扬短避长。
广东人冯康侯所作对联根基在《好大王》，结字方正，保留原碑字形体势，增加很多楷意，很多字形中总有一笔斜处理加以跳跃，显得率意生动，收笔过尖则有损整体格调，失于轻佻。
江苏无锡汪仁寿作品款中说明“临《好太王碑》”，其实距原碑甚远。用笔抖动过分有失自然，一些没落汉隶的笔法掺杂进来，既俗气又是习气。如果不在落款加以说明，很难与《好大王碑》联系在一起。将二作列出进行对比，目的是从中分出优劣，获取启示。 《好大王》的美在于真实自然。就好比一个山林中人，本来很质朴，打上领带配上西装革履，变得一本正经，失去本真，所谓的“正经”也不过是“假正经”。取法《好大王》，或临或创，各有风貌，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即原碑的随意自然、简洁高古等特征。如何理解与把握“古”的要旨？难免存在很多歧义。“古”是什么？一种心态，一种审美意识，这样说有点玄，其实就是复原历史。历史的真实是什么？对特定时代中人真实生活状态的真实理解。 对《好大王碑》，想“玩”的非常到位，非常难。一种经典碑刻，可以成就很多人，也会伤害甚至毁掉很多人。
邓尔雅刻 紫烟楼
作者：薛元明，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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