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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1955年，我军首次对全体有军职的军队干部进行授衔，史称“五五授衔”。此次授衔，全军共有60余万名干部获得了准尉以上军衔。其中：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含1956年和1958年补授）；中将177名（含1956年和1958年补授）；少将806名（含1956年和1958年补授），大校军衔1266人。 由于职数有限，加上历史原因，部分在我党我军历史上作出重要贡献，以及授衔时担任重要职务的老将军、老革命没有被评为少将以上军衔，而是只能屈居大校。当然，这也并不影响我党我军对这些有功之臣的评价，因为在授衔的同时还有授勋，向在三个革命阶段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们分别授予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 那么，有哪些开国大校军衔授低了呢？ 笔者凭着自己对军史的一点点粗略的了解，和读者们分享一下个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说说大校中的三名一级八一勋章获得者。 众所周知，我军授予一级八一勋章的条件是：红军师级以上干部。而大校军衔则是在准军级和正师级之间浮动。获得一级八一勋章的大校，说明红军以后就没怎么进步了。 第一个人的名字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罗厚福大校。 罗厚福，1909年6月出生于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省红安县，20岁参加红军。参军后很长时间一直被上级作为坚持内线斗争的主要力量： 一是1935年，红二十八军撤离鄂东北。罗厚福奉命带9个人坚持鄂东北游击区，到1936年组建起一支近千人的游击师，罗厚福任师长。 二是抗战爆发后，组建起来的游击师随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淮南，罗厚福则被上级留在大别山，任新四军独立游击第六大队大队长、第五师十四旅旅长、特务旅旅长。 三是中原突围后，鄂西北军区在敌军疯狂围剿下难以维系，张才千和刘昌毅带军区主力部队打出外线，留罗厚福坚持斗争。 在鄂西北坚持斗争期间，为了给弹尽粮绝的老部队筹集经费，罗厚福不得不依靠岳父的关系经营“特货”。到了1949年，有人提起了罗厚福当年做“特货”生意的往事。湖北省军区成立后，罗厚福转任孝感军分区任司令员。建国后任湖北省军区副参谋长，1952年评定级别时为正师级，1955年授大校军衔。 第二个就是周时源，1914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参加红军，从班长一路升到红四军十一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派去协助彭雪枫开辟豫皖苏根据地，任第六支队支队副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进攻。然而，在重建新四军军部时，周时源所在的第六支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由于种种原因，周时源没有在第四师任职，而是被派去延安抗大学习。 抗战胜利后，我党选派了大批干部去东北。周时源也是其中之一，指挥骑兵纵横在白山黑水，和土匪厮杀，成为赫赫有名的剿匪英雄。后任44军130师副师长兼390团团长，全国解放后，任华南军区西江军分区司令员兼党委副书记，为正师级，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 第三个就是辛世修。1915年出生于江西南康县。1930年参加红军，在红一方面军中从红4军通讯员一路升到红九军团八团政委。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九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转为红32军，辛师修任第94师政治委员兼红32军政治部主任。跟随红四方面军南下这段时间，辛世修的表现影响了后来的发展前景。跟他搭档的师长肖新槐建国后为中将。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干部科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30旅副旅长、独立第16旅副旅长，在一打隆化战斗中，当独立17旅发起第三进攻时，独立16旅未按时出击，战后辛世修被调到铁道兵团司令部担任参谋处处长。建国后任第一军医大学物资保障部部长。1952年定为正师级，1955年授大校军衔。 再说说2名授予大校军衔的正军职干部。 第一个就是时任十三军政委的张力雄。 张力雄，1913年11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1932年参加红军。他在红军时期经历非常幸运：湘江血战，他是绝命后卫师——红34师100团政治委员，部队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围攻，损失殆尽，他却成功带着少数人突围，并找到了大部队。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他是红5军45团政委，率部死守高台。高台城破，他身负重伤，昏迷中被老乡抬到家中藏了起来，等治好了病，张力雄才离开老乡家，一路打短工、乞讨，路上还遇到了老战友——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两人花了一年时间，总算回到了陕北。 抗战时期任太行军区第7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野1纵3旅政委、第2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后，任西南军区炮兵部队政治部主任、13军政委等职。本来按资历可以冲击一下中将，按职务应授予少将军衔。可惜的是，在授衔时，有个别人对高台沦陷到返回延安那一年的历史有疑虑，因此只被授予大校军衔。 组织上也考虑到对张力雄这种有功之臣仅授大校军衔不太合适，因此在1961年将其晋升为少将。张力雄将军仍然健在，已经107岁高龄了。 第二个就是六十军政委刘瑄，正儿八经的三八式干部。1918年出生于山东邹平县。1937年到陕北安吴青训班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太行军区，从此一直担任政治工作，先后任游击队见习干事、连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游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新11旅31团团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野三纵九旅二十五团政委，二野十一军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1951年奉命赴朝，1952年9月任志愿军十二军三十一师政治委员。上甘岭战役后期，刘瑄亲自率12军王牌团——91团率先增援上甘岭阵地打反击，一举收复597.9高地。他本人也因此一战成名，回国后仅3年就成为正军职干部。 按1955年1月23日军委发布的《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有关规定，评定军衔主要以1952年军队干部评定级别为依据。其中只有第四等——一级正军级、二级副军级和三级准军级以上才能授予少将军衔。刘瑄在1952年全军干部定级时为师政治部主任，相当于五级——二级副师级，加上他没有参加红军的资历，成为师级干部时也较晚（1949年才当师政治部主任），因此尽管从朝鲜回国后仅三年就成为正军职干部，但授予大校军衔是合适的。 虽然军衔低了一点，但考虑1938年时刘瑄还仅是游击队一名普通干事，11年后成为野战军师政治部主任，17年后成为军政委，提拔速度还是十分快的。组织上也没亏待他，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最后说说三名因为某些原因在授衔前夕被突然从正军职降为准军级，导致只能成为大校的将军。 第一名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是时任第三坦克学校校长的萧锋大校，不过大家估计认为萧锋被授予大校军衔正合适。 萧锋，1916年2月生于江西省泰和县，1928年参加红军，从游击队小队长一路升到红三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调到晋察冀军区，任八路军115师骑兵团政委，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三团政委，四分区五团政委、军分区副参谋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调到山东根据地，任渤海军区警六旅旅长、7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11师师长，29师师长，第三野战军28军副军长、代军长等职。1949年10月出了事，从第一副军长降为副师级，到1952年才恢复准军职级别，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1954年调任第三坦克学校校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第二个也赫赫有名，那就是传说中一个female降一级的尹先炳。 尹先炳，1915年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1930年1月参加红军。在红二军团中从排长一路干到团参谋长。抗战时期被点名调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任参谋长，后升任团长。1940年调到太行军区，任129师新编11旅旅长兼太行军区第1分区司令员。当时秦基伟是副旅长。一年后奉命回到延安学习。1945年调到晋冀鲁豫军区，任一纵二旅旅长、1纵副司令员，1949年2月19日任第二野战军第16军军长。 建国后出任贵州军区副司令员，靠五部电台、3台电话机指挥了贵州剿匪战役，大获全胜，贵州也是西南最早肃清匪患的省份。1952年12月28日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第16军军长。第16军是我军第一支合成军，每个师都有炮兵团、坦克团。尹先炳率部小试牛刀，攻克527.7高地、488.8高地、西方山、斗流峰，歼灭美军三个连。在金城战役中又对铁原地区发起进攻，收复20平方公里的土地。 按资历和战功，尹先炳是够格当中将的，至少也是少将保底，可惜因为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1955年从正军级被降职为准军级，并被处以留党察看两年处分，仅得大校军衔。 第三个就是相对不怎么出名的梁金华。 梁金华，1913年6月出生于湖南省汨罗县。1928年3月参加红军，主力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守苏区，任湘鄂赣军区特务大队大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第三支队第五团参谋长。皖南事变中，梁金华所在的老五团被国军伏击，梁金华左突右突，带出了数百人成功突围到皖江根据地。所部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七师五十七团，梁金华任团长。后任皖南支队支队长兼皖南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野六纵十七师师长、二十四军七十一师师长，二十四军副军长。建国后，任第二十四军军长。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接替15军承担上甘岭地区阵地防御任务。曾创造一个连歼灭美军一个连的战绩。24军还出了著名的神射手张桃芳。在金城反击战中，24军于上下甘岭、注字洞一线重创了韩军第九师，将阵地向前推进2公里，是唯一担任金城战役主攻的九兵团部队。 按资历和战功，梁金华是有资格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运气好点可以冲击一下中将。可惜的是，在朝鲜作战期间，所属部队有个别士兵出了事，犯了影响恶劣的政治错误（nuefu），造成了不好的国际影响，上级认定梁金华负有领导责任，从正军级被降为准军级，改任排名最后的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大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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