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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花博会尚在筹备之中，崇明岛上的几位朋友就热情邀请我届时一定要去参观。尤其是临近开园，一位交往多年的好友更为热情，几次在微信上，说，到时她负责安排具体的参观事宜。好意心领了，然而，杂事缠身，实在抽不出时间，不得不抱歉地说，对不起。待时间稍微宽裕些，再考虑到花博会去走一走。 由于工作的缘故， 我对花博会南园（东平森林国家公园）非常熟悉。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东平森林公园（那时还没有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级）刚开园不久，就应邀前去参观。 彼时，我刚从九寨沟采访归来，感觉东平森林公园比九寨沟的植被不遑多让。在一棵高矗如云的银杏树旁，我对同行者说，比起九寨沟好像只少了匹马。在九寨沟的森林边有好多供游客人拍照凹造型的马。在葳蕤的森林里，你可以穿上藏族服装，牵着马站在树旁，假装刚从远处跑马帮归来。彼时，东平森林公园还缺乏此类游览项目，现在想必都填补齐全，而且有所创新了吧。 后来又因工作关系陆续去过几次，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在东平森林公园的知青广场，遇见一位老围垦，他很热心地给我讲述当年他们向大海“捞”土地的故事。 上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当时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对于像上海这样一座大城市来说，解决当地老百姓的吃饭、吃菜问题，是当务之急。、 上海市委、市政府紧急动员全市人民，大规模地围垦崇明以及南汇、宝山、奉贤等地的滩涂荒地，向大海要土地，让荒滩变良田，建设农副产品生产基地。 老围垦当年还是一名小年轻， 1960年10月14日凌晨五点多钟，就在吴淞口登船，等待潮汐。当渡船靠上南门港码头时，已是早上8点钟左右了。大家背着背包，拎着装脸盆的网袋，走了五六个小时才到达驻地。 在长江浅流季节，海水倒灌，围垦滩涂附近的水源都是咸的，为了能喝上几口淡水，人们要从几里地外去挑水。 老围垦当年是一个拖拉机手，他记得那时干活是没日没夜，有时候晚上还要开拖拉机。有一次，因为嘴巴干得不得了，他就到沟里面去捧水喝。第二天早上一看，这水沟沟里全是蛆虫。看了很惊心，后悔、恶心，拍着脑袋责怪自己怎么把这么脏的水都喝下去了。好在那时年轻力壮，喝下去没有碍事。 那时，围垦人都睡在芦苇棚里，将芦苇荡里割下来的芦苇在地上铺厚点就是床。几十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人挤人，每个人都要侧着身体睡觉。睡到半夜，有时候螃蟹也会钻上来。 当年，行走在滩涂上，不是一件易事，滩涂上芦苇的根部非常坚硬和锋利的。那些把鞋子扎烂、把脚板戳破的事时有发生。而在海滩的淤泥里行走，更是难上加难，人一踩上去就陷进去了。有时候烂泥深的地方，整个人都会陷下去，曾经发生过几次参加围垦的人因陷到泥潭里而牺牲的事情。为了安全起见，人行走时要趴在淤泥上，趴着面积大了，就不会陷下去。那不是走路，是在爬着前进。 这位老围垦说，当天灾人祸降临的时候，当年的人们并没有怨天尤人、悲观失望，他们把艰难的围垦作为自己一种光荣责任。 这次崇明大围垦历时半年多，共修筑了46.5公里的江海长堤和6座拦洪大坝。由于当年围垦的机械化程度很低，打的就是人海战役，拼的就是超强的体力和毅力，围垦中最累最苦的活就是挑大堤，全靠一根扁担，两个肩膀，一副泥筐，一担一担挑上去，即便在冬天，冰天雪地照样做。在淤泥地里穿鞋没法走，大家就打赤脚。 修筑堤坝最关键、最紧要的阶段，就是大堤合拢的时刻。老围垦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坝合拢时，筑起人墙搏击风浪的场面。当时风高浪激，投下的草袋土块被风浪卷走时，很多围垦者奋不顾身地跳到水中，筑起人墙，用身体去阻挡浪潮。 历时7个多月的崇明大围垦，有3万多名上海市民参加，共围出土地11万多亩。这片土地上所出产的粮食、蔬菜、肉、鸡，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装进了上海老百姓的米袋子和菜篮子。 1968年开始，大批知青赶赴崇明农场，从此，这块从大海里“捞”出来的土地，进入新的纪元…… 半个世纪过去了，他回忆往事遥想当年，依旧激动不已，说：这片农场的土地，全是我们从大海里围垦出来的。 知青广场上，由一男一女组成的红色雕塑，代表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崇明工作的22万上海知青，无声地向前来参观者叙述那段难忘的历史。 假如，当年崇明大围垦为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那么，今天花博会则是这种宝贵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的传承，演绎着“崇明花博会、花开中国梦”新农村建设新的篇章。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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