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治学也就是做学问，“做”者，从事也，实践也。通俗地说，就是“干”。因此，治学并不神秘，它和种田、开汽车一样。“做”是平凡劳动，但要做好学问，其中却大有学问，这就涉及工作者的素养。
青年同学经常问起，怎样才能学好呢?大学毕业后要达到什么程度呢?这一系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青年应该有哪些读书与故学问的素养。
在短暂的五年大学生活中，抓紧时间求得丰富的知识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自己的科学素养：治学态度、方法、途径和工作能力。其中，治学态度和独立工作能力又是根本之根本，是大学毕业时衡量收获多少之准则。
一、踏实和勤奋
文有文风，学有学风。“风”者，习惯也。学风有学校的学风，也有个人的学风。认真踏实和勤学好问就是科学工作者的正确学风。大学里每位同学应该养成自己具有这种良好的学风。
培养自己的学风，首先应对所从事的事情，大至所开创的学派，小至繁琐的实验，都要有踏实认真的态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真理，绝不能“想当然”。治学的对象既是科学，是客观规律，更不能马虎了事。治学中最忌对知识模棱两可，不懂装懂。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说，自己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就要老老实实地承认不知道，不要自欺欺人。只有这样，才能永远清醒地看到哪些是自己知道的，哪些自己还不知道，才不至于盲目乐观或者悲观丧气，才能求得真知。不知道并不可怕，通过学习就能知道。人生在世，永远有不知道的东西，也永远要学。所以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
“学”的第一步就是“学问”。“学问”者，顾名思义是“一学二问”。“学”，就是要向一切人学，从一切事物中学。向老师学，向同学学；从书本中学，从实践中学。“问”，先要问自己，这是独立思考；然后再求问别人。勤学好问是做学问者应具有的学风。懒学好问和勤学不问都不是治学应有的态度。
在校青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学习成绩优秀者，其中有些同学认真踏实而不善于问，有些同学虽勤学好问但不够踏实，而有些同学则认真踏实、勤学好问二者皆备，也有些则对专业兴趣不浓者；其二是学习一般，其中有基本概念清楚而作业马虎的同学，也有概念不清楚但作业认真踏实的同学；其三是学习成绩差一些．这其中有学习不抓紧不下苦功的同学，也有因基础差或某方面有缺陷，虽用功而成绩差者。在这几类中，概念不清但作业认真踏实者，总会发现不清楚之处，慢慢会清楚起来。学习成绩暂时差一些，但有优良学风的同学，也有发展前途。成绩好的或一般的，但染上不良学风的同学，如果继续下去，将来长期内难以改正，结果害了自己，甚至会害自己一辈子。
成绩和学风哪个重要呢?不言而喻，成绩是暂时的现象，而学风是一生中起作用的长远因素。同时，两者又是密切相关的。学风好者学习绝不会太差。所以，优良的学风应作为每一位青年要求自己的重要标准。
二、能力和方法
人生难过百岁，而人类的知识遗产却浩如烟海，一个人要全部掌握是无能为力的，又何况是在短暂的五年内呢。五年所得到的知识比起一生来，仅仅是个序曲；比起全部的知识来，更是渺小的一角。企图靠大学里获得的知识一劳永逸，自然不行。知识的增长主要靠自学，大学学习只是在一生中为自学打下一点基础而已。所以，大学学习的收获也绝非只在于学了多少知识，更重要的在于是否掌握了一套自学的本领。在校学得再好，如果不会独立学习，也只能保持原来的水平；如果具有自学的能力，就能把人家的知识和经验通过自学化为己有，即使在校学得少点，工作一段时间后，知识也会丰富起来。上述两类人在校虽然从成绩看不出差别来，但一到工作岗位就能分出高低。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应用知识来创造和发展新知识，这一点做得好坏是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的尺度，一个人对科学的贡献绝不是以他知道多少来衡量，而是以他创造了多少来衡量。人家总不是问你知道某某事，而是问你能否做某某事。一个人能力的大小一方面表现在当前的工作能力上，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具有提高工法也会越多，问题也易被发现，成就就会大，越会感到科学不是枯燥无味，而是其乐无穷的。在校青年学生即使成绩差一点，如果深深地爱上了这行以后，一定能赶上来。
要达到“好之者”，除了要深深地爱自己的专业和真正懂得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外，还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要像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至于做一名“乐之者”更是一辈子的事情，是长期艰辛劳动的结果，这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
在工作中和学习中能“入迷”，也要能“出迷”。身体毕竟是本钱，不能迷得连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既不休息，也不锻炼，就会像孔子叹息颜回那样：“不幸短命死矣”。这终究不是一名三好学生。也不要光迷科学而不关心政治，这样容易迷失方向。
在校青年学习任何一门课程，学完后收获大小、学得好坏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你对本课程产生了爱呢，还是感到更厌烦了呢?如果大多数学生都感到热爱这门课程了，说明教师教学成功了，否则就是教师教学失败了。
科学青年一定要深深地爱上自己的专业，成为“乐之者”和“科学迷”，这是自觉劳动的基础，是作出贡献的重要因素之一。
科学并不神秘，创造并非高不可攀，它只是长期努力的结果。治学过程正如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三境界”那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一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二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第三境界)
第一步是说做学问要高瞻远瞩，站得高，看得远，明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要树立攀登科学高峰的壮志，要有伟大的气魄。第二步是勤奋学习，始终坚韧不拔地学习着，只觉得衣带渐宽，自觉消瘦了，人憔悴了。由于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理想，虽然如此，却终不悔。同学们正处于这一步。第三步下了苦功，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后，应用知识进行研究，反复地想、算、做实验，以至千百度，终于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同学们，祖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中，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我国如此重视科学与技术。今天，科学技术是为人民服务的。你们掌握科学技术就意味着人民占领了科学技术阵地。国家给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无比优越的条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并在各方面给予最大的关怀和支持。迅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赶上当今最先进的世界水平是“势所必为”了。有志于科学技术事业的青年们，你们都对科学技术感到极大的兴趣，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奋战终身，乃“心所欲为”。你们年富力强有一颗赤子之心，对人民和国家交给你们的重担，又是力所能及的!我相信你们今天一定能够学好，将来为繁荣祖国科学技术和促进工农业生产作出巨大的贡献。
(本文是20世纪60年代初，严济慈院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所作的报告)
后记 古今中外谈名人读书的出版物浩如烟海，而专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们如何读书与做学问的倒是鲜见。由于院士们都是在科学技术上作出很大贡献的成功人士，研读他们的读书经以及治学之道应该是有些启示与兴味的。
《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既集了院士们亲身经历的读书与做学问的故事，也呈现了他们认为该怎样读书与做学问的感悟。有的院士讲述青少年时代贪婪地阅读了大量看似与日后所从事专业不相关的人文读本的经历；有的侃侃而谈艰难成长程途中没有正常求学机会，只能靠日后持续自学以成才的体验；有的甚至少小淘气，考试屡屡不及格，而一旦懂事便奋起直追而有所作为的故事……
怎样读书与做学问，其实也是怎样求学与治学。求学，既要探讨方法，但又不能限于方法，也应该探讨一下为学之动力，即为什么而学，是为满足兴趣抑或为了日后派点用场?从院士们讲述的故事中兴许能获得一点启示。前辈们的求学之道一般都认为要照顾兴趣，有了兴趣才有克服困难的勇气与毅力，毕竟是学自己所喜欢的学问么。至于怎样治学，也并非仅以简单的方法论来探求，缺乏目标必然失之动力。
求学讲究博，方能立志成才，诚可谓“博学而笃志”；治学讲究严，即善问与深思，“切问而近思”。这两点是古代书院和今日大学求学治学所追求的目标，甚至被有些高校立为校训。
丘成桐先生曾讲过一段很有意味的话：做学问首先要有兴趣，有了兴趣才能发现科学的美，有了兴趣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而梁实秋先生却对学问与趣味特别有思辨，认为：我们在求学时代，应该暂且把趣味放在一旁，耐着性子接受教育的纪律，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实的材料。而学问的趣味，留在将来慢慢享受，一点也不迟。
院士们的讲述，既非文学创作，也非应用性写作，只是兴之所至的自我回顾或有感而发的随笔；不是说教，也没有任何功利。其中不少故事是他们受邀为勉励学生成才而作的科学人文演讲。书中既有他们在一位恩师、一本好书的指点或弓I导下走上科学道路的难忘回忆；也有他们从自身求学与治学之道中，悟出的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与体会……这些有感而发的话语，确实是真情的流泻，既从容真切，又透彻醇厚。
要说明的是，学问的范围何其之广，而人生之旅却如此短暂，可谓人生有涯而学无涯。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尽可能多地继承和发扬人类千百年来所积累的思想财富，其聪明之道便是成为一名多读书读好书的终身学习者。知识更新很快，死守学校中获得的那一点，终会被淘汰。院士们从自身的成长历程已深深地诠释：人的精神风貌的振奋、人的素养的提高、人的气质的高贵、人的创新才能的开凿……总之，人的和谐发展，都有待于人的总体学养的提高，而学养提高的最佳途径恐怕还是好读书。读书不是为了“黄金屋”“颜如玉”，读书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一种享受。只有吸收了古今中外的知识信息与方法技巧，方能使精神不再贫乏，生命不再孤独，毕竟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这也正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院士所朴实表白的：“读书是一切脑力劳动者的基本生活状态，什么时候都离不开书。”
真正的人才，首先应该是一名一辈子爱读书的终生阅读者。毕竟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书籍形式保存下来的，而读书就是享用这些成果，能将其据为已有并再予以创新的最简捷的过程，既陶冶了情操和品格，又成就了一位文明人。因此，读书成了院士们终生的嗜好，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与科研生涯中不可须臾离开的组成部分，几天不读书就会手足无措、寝食不安。这种好读的惯性，使他们浑身舒坦，激发了天性中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开启了科技创新的顿悟与灵感，这就是他们读书的最大收获。
当然，他们会有选择地在书海中选择自己钟爱的书来读。作为一名成功的学者，读什么当然全凭兴趣，他们不会被媒体牵着鼻子，花大量时间去读那些畅销书或时尚书。因为他们明白：只有扎根于人类文明之精神土壤上的人，才是真正的文明人。也就是说，作为成熟的终身阅读者，他们都具有敏锐的思考力、判断力、选择力与鉴赏力，他们会挑选一些较有品位的书来读，甚至专注于阅读经典。他们明白读书并不在于批发知识，而在于提高人格。对照院士成才的轨迹，可以明白，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若没有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以后期盼成才就比较困难了。
从院士讲述的读书故事中我们还发现，他们都花大量时间既读“正书”，也读“闲书”。尤其是读“闲书”能使疲劳的大脑得到积极的休息，常能在不经意间收获“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毕
诚如读书，做学问也是要有些技巧的，但一味追逐技巧而又容易缺失人文内涵，也很容易滑入歪门邪道。本书中，院士们都没有把做学问看作是雕虫小技，在他们所讲述的故事中，往往都呈现出拳拳之心背后的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是指他们所受到的传统文化的陶冶、品行的修炼、全球的眼光、科学的跨界。诚因如此，他们的读书与治学才是这样的工稳，有内涵有品位。毕竟他们的学问之道是在涵养自身的同时，能更好地去赏天地之美而寻万物之理。因此，他们的人生也都充满书卷气，充满大气候；也才能劳而有获，修成正果。不是吗?不少院士埋头学问几十年，人不知而不愠，平心静气地生活在自己的科苑中。可以说，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科学事业上了，尤其是那些搞“两弹一星”的科学家，隐姓埋名，就像入定的修行者，为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皓首穷经，大力协作，严格要求，精益求精，唯独没有半点功利和浮躁，社会对他们有什么评价，全然顾不上了。正因为他们能耐得住寂寞，才成就了大气候。这种为中华崛起，为“两弹一星”修成正果的“定力”，才是一种做学问的自信。这样的故事在本书不少篇目都得到了展现。相信对当下的大众创新和经济转型也应该会有启示。
《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与《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是姊妹篇，后者是整理采访笔记和图片，以第三者的口吻讲述院士为人处世故事的。若以这种方式来采写院士们求学治学的故事，恐怕工作量会大得惊人，且不说许多泰斗级大家都已谢世，无从采访；就是健在的，他们的求学治学方法各异，要能较完整勾勒出这个群体的思想与理念，实在是我们力所难及的。在苦苦思考之际，我们有幸读到了不少院士们关于求学与治学的一些报告、对话、随笔，他们饶有兴趣讲述的生动故事，给我们的编纂带来了柳暗花明。我们相信，采用院士自述文稿理应更有说服力，更真实且生动，而且还能钩沉已故院士当年的精彩思想，使本书涵盖面也更广，还能把求学治学与做人做事相沟通。凡健在的院士，我们将整理好的文稿连同他们的学术简历，都呈院士本人审改确认并授权，而已故院士的文稿尽可能采用二十多年前所选编的院士自述中的相关文字，当年也是经过他们审定的。因此《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与《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应该是相得益彰，能勾画出院士怎样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轮廓。
《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收入了60多位院士近70篇文章，全书以院士姓名的汉语拼音排序。接受出版社内行的建议，从读者方便阅读出发，我们将书稿编成上下两个分册。要在这样两本小册子中道尽院士的求学与治学之道，限于我们的学识和阅读面，肯定是做不到的，至多也是挂一漏万。因此，本书仅作一个“弓I子”，我们恳请有志于传播院士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风貌的读者给予指正，提供选文线索，让本书再版时能收入更多更精彩的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的故事。当然，若能对其中某位院士的话语感兴趣，从而更深入地将他们作为学习、仿效甚至赶超的对象，那就更有意义了。这也许是我们幼稚的奢望吧。
编 者
2016年夏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谈到少时教育，我更是深深地怀念对我进行了儿时启蒙、身为教师的母亲。
抗战期间，我的母亲吴守箴在西南联大文书组任职。那时我常常听她讲到某某知名教授如何放弃了国外安定的优越生活，万里颠簸携带家眷回到战乱中的昆明，来到西南联大“享受”这微薄的“米贴”(学校没经费给教授们发工资，只发给购米补助)。她十分钦佩教授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抗战大后方坚持为国家培养未来的人才。每说到此，母亲总是表现出对他们的爱国精神和高深的学问是那么的敬重!今天想起来，母亲讲这些是在教她的儿子如何做人!母亲是期望我长大也能成为一个有骨气、有学问的人。在联大特有的校风和“联大人”特有的气质的感染与陶冶下，在母亲含辛茹苦的厚望中，当时自己虽然还是贪玩的年龄，高考的目标却“坚定不移”地定位在“清华”了。因为我知道，那是中国学子成才的摇篮。记得那时高三的同学中曾改头换面地传颂着“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清华”的“诗句”，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青年学子追求科学真理的胸怀和志向。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又迂回了北平。高中毕业，为了实现自己追求科学报国的理想，我决心从昆明北上，到千里之外的北京报考清华大学，因为解放初期高考要到学校所在地进行的。从昆明到北京，现在只要三个半小时的飞机航程，可是在60多年前，几千里的路程我与4名同学整整走了15天1 17岁的我，含泪告别了揪着心的母亲，自己背着行李在烧炭的敞篷货车上颠簸了7天。如果遇上雨，在露天的车厢里披着雨衣，行李湿透，饥寒交迫。车轮在云贵高原泥泞崎岖的狭窄山路上艰难地爬行，当我低头看见山谷中时而出现的汽车残骸和尸骨，现在想起来还毛骨悚然!当货车开到广西金城江时，因为可以从这里搭乘火车到北京，我和同行的同学都悲喜地落了泪。
离昆明前，虽然知道在京举目无亲，但对一个有着执著追求的孩子来说，什么困难都抛到了脑后。经过了不少磨难，我们徒步穿过中关村一片片荒野的坟地，终于抵达了梦寐以求的清华学府，当时那兴奋劲头好像已经成了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酷暑天报名参加高考，还得等一个月眼睁睁地盼着发榜，天天得为自己的食宿到处奔波等一道道更严峻的考验等待着我。终于，这一天来到了!当我双手捧着清华大学的正式录取通知书时，我的心反而异常地平静。当晚睡梦中，好像看到的全是母亲期待的眼神和笑容。
在清华大学刚学习了一年，恰遇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我被转到湖光塔影的燕园，在新的北京大学度过了难忘的大学生活。
名师出高徒
我并非高徒，但要成为高徒，名师的“点拨”是非常重要的。
1955年，我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其时恰逢钱学森教授从美国归来，任力学研究所所长。作为实习研究员，我被分配在他直接指导下从事“工程控制论”的研究工作。有这样的大科学家作为导师，我深感幸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钱先生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举办科技培训班，亲自讲授他所开创的《工程控制论》，这是国际科技工程学术界最新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学习班的成员来自北京和外地的科研单位及高等学校(后来听课学员中不少人当上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校长)。钱先生每次讲课后，我的工作之一便是参加整理听课笔记，然后用钢板刻蜡纸，再作为讲义每次印发给听课学员。为此，钱先生每次都审阅并修改我的听课笔记。有时，我也向钱先生直接请教疑难问题，这对于一位初出校门的青年来说机会实在难得，我当然十分珍惜能与科学大师当面讨论科学问题的机会。这期间，我还参加了英文版的《工程控制论》翻译工作。那段时间，通过钱先生对我的直接指导与训练，我的业务进步很快，为以后几十年的科研工作铺垫了厚实的基础。
1982年，作为国家首批派出学者从美国进修归国后，令我感动的是，钱先生为国家的事那么忙，他却很快地找我，以听取我在国外研究模式识别方面取得的成果，并充分地肯定了我的研究方向，这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很快，在钱先生的直接指导下，我开始了对“形象(直感)思维”的探讨及以后的“综合集成、人一机结合”等领域的研究。二十几年来，通过与钱先生在新兴的学科领域共同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工作，我受益最深的是，亲自领会到他以对科学的特有的敏锐和博大精深的知识，始终奋战在科学的最前沿。作为榜样和引导，钱学森这样一位科学大师，对我一生的科研思路的不断升华具有重大的、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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