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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说中，位于海岱地区的远古部落属于东夷，在这个部落里先后出了太昊、少昊、蚩尤、帝喾、羿、舜、皋陶、伯益、句芒、蓐收、夸父等远古帝王和神话人物。太昊是东夷的杰出首领，也是伏羲女娲政权的一位很有作为的帝王，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五天帝之一的东方青帝，太昊执政时期，其活动区域主要在太行山以东和山东半岛的山地，《淮南子、时则训》记载：“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国，东至日出之次，樽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昊，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太昊初都于汶上(今山东济宁市西北)，晚年时迁都于宛丘(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县北。那么在考古中能否找到太昊政权的影子呢？   大汶口文化因1959年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大汶口村大汶口遗址发掘得名，距今约6500年至4500年，主要分布于黄河下游鲁北、鲁西、鲁南、豫东、皖北、苏北等地，影响力波及渤海北岸、辽东半岛等地，与红山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有着长期的密切交流。从年代上分析大汶口的时代基本可以和太昊的年代吻合。大汶口文化的发展所对应的是海岱地区和巢淮地区的融合而形成的东夷部落，焦家遗址出土的玉龟甲和凌家滩出土的玉龟板可以为这个背景给出印证。中国古代有四渎为江、河、淮、济。大汶口文化的扩张和发展可以看成是淮、济两个流域的文化结合，从而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  从考古发掘上来发掘历史，我们可以得出大汶口文化私有制已经确立，一夫一妻制已得到巩固，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阶段。这和太昊的传说相吻合，婚嫁的订立也是伏羲传说中的主要功绩。出土的墓内随葬品悬殊很大，并已出现文字，应是奴隶社会的初级阶段。而且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当时持续向好的自然环境使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聚落群的规模有所扩大，大型中心聚落，遗址面积可以达到四五十万平方米，而小型聚落遗址只有数万甚至数千平方米。成员之间的政治地位和拥有的财富开始出现分化并逐渐加大。  大汶口文化的最重要是价值是它的墓葬形式，其主要表现是贫富差距的出现，贵族墓室的面积和随葬品已经远远的超出平民，10号墓主人是为女性，有棺椁，陪葬品达到200多件，其中一个刻有神秘符号的象牙梳让人第一眼就联想到八卦的图案。  男性墓主M2005，墓室面积超过8平方米，有棺，随葬品超过百件，并有象征着权力的斧钺和财富的牛头及猪下颌骨，还有精美的彩陶和象牙器等，墓主人显然是掌握着政治、军事甚至宗教权力的酋长一类的上层人物。在26号墓里发现的骨雕杯上镶嵌着的绿松石居分析产于湖北山区。这种情况无非两种，一是贸易，二是掠夺(也包括进贡)，不论什么方法，都足以证明当时的大汶口文化的强盛以及影响的面积广大。而且出现的棺椁葬制是华夏墓葬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分墓主人地位的标志，普通人或社会地位不够都是不可以使用棺椁多层葬的。  在泰山北麓的焦家遗址，同属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器上出现了与大汶口遗址相同和相似符号，这可以说明这些符号是两地通用的，他们都认识这些符号，那就不是简单的符号了，这些符号已经带有了文字的特性，是能够传递信息了。  大汶口陶器发达，鸟形陶鬶是代表性器具，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因为陶器的可塑性要远大于玉器，在海岱地区的原始文化中，陶器已经远远超出了日常生活的范畴，出现了很多带有艺术美感的各种器物，以及各种形状的礼祭器物，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在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都可以找到陶制的原型。而且制作手法上可以看出大汶口的陶器制作已经开始使用转轮，转轮的使用不但提高了产量更可以做出薄胎器形，大量蛋壳陶的出现就得益于转轮的使用。在制作材料上已经开始使用高岭土。大汶口还出土了一些陶鼓，也充分说明先民们在音乐、娱乐上的追求。  从考古发掘里寻找，大汶口文化，鸟形图形比较多，尤其是被释义为“昊”字的飞鸟驮日下有山形的图形。传说太昊伏羲氏是八卦的发明者，华夏文化的核心，阴阳太极、八卦、河图、洛书这些代表了中华文明根源，焦家遗址发现的龟甲器与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玉龟玉版已经证明了在济淮巢湖流域文化的传播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太昊的活动区域。龟卜文化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龟策传统，卜算文化也一直延续到近代。历法是建立在天文学和数学基础上的，其天文数术长盛不衰，为八卦、河图、洛书、《归藏》《周易》等形成以及儒家、道家宇宙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宇宙观、辩证法和形而上思维。从各个方面来对比，大汶口文化与传说中的太昊伏羲氏已经极为接近。大汶口文化区很有可能就是太昊领导的东夷初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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