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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昌永的自述： 生活养成我奔跑的惯性 1968年，我出生在四川成都郫县一户普通的农家。这个以豆瓣酱闻名全国的小县城，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散发着阳光下豆子微微发酵的味道。我父亲是一名警察，字写得非常清秀。七岁那年，爸爸就因病去世了。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爸会唱歌又会拉二胡吹笛子，多才多艺。记得我上了大学后回家唱歌给我妈听，她说：你唱得不错，但就是比你爸还是差一点。 爸爸去世后，妈妈一个人承担起家庭所有的负担，记得晒谷子的季节，母亲要把稻谷挑到田里的席子上晾晒。刚一晒上，就下雨了，然后又得收回来。刚收回来，太阳又出来了，又再挑出去，挑出去没几分钟就又下雨了……母亲又累又气，母亲哽咽地跟我讲：我们只能靠你了。 从小生活的磨砺，让我养成了奔跑的惯性。我本不争强好胜，但一直憋着一股子劲，总觉得父亲的在天之灵在看着我，所以我一直不想让父亲失望。内心倔强的我总是独来独往，村口那个形单影只的大喇叭成了我秘密的朋友。喇叭里偶而传出的美妙音符让年幼的我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放学时走在路上，看见鸟儿就唱鸟，看见树就唱树，看见菜唱菜……其实，像我这种“泥腿杆子”对音乐完全是迷茫的，但我知道自己就是喜欢音乐，只有我在唱歌的时候我是忘我的，忘记父亲不在的痛苦，忘记生活不好的烦恼，完全沉浸在音乐当中。 赤脚踏进音乐殿堂 1988年9月的一个雨天，我攥着上海音乐学院发往成都的唯一一张录取通知书，来到了梦中的学府。19岁的我第一次站在了梦想的大门前，由于害怕雨水泡坏妈妈亲手的新鞋，我就赤着脚踏进了音乐之门。 刚进学院时，我傻乎乎的啥都不明白。记得第一次演唱会我高音唱不上去，低音低不下来。唱完之后，专业课老师都不选我，说不知道这个孩子该是男中音还是男高音，于是我急得直哭，只有罗魏老师安慰我。现在我都记得他当时的话——“你干嘛哭呢？你的声音挺好的，是会唱歌的。”他给我打气，“你肯定能唱得出来，将来一定会好的。”就这样，罗魏老师成了我在上海音乐学院的第一位老师，他家的客厅成了我在这个陌生城市，能找到归属感的地方。 在罗老师的精心培育下，我的音域很快从一个八度拓宽到了两个八度，换声也能顺利换过去，低音也低了下去。短短一个学期过去了，我的名字从成绩单的最后一行换到了第一行，并一直保持到研究生毕业。而我也把罗魏老师当成父亲、当成兄长，他让我做的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做，我希望学好专业，不让他失望。 穷小子遇到天使爱人 我上大学的时候还不用交学费，但生活费总是要的，因为学音乐，常常还要买音像资料、演出服、谱子……一个农村家庭，每个月要拿出六七十块钱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我三位姐姐每月轮流给我寄60元当生活费。为了不想别人看到我吃得不好，我常常是最后一个去食堂，肉菜平时一般不吃，只有等到第二天要考试或演出才舍得买一份吃。我没钱买乐谱就用手抄，那时我所有的乐谱都是用手抄的。 常言道“上天给你关闭一扇门，总会给你开一扇窗”，我当时并不知道，正是我从里到外都有点“格格不入”的特殊气质，引起了一个钢琴系女孩的注意。王嘉是比我低一年级钢琴系的学生，由于我们是老乡，语言、口味、话题都比较合得来。后来王嘉发现我生活的窘迫，为了维护我的自尊心，常常匿名汇款给我。当时我收到钱挺意外的，有时候一个星期寄一次，有时候一个星期寄两次，找不着汇款人，退也退不回去。有一次汇款上有一句留言：“去买点肉吧，好好吃几顿！”我才认出了王嘉的字。 等我们确定恋爱关系后，王嘉把我的身世、情况、成长经历都告诉了她父母。她父母也是搞艺术的，觉得我很坚强不容易。所以，他们在经济上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遇见妻子是我这一生的幸运，这种感情，不是用一个爱字可以形容得了的。 将恩师的接力棒传下去 如果说父母给了我生命，那么是我的恩师周小燕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艺术生命。周老师对于我们这些学唱歌的人来讲，就跟神一样高不可攀。记得第一次见到周老师还是大学一年级。有次我在罗魏老师家里吃完饭回学校，迎面就看到周老师。第一次见到她，那么近的距离，心里怦怦直跳。我想打招呼又怕她因为不认识我觉得奇怪，矛盾又犹豫后，就跑掉了。 周老师培养学生不仅是培养声乐技巧，更是培养做人做事。她常说：“如果你内心是暗的脏的，到舞台上要表现一个很干净的人，短时间可以伪装，长时间你是做不出来的。你再热爱的东西，也可能中途会因为受到诱惑坚持不下去。”所以，我也深刻体会到，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有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如同龟兔赛跑，最后成功的，往往是那个天赋并不出众但持之以恒的人。 我一直对教师这个职业是心怀崇敬的。30年来，我从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门之后就再也没出过，这与先贤和我的老师们给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从蔡元培先生，到萧友梅先生，到黄自先生，到贺绿汀先生，到周小燕先生……一辈一辈的旗帜性人物让我对音乐、对艺术充满了崇敬，让我对这份事业充满着感恩，让我对民族音乐的未来充满着希望。我还将继续在发扬中华优秀音乐的这条路上执着地走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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