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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虽则起家于农僧，但其后颇与士大夫论道，从儒臣那里也学到了一点文化知识，对于这种可笑的附会之说似不应信从。因此有人解释说，太祖此举出于武臣们的进谗： 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祸》） 将《孟子》中的话破句读作“士诚，小人也”，这恐怕非武臣所能为。显然此举的根源还在于太祖的文化专制之需，明人笔记恐怕是冤枉了明初的武臣。今有学者考证此事，以为“疑窦甚多，不宜过信”。  ▲开国功臣刘基 明太祖在思想文化上的极端专制，早在“文字之祸”发生之前即已有突出之表现。开国功臣刘基的遭遇便是这种文化专制的结果。过去的学者在谈到刘基所受到的压抑与迫害时，往往将其解释为“淮西地主集团与浙东地主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这其实只是对当时这场斗争的表面现象的一种误解。所谓的“淮西地主集团”，实际上是那些早年追随太祖起事的集团。他们之中虽然也有文臣，但文化水准不高，在士大夫中间并无真正的地位，更谈不上在文坛上的影响，因此他们与朝中的儒臣不一样，他们或更应当称之为政客。而所谓的“浙东地主集团”情形却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大都是元末有影响的士大夫，是文坛的名流甚至领袖。例如其代表人物刘基，史书中说他：“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明史·刘基传》）一代之宗，就是当代文坛的领袖。像刘基这样文武全才的奇人，在与群雄争斗的时候自然是不可多得的倚助，但建国之后这便成了皇权的威胁。当刘基被害后，太祖曾经对刘基之子说道：“他是有分晓的，他每便忌着他。若是那无分晓的呵，他每也不忌他。”（《诚意伯文集》附刘仲《遇恩录》）“他每”这里指的是害死刘基的胡惟庸等人。这是“胡惟庸案”发生后，太祖的一次公开表白。而当胡惟庸这种资历既浅、人品且差的人受重用为丞相的时候，刘基却禄位甚薄，晚年至遭夺禄，惧而留于京师，不敢归乡，以免引起太祖怀疑，乃至忧疾不治，为胡惟庸等进药所毒杀。诚如太祖所说，刘基确是个“有分晓的”，又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也即明初知识分子之领袖，自难免为“他每”所忌，而这“他每”，首先便是太祖本人。 这实在是一种难以解决的矛盾状态，而太祖又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他显然不会像张士诚那样，用谦恭和优礼来对待士大夫，他的办法是用各种手段将士大夫牢牢地控制起来。明初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和制度，也就必然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制定。  ▲宋濂 首先是取士制度。《明史·选举志》称：明代取士之法大略有四种：“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就有明一代来看，取士以科举为主，旁以学校。但是建国之初则曾有荐举盛行，太祖甚至下令停止科举，而专用荐举取士。这种情况是与明初急需有工作经验的人才有关。学校不能速得人才，实行科举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一批不肯与新朝合作的士大夫们的抵制，他们完全可以拒绝参加科举考试。在这种情况下，荐举便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办法。太祖在实行荐举的同时，规定了“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用强迫手段利用旧朝培养的人才来为新朝服务，这应该算是明太祖的一大发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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